简介：在人类早期社会,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主要是宗教、道德和法律,宗教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古代印度和西亚地区,逐步发展起了一批影响力巨大的宗教形态（吠陀教、婆罗门教、佛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这些宗教,不仅形成了信仰体系、组织机构、程序仪式等,而且逐步规范化、法律化,形成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宗教法,成为人类法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后,宗教法虽然日趋衰落,但其影响仍然存在,约束着信徒和相关的世俗居民。本文对宗教法的思想渊源,宗教法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宗教法在人类法律文明史上的地位以及宗教法的前景等进行系统地阐述。

简介：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行的舶来制度，公众认同是其存续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时也是社会资源和力量充分有效参与的前提条件。然而，受重刑和报应传统思想拒斥、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制度设计不健全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普遍偏低。由此导致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严重不足，使其异化为公权力主导的“司法矫正”，从而背离了社区矫正的内在价值和制度初衷。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实现有赖于：引导和改造公众意识，培育现代刑法观念；加快推进社区建设，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完善风险评估机制，提升公众社会安全感。

简介：

简介：中国调解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不同历史时期的调解遵循着不同的理念。在传统中国，调解所遵循的理念就是追求社会和谐，但是。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回避矛盾、压制纠纷的基础上实现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调解的理念在于正视矛盾、强调斗争，并在解决纠纷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当代中国的调解是对传统制度的继承和发扬．以实现社会管理与追求社会和谐为理念，同时也需树立规则意识、实施权利保护、秉持风险负担观念、实现意思自治原则。在认清调解理念之后。我们需要对当前一些偏离调解理念的行为保持充分的警惕，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调解与审判的关系．这关系到中国司法改革的长远发展。

简介：刑法公众认同的法哲学问题是刑法公众认同问题的一个＂高度＂,其可从法之真、法之善和法之美予以先后切入。经由法之真,刑法之真构成刑法公众认同的法哲学前提,其哲学本质是主体客体化,其将＂合规律性＂赋予刑法实践;经由法之善,刑法之善构成刑法公众认同的法哲学实体,其哲学本质是客体主体化,其将＂合目的性＂赋予刑法实践;经由法之美,刑法之美构成刑法公众认同的法哲学升华,其哲学本质是主客双向化,其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赋予刑法实践。刑法之真、刑法之善与刑法之美构成了刑法公众认同的完整法哲学内容,从而能够使得我们获得对刑法公众认同的深刻领会,以最终更加有效地推进刑法实践。

简介：社会由社会观念、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三者构成，三者互动导致社会变迁。此模型解释了三种社会变迁的模式以及相应的合法性。法律制度化是解释社会变迁与法律转型关系的关键。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法律转型应朝着法治方向发展。

简介：以英美法系为重点,并对比欧陆法系的发展对财产权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可以整理出“相对性”与“区分性”两条路径,并剖析出既有法治发达国家财产法绝对—→解构—→重建的曲折演进线索。“财产权”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包含以若干必要要素,以与自身时代阶段变化相适应的否定之否定形式扬弃发展。对于财产权的理解,应是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而不是我们在当前时代截点打开国门时所看到的某一个静态片段。为此,在充分理解西方各国(在自身路径依赖下形成的)既有概念后,还应把握中国发展中压缩的时代过程,对应建立起“财产权”的多元动态概念,根据纠纷类型的时代差异来分别适用,应对我们正在同时经历着的多个时代阶段之叠代发展。

简介：法律的移植,往往表现为法律规则的移植,即移用条文化的规则。其实,徒法不足以自行,因为在规则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文化意涵和社会认同等社会心理支撑因素,这些因素才是规则彰显约束力的内在原因。如何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探寻或培植出规则得以扎根的社会文化心理土壤,这是通过法律移植来建构法治社会国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展开深层次法意教化、培育公民规则意识、养成信守规则习惯,是建构法治社会的必要途径,但都离不开社会文化心理这一中介环节。而这一建构途径又分为外发型与内源型,即强权主导下的威慑与惩罚以及来自个体内心的信赖与认同。

简介：对经济法理念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黑格尔始，人们开始研究“法律理念”，随后“经济法理念”也进入人们的视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理念”左右着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斯密的“市场之手”成为主流思想已长达一百年之久，但在1929-1932年经济大危机之后，“市场之手”逐渐向“囤家之手”过渡，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理论逐渐占了上风，也影响到经济法理念的变化及经济法律政策的变化，进入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两个重要研究趋势对经济法的理念产生了深速影响：一是数量经济学的出现；二是国营企业的经营问题．政府的角色定位逐渐从封经济的直接干预转化为间接干预．经济的全球化，WTO规则下的经济法理念再次发生变迁，经济法理念正在走向全球化。

简介：中国租界法制与中国租界一样,在中国大地上生存了百年时间。在这百年里,它发生过变迁,经历过三个阶段,即产生和初具规模、拓展和成熟、衰落和终结等阶段。引起中国租界法制变迁的主要原因,即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租界与废除租界法制的努力、满足租界自身发展的需求等。为了全面认识中国租界法制的变迁,还需关注与其相关的其它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租界法制变迁对中国近代法制统一性的破坏、与中国国家主权的关联、对中国其它租界和华界法制的影响等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才能对中国租界法制的变迁有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

简介："范式(Paradigm)"这个原本用来表示词形变化的专业术语,在当下的公法学界已经成为一个时尚语词.任何公法研究其实都有意无意地发生于某种范式之中.公法研究范式由一个被假定为有解的公法学难题、一群持有相同学术见解的公法学人、一套获得普遍认同的理论框架、一个或一些得到广泛模仿的代表性范例这四种基本元素共同构成;公法研究范式的确立因遭遇全新公法难题而起,这是一个代表人物全力倡导与其他学者积极响应的过程,往往以权威教科书的问世作为确立标志;为了"追赶"公法实践,公法研究范式需要无休止的变迁,其方式或者是温和的自我修正,或者是"革命性"的转换.

简介：<正>意思自治无论是在传统私法中还是现代私法中,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产生、发展的历史可以折射出整个私法原则的发展史。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意思自治这项极富天才创意的法律原则的变迁和发展的深层动因,以期探索这一重要的私法原则对于建立我国私法制度的意义。

简介："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

简介：从功能上看,心理描写不只具有技巧方面的意义,而且直接体现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中,心理描写在不同时期由于受到具体社会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明显不同的风貌;仔细探究这种差异及其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性有着特殊的启发意义。

简介：文章论证了民事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具有等值性，批驳了某些不合理主张；分析了法律人格内涵的抽象性及其变迁，并对我国法律人格立法进行了评判，提出了完善建议，指出应当承认人身权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让与性。

简介：在法制建设中，文化问题是一个涉及制度精神根据的大问题。但如何确证自我的文化，却是一个难题。一方面，文化的社会性与符号性造成了文化内涵的难以把握以及文化认同的隐含危机；另一方面，因认同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在其边界上存在着时间上的可变动性与空间上的可重叠性。文化共同体的这种特征决定了我们在确证自身文化特性、并因此进行制度建构的问题上必须持审慎的态度和细致的考察。当下，人权可以作为一种共享的文化符号而成为文化认同以及我国法制建设的基础。但是，就人权这一文化符号所赖以伸展的理论基础以及相应的制度实践而言，仍有许多需要严肃面对的课题。

简介：根据传闻证据规则的一般原理，传闻证据原则上不具备可采性，控辩双方不能以传闻证据作为证明己方诉讼主张的根据向法庭提交。但是，如果不允许传闻证据规则有任何例外，也未必合理。例如，将所有证人都传唤到法庭上亲自出庭作证，不仅不大可能得到实现，在许多情况下也没有那个必要。而且，在某些案件中，传闻证据是十分关键的证据，

简介：“天命初知又如何?未成一事枉蹉跎!曾经负笈朝宫阙,终究遮颜着笠蓑。诸子为邻方进酒,百家立说宜高歌。无聊坐望珠江远,壶里春秋去浊波。”此诗是马作武先生于庚寅年秋于岭南康乐园作,摘自先生在《法律史思辨录》一书中的自序。

简介：

简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制定出严厉的法律来反对、打击盗贼。中国古代把叛逆行为归于“盗贼”，盗贼律在立法上被提到重要地位并在制度上从严惩处，尤其是“谋危社稷”中的“谋反”、“谋叛”、“谋大逆”历来是“盗贼”罪的打击重点。从春秋战国时期《法经》对盗贼罪的规定到秦汉时期的“大逆不道”，从北齐时期的“重罪十条”到隋唐时期的“十恶”之条，直至宋代的《盗贼重法》，表明盗贼罪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意义逐渐强化。盗和贼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不仅仅单指一个刑事罪名，而是有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政治需要。考察古代中国盗贼罪的政治意义，对当今刑法建设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