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SIFIs的道德风险、不公平竞争及负外部性等会导致SIFIs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故SIFIs监管制度的核心是平衡SIFIs与非SIFIs、SIFIs与金融消费者、SIFIs与SIFIs管理层、SIFIs与SIFIs股东及债权人、SIFIs母国与东道国等之间的利益冲突。平衡的法律路径是重新调整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以实现金融安全、金融效率与金融公平之间的法价值平衡。危机后的SIFIs监管改革就是围绕上述平衡所进行的规则创新。这些创新启示着我国应基于上述平衡借鉴国际经验完善SIFIs监管制度：确定SIFIs认定规则并课之以特殊义务；扩大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并课以SIFIs金融消费者保护义务；以管理层薪酬控制为重点完善SIFIs的公司治理；以金融市场约束机制为重点完善SIFIs风险防范与处置制度；依据合作与对等原则完善SIFIs国际监管协调制度。

简介：备受关注的案例指导制度已经付诸实践，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发布了多批指导性案例。但是，这些指导性案例却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缺陷，主要包括效力规定不明确、案例类型偏少、法律适用创新性不足和论证说理不够充分等等。指导性案例要进行改进和提升．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前者包括明确效力定位、提供适用的规范流程、增强援引方式和出台奖惩措施，后者主要包括增加论证说理、引入多元法律解释方法、援引多种法律渊源和增加案例类型（尤其是程序法案例）等等。只有针对缺陷进行弥补和改进，指导性案例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最优效果。

简介：在现代行政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传统的法律效力概念已不足以解释变化的现实。通过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效力概念背后蕴藏着“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两个维度。正确性效力只有有或无的区别，有正确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服从；权威性效力可以在程度上区分大小，有权威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尊重。另外，正确性可以区分为正义和拟制正确，权威性则包含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制度权威又可分为绝对制度权威和相对制度权威。正确性效力背后的正确性是一种拟制的正确性，权威性效力背后的权威性则是理论权威与相对制度权威的结合。在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的理论框架之下，对于规则的司法审查应建立起先正确性效力后权威性效力的审查方式。

简介：检察建议具有法律地位的从属性、功能定位的服务性、法律效力的不确定性三大特征。检察建议的动态功能是促进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静态功能是牵引行政自我规制的内在动力，其功能定位也排斥强制力。检察建议立法的前瞻性、功能的有限性、适用的限制性及其落脚点在于自身的可行性而非强制性，要求检察建议的适用回归谦抑性。若赋予强制力使之成为“硬法”，检察建议将违反内在属性，恐怕难以实现其作为“建议”这一特殊监督方式的优越性。

简介：与世界主要国家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相比，嫖宿幼女罪的刑罚不轻。嫖宿幼女罪没有否定幼女性“自愿”的无效性，没有把幼女称为卖淫女，不存在道德歧视和二次伤害问题。嫖宿幼女罪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幼女性权利的格外保护，废除嫖宿幼女罪的根据不成立。

简介：现代国家普遍实行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就职宣誓制度。就职宣誓仪式本质上是宪法规定的权力转移程序,其作为一项宪法实施程序规定在宪法中,具有程序性的价值。庄重和公开的就职宣誓仪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仪式参与者和公众对权力转移的认同感,强调国家权力行使者角色的成功转换。就职宣誓制度赋予权力转移的合法性,对国家权力转移具有规制性价值,承担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功能。

简介：摘要：企业最基本的产品法律义务是生产或销售合格的产品，产品责任是保障这一基本法律义务得以实现的制度设计。随着企业在社会活动中地位的扩张，产品责任除了传统理论认定的民事责任性质外，还应具有“社会责任”的属性，因为企业承担的产品法律义务更多的是对消费者群体的义务，往往不是仅仅针对个别消费者。通过对企业“私性”和“社会性”的分析，对产品责任的进行了“社会性”理论基础探讨与实证研究，为我国产品责任提出了法律制度层面的一些完善建议。

简介：<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曾经离寻常百姓十分遥远的核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核技术、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在工业和社会生活中的运用越来越普遍。陕西省也是核技术应用大省之一,境内有核反应堆、铀矿冶炼、放射性废物库等各类核设施,拥有全国唯一的中子发生器生产厂、核反应堆燃料专用管材生产厂和最大的核仪器生产厂。全省放射

简介：2007年《物权法》并未规定居住权，致使实践中出现的案件只能以债权来处理。然而，居住权债权化的处理结果并不能为居住权人提供充分的保障，也未能忠实地执行所有权人的意志，有违私法自治理念。居住权之物权法定化，不仅能使其获得对世效力，也体现了民法的人文精神，因而不论从民法理论还是从实践需要来看，居住权回归传统人役权无疑都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简介：权利对权力体制的构建是现代国家的逻辑起点，也是权力行使的边界。以社会契约论为核心，通过权利让渡、防御救济、刑罚目的等方面可看出诱惑侦查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皆具正当性。当然，作为“必要的恶”，符合必要性标准、比例标准、意志自由标准和法定程序标准是其正当适用的应有之义。

简介：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某些刑事案件由于媒体的报道迅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形成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印象。然而，无论是通过社会舆论表现出来的“民情”还是“民愤”，都是法官在量刑过程中应当考虑的民意。文章通过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法理和司法实践的角度阐明了民意作为量刑依据的正当性，提出这种民意应当是普通民众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前提下根据朴素的正义观念、善恶标准和道德情感对被告人应当如何接受刑事惩罚所形成的意见。文章提出，合理的民意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特征：为“公益”而非“私益”；为“公意”而非“众意”；为“常情”而非“矫情”。

简介：按照一般地域管辖原则,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然而,这种审判方式存在着一些无法摆脱的弊端,如司法地方化、行政干预等问题。我国部分法院从行政诉讼异地管辖着手,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实现行政审判组织的良性运行,促进司法公正。考察行政审判组织的运行困境,通过研究其运行现状,以及部分法院对于行政诉讼异地管辖的探索,对行政诉讼异地管辖制度进行利弊分析,并提出我国行政诉讼异地管辖与行政审判组织运行改革的制度改良举措。

简介：国企改革不能盲目追求民营化，关键要厘清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我国国有企业分公益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对于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分类监管。竞争性国有企业存在政企不分、垄断等很多问题，对其进行市场化改革是渐进改革的权宜之计。国企改革要通过法律程序逐步推进，以实现改革目标。

简介：面对日益复杂的行政事务，传统行政法学研究体系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现代行政法学寻求变革的一种体现便是规制理论。规制理论需坚持传统严格法律拘束及法律形式学说的解释方法。当前户外广告规制领域，一些政府的规制方式看似运用了规制理论对社会资源进行了合理化配置，实则无法经受诸多合法性的非难。公、私阵地上的户外广告发布经营权并不相同．私人阵地上的户外广告发布经营权本身是以私法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所构建的权利束。户外广告管理的规范模式应当区分此二者，除对公共阵地进行行政特许之外，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对户外广告市场的监管。作为规制理论运用的前提，合法性的论证需要超出行政法的范围，放眼于更广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全面彻底的审查。惟此，规制理论才能在维护体系之完整的前提下，去探讨最佳的决策方案。

简介：嫖宿幼女罪从其设立之初到现在，经过十余年的司法检验，该罪不仅造成立法的自相矛盾，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而且不能起到保护幼女身心健康的作用；所谓“嫖宿幼女”的行为可以通过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进行规制。虽然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的司法处理具有适法性，但是该罪在立法上不具有合理性且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简介：就业难,女性就业更难,而法学专业连续三年作为红牌就业警告的专业,女性法律人就业更是问题。通过以华东政法大学女硕士研究生为基础,对2013年上海市新录用公务员数据分析,调查目前女性法律人的职业意向——过于集中于公务员系统,分析择业职业中存在的问题：家庭牵绊过多,岗位需求不对口,实务操作能力欠缺等。结合走访调研的11家单位,总结出女性法律人提升能力的路径：端正择业观,扩宽择业面;提升各种能力,即：专业理论知识,交叉学科知识,实际操作技能,办公操作技能,个人修养素质,职业生涯规划。

简介：2013年《民事诉讼事法》第55条规定了公益诉讼，可是，从诉讼标的的角度，“公共利益”在实体法中的阙如成为公益诉讼正当性的一种阻遏，那么，在以权利而非利益方可启动诉讼的前提下，只有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利化描述才是根本出路。在求证出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之后，诉讼担当是成为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最佳理论依据，但是，检察机关承接的只能是公益诉讼形式上的权利，而实体权利仍归真正权利人。

简介：在我国环保部和保监会相关指导意见的推动下，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试点在全国高污染风险行业纷纷展开。基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以及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了目前我国开展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宜采用s0策略和WO策略。

简介：我国刑法关于行贿犯罪单一式构成要件的配置，激励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竞争者以行贿的方式超越商业强者并抢占市场。市场主体双方均选择行贿是行贿犯罪单一式构成要件配置博弈分析后的纳什均衡。通过形式博弈分析后的行贿犯罪复合式构成要件配置，能够保证并充分体现刑法规范对市场主体经济利益选择的制约，整体上降低了刑事处罚的规范起点，减轻控制行贿犯罪发生率的制度压力。博弈模型的规范比较和模拟运行结论，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配置的模式选择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和经济学上的依据。

简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应该理解为“获取的违法性而非获取手段的违法性”，获取的违法性包括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并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未经授权“擅入”或超越权限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及采用其他技术手段非法获取数据三种形态。本罪中的“获取”不但包括对数据通过拷贝等方式的控制、占有，还包括对相关数据的得知，应根据具体案情来确定其含义。本罪中的数据不包括数据化的权利，虚拟财产，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数据，网络信号资源及数据化的商业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