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取得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所有权并给予公平补偿的行为。合法的土地征收行为应当具备公共利益的目的、补偿合理性、程序正当性等要件。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是国家行使土地征收权的前提，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让渡的唯一正当理由，也是判断土地征收行为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实现公共利益，有利于控制土地征收行为，保护我国有限的农用土地资源，防止土地征收权的滥用以及公共权力向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扩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土地征收仅限于行政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在给予农民集体和个人补偿后，强制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以及对农民房屋等土地附着物的拆迁等行政行为。开发商基于商业目的对土地权利的买卖和拆迁，牵涉到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不在土地征收范围之列。

简介：社会整体利益因事关人类社会整体生存和发展而成为所有法律部门共同维护的对象,但不同法律部门在法律体系中的具体功能有别,其各自对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路径也有异。基于市场失灵有损社会整体利益、国家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有效途径等认知,国家制定经济法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为旨在克服市场失灵的国家干预提供法律手段和制度框架,并通过在经济法的法益结构中作出凸显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安排,最终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简介：被破坏性膜拜团体精神控制受害者的心理成长工作，在西方国家被一些学者称为“脱教”，这个过程是一个人心理成长的重要阶段。成长是人一生的课题，一个人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觉醒和努力，拒绝成长单靠外界的压力，是很难实现成长的。因此，这是一项涉及许多方面、非常艰难的工作。这里仅从完善家庭支持系统与被破坏性膜拜团体精神控制受害者的心理成长的角度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简介：在德国,因为债法改革使原来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调整范畴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进入了法典总则的框架,所以尽管精神损害赔偿规则依据现第253条而被严格地限制了适用范围,但是财产侵害也可能因法律的特别规定或者约定等通过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而被救济。在我国,尽管《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等并未明确拒绝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在财害侵害领域的适用,但是以最高法院为主导的我国司法实践却对此予以严格的限制,它严格区分合同领域和侵权领域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范围。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在财产侵害中的适用被原则性地排除掉了。两国法律实践在该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的原因在于,前者适用扩张解释的方法小心翼翼的在既有法律体系的逻辑框架内保持了法典对现实生活的适当开放并对受害人提供了充分的救济,而后者在适用限缩解释的方法时却未充分顾及既有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因此,即使从功能主义分析的立场出发从而发现两者在最终的调整结果上可能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结果的趋同性却不能说明违反法律体系内在逻辑的法律适用本身的正当性。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国家生产生活有了长足发展，社会进步得到全面提升。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作为人类极具普世价值的私权保障与私权优先理念逐步为国人所接受，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四条从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再次为私权保障与私权优先理念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从社会客观性的另一面来看，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尤其是文革的影响，我国长期存在一个错误观念，即“国家利益大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因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成了调整公权与私权关系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