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片面合意的共同犯罪也称片面典犯,或称为单向共犯是指共同行为人的行为总和造成了某一犯罪结果,但共同行为人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通谋,而只有共同行为人的一方有与另一方共同犯罪的故意,相应的对方无共同犯罪的认识。在这种犯罪形式中,有共同犯罪故意者,成为单方的共同犯罪人。

简介：纵观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分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中的大多数条文，其规定的犯罪都是以一个人犯一个既遂罪为标准而加以规定的，这一部分犯罪如果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话，就称为任意的共同犯罪。它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个人单独能够实行的犯罪(又称单独犯)，由二人以上共同实行因而构成的共同犯罪，行为人

简介：犯罪构成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适用于一切犯罪行为.共同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在犯罪构成上具有自己的特性,表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理论只有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以共同犯罪的修正的犯罪构成,来认识和理解共同犯罪,才能为共犯的定罪量刑提供科学根据.

简介：由于共同犯罪中本人犯罪与他人犯罪密不可分，因此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人犯罪后揭发同案犯的行为是否构成立功，关键看犯罪人揭发的是否是同案共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对此的判定，应根据犯罪人的交代是否超过了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作为共同犯罪人自己的罪行内容之一的同案犯的共同的犯罪行为，仅限于犯罪人所知的同案犯及行为的范围之内，亦即不排除共同犯罪人即使揭发同案犯共同的犯罪行为，也会因已超过自己罪行的范围，而应以立功认定的情形。

简介：在共同犯罪中有关犯罪人的身份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之一,我国刑法理论上对此的观点林林总总,难以形成一致的看法.本文主要对争议较大,影响共同犯罪成立的纯正身份犯、不纯正身份犯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研究中提出了法律身份与自然身份在具体案件中的理解,并对受身份影响犯罪的法律性质和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

简介：<正>我国古代法律很早就有共同犯罪的规定,较完整的概念如晋张斐“律表”所云:“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三人谓之群,制众建计谓之率.”《唐律疏议》也说:“共犯罪者,谓二人以上共犯.”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古代法律中的共同犯罪划分为不同的形式:〈一〉一人就能单独实行的任意共同犯罪和必须有数人才能实行的必要共同犯罪.前者如盗窃罪,后者如谋反、谋大逆等罪名;〈二〉事前无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前有通谋的共同犯罪.如秦律规定的:“夫盗三百钱,告妻,妻与共饮食之.何以论妻?非前谋也,当为收;其前谋,同罪”;

简介：由于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取消了明确规定受贿共同犯罪的条文，因而理论上对受贿共同犯罪是否继续存在产生了认识分歧。考察受贿罪的立法沿革，结合刑法理论和“两高”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熙，可以得出受贿共同犯罪依然存在的结论。构成受贿共同犯罪不仅要求共同故意也要有共同行为。这种混合主体的共同犯罪在形式上既有共同实行犯，也有教唆犯和帮助犯。受贿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与介绍贿赂罪之间具有明显界限，实践中认定受贿共同犯罪必须区别对待。

简介：所谓身份犯是指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求自然具备特殊身份或者刑罚的加重减轻以具有特殊身份为前提,理论中身份犯包括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真正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在这种情况,行为人只有具备特殊身份才构成犯罪,例如刑讯逼供罪主体必须是司法工作人员。而不真正身份犯是指特殊身份对犯罪的定性不产生影响,只对量刑有影响,在这种情况无论行为人是否具备特殊身份均不影响犯罪成立,例如诬告陷害罪无论行为人是否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身份不影响犯罪成立,但是该身份是从重处罚的依据。

简介：

简介：以共同犯罪的本质为出发点,分析与其相关的三种学说,即犯罪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不同学说的支持人都会竭力维护自己所支持的学说,并指出其它学说所存在的不足。但事实上各种学说之间都存在可以借鉴的地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犯罪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之间是存在一个单向过渡性质的阶梯关系的。即在共同犯罪的认定上,三种学说的适用只能依次由犯罪共同说过渡到行为共同说,换言之,可以适用行为共同说去肯定犯罪共同说得出的共同犯罪成立的结论,却不能用犯罪共同说去否定运用行为共同说所得出的成立共同犯罪的结论。

简介：共同犯罪是一种传统的犯罪形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问题法律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司法解释也基本上没有涉及。虽然学界对此有所探讨，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形成通说。本文对单位与内部人员能否成立共同犯罪问题以及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等共同犯罪中几个新的问题作了深入探究，得出自己的结论。

简介：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问题是刑法共犯理论的难点之一。研究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问题，目的是为了明确刑事责任的归属。在分配刑事责任的时候，应该从共犯的主观意志出发，以其对超出共谋之罪范围的过限行为所持主观态度如何来确定是否属于共犯过限。应根据共同犯罪人的分工不同，按组织犯、实行犯、帮助犯和教唆犯的分类对实行过限的认定进行详细考察。

简介：我国共同犯罪的立法体例，形式上既不同于单一正犯体系，也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存在明显差异，对于其本质，理论上存在单一正犯体系与双层次正犯·共犯区分体系的争议。以共同犯罪体系的本质特征为基点进行考察，发现上述争议观点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根本上都属于单一正犯体系。鉴于单一正犯体系所面临的一系列难以合理解决的重大疑问，应将我国的共同犯罪体系归属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至于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形式上的差异，则需要通过解释论的建构来消解。

简介：单纯就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而言，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共同过失犯罪，但在实践中，共同过失犯罪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确立共同过失犯罪理论是完全必要的。根据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条件，可将共同过失犯罪限定在共同过失正犯的范围内，并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的规定展开分析论证。

简介：对于共同犯罪人进行怎样的分类,这是由一国的刑法传承所决定并与其刑法文化相联系的。混合型分类方法在共同犯罪人分类这一简单但充满逻辑挑战的问题上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冲突。通过证伪方法可以彻底否定那种分工形式用来认定犯罪的错误观点。作用地位分类方法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能够较好地评价各共同犯罪人在同一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此较好地评定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从而为恰当地解决各个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轻重奠定基础。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规定中可以看出,正犯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正犯就是实行犯;第二,正犯就是主犯。但在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的主犯地位并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我国刑法有从犯但无帮助犯的规定。所以在中国刑法中研究帮助犯的概念还缺乏法律依据,在中国刑法学上谈及帮助犯的概念并没有必要,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引入帮助犯的概念也没有意义。

简介：目前，刑法学界对单位犯罪的概念、构成条件、处罚等问题皆作了较为深入、成熟的探讨，但对单位共同犯罪的某些问题则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对单位共同犯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重点、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简介：保险诈骗共同犯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问题丛生。在很多案件中，无身份者往往对于制造保险事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分别定罪，则会导致身份、作用的相互渗透性在定罪量刑过程中被忽略。《刑法》第198条第4款仅是提示性规定，并非对共同犯罪一般规定的修改。这一认识维护了刑法体系性、协调性，且不影响其他金融诈骗犯罪的共同犯罪的判断，更避免了司法者在罪名判断上陷于困惑。“对结果之原因的支配”理论把握了身份犯的实质，有益于解决正犯中的判断及认定问题。在保险诈骗犯罪中，无身份者如果仅仅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则只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帮助犯。

简介：<正>共同犯罪中,只有多个被告人多次稳定一致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能否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司法实践中,各地由于认识不一,执法偏差较大,有的认为:虽有多个被告人多次稳定一致的供述,但归根到底还只是“被告人供述”,没有相应的证人

简介：透视现已查处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案件，“家庭型”共同犯罪已经成为当前受贿犯罪的一个新动向，特别是在高级国家干部受贿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成克杰、张德元等案件。“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由于犯罪主体关系的特殊性，它比普通的共同受贿犯罪更具复杂性，特别是在实践中对刑法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共同犯罪理论的具体应用尚存争议，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具有共同受贿行为和共同受贿故意，已成为当前困惑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求有裨于司法实务。

简介：所谓混合主体共同经济犯罪,是指有身份主体和无身份主体共同实施经济犯罪的情况。例如,国家工作人员伙同社会闲散人员共同盗窃由自己保管的公共财物。对混合主体共同经济犯罪的定罪问题,我国刑学界有不同看法。笔者试图先阐述混合主体共同经济犯罪定罪的理论前提,并对有关共同犯罪定罪的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混合主体共同经济犯罪定罪的问题的解决方法,以期对这一问题能有更深刻的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