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的适用现状，反映出相应技术手段与司法程序尚未达到相互理解的和谐状态，司法面临如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问题。司法与技术的关系从分立走向耦合，促进了两者的互动和理解。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与直接言词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作为解决证人出庭困难的特殊作证手段之本质，并且通过网络技术与直接言词原则的调适，使其正当性得以充实。对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不论是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都不是问题的实质，明确该作证手段的理念和运用规则才是司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在适用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时，应坚持有限利用、当事人选择、诉讼辅导、交叉互补等规则，以突出普通作证手段之补充的地位，追求该作证手段应用的适度性。

简介：目前，我国保障房可分为产权型保障房和租赁型保障房，现有立法重点关注保障房的分配，却忽视其退出及交易，这是制约保障房制度顺利实施的症结所在，构建公平、合理的退出机制是使保障房回归“公共产品”价值属性之保证。在分析保障房退出机制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制定统一的保障房退出事由和采取多元化的退出措施；重塑产权型保障房的物权属性、建立政府回购体系并推行其交易的“内部循环”；同时，构建保障房的长效监控机制作为相应的配套措施。

简介：我国刑法中的“组织型犯罪”罪名共计有15个，分布于刑法分则的四章中，以罪名带有“组织”为标志，“组织对象”具有特定性。“组织型犯罪”与“有组织犯罪”存在包容与交叉两方面关系。应将我国的“组织型犯罪”重新构建为“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罪”、“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组织、领导邪教组织罪”等罪名，而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则需要修改完善。

简介：亲属免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亲属身份，依法享有的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对刑诉中亲属免证权进行了规定。亲属免证权的制度构建是国家进行多种利益权衡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国家对家庭关系维系之重视与刑法的谦抑制品格，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的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讧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简介：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新增了环评区域限批制度的一般规则。此次立法是自2006年我国首次使用该项行政措施以来、继2008年修订《水污染防治法》和2009年制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后，在环境法领域的又一次有益探索。环评区域限批是指当某一地区出现超过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未完成国家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的情况时，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作出暂停审批其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行政措施。环评区域限批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而非行政处罚。应尽快修改《环境影响评价法》，详细规定环评区域限批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启动程序、措施决定主体、适用期限、行政执行手段、解除条件、验收评估、解除程序、解除决定主体、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监督措施和法律责任等规则，并重点配套规定“拒绝受理”的例外情形和“暂停审批”的许可中止情形，以符合《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

简介：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已成必然趋势，但注册制并不等于不进行实质审核。合规审核本身包含有实质审核的内容，而且，证监会不能对持续盈利能力等商业判断事项作出判断是一种误解。中国实行注册制后，证监会的权力会发生结构性重整。注册制并不意味着“权力型”证监会的完全隐退，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证监会。

简介：2014年3月28日，广东警官学院副院长夏蔚、科研处处长陈普宪等向广东警官学院法医昆虫学研究所、应急指挥与谈判研究所、警务心理研究所、物证科学研究所、信息侦查研究所、公安应用语言研究所等六所新研究机构负责人授牌，一批新研究机构正式成立。在授牌仪式上，夏蔚副院长对研究机构提出三点希望：

简介：<正>长武县位于关中西部,地处陕西、甘肃"两省",咸阳、庆阳、平凉"三市",灵台、泾川、宁县、正宁、彬县"五县"交界地带,东接大关中,西通大西北,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素有"三秦屏障"、"秦陇门户"、"丝路码头"之称,被誉为"果乡煤城"。全县总面积567平方公里,辖9镇2个社区160个行政村,总人口18万,耕地面积45万亩,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关中天水经济区节点城市和陕甘宁革命老区县,属六盘山连片特困地区。近年来,长武县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围绕"建设陕西强县、富裕长武百姓"的目标,紧扣转型发展这一主

简介：凯洛案后，美国联邦政府和大部分州政府通过立法与司法等活动，来限制经济发展型征收活动，以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免受国家征收权的侵犯。但由于经济发展型征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此类征收在美国仍大量存在。这种矛盾现象主要是由美国社会对经济发展型征收的担忧与经济发展型征收的客观需要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我国目前也存在类似的矛盾,因此，需要比较我国与关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同与差异之处，确定我国经济发展型征收的要求,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免受不当征收的侵犯。

简介：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已近一年，其中，作为一项新制度，第182条第2款规定的刑事庭审庭前会议程序，在司法实践具体贯彻执行过程中渐渐体现出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但同时也凸显出一些问题。以检察机关的视野为出发点，通过对庭前会议程序适用的司法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庭前会议程序的一些方法，以期能够对庭前会议程序的进一步科学构建及制度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简介：逮捕必要性审查是审查逮捕工作中的一项重点，由于其本身的模糊性、伸缩性等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内在扩张的趋势，存在裁量的选择空间。实践中存在构罪即捕、逮捕必要性审查过于随意以及被滥用等的情形，因此规范逮捕必要性审查裁量权有利于贯彻少捕、慎捕的刑事政策，防止逮捕权力异化等的现实意义。文章从加强逮捕必要性证据提供、提高审查公开性及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等方面来加以规范逮捕必要性审查。

简介：伴随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标准作为知识经济的典型代表,日益成为经营者实施垄断的重要工具.加入WTO之后,中国市场上技术标准垄断问题凸显,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技术标准垄断危害严重,推进并强化中国技术标准垄断的法律规制具有重要性与紧迫性.从技术标准垄断的实质是经营者凭借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控制市场、危害竞争这一基本点出发,系统构建中国技术标准垄断法律规制制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同等对待、分类规制、合理分析、利弊权衡等规制原则,状态规制与行为规制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以及技术标准垄断中具体行为反竞争性审查的方法等,则构成中国技术标准垄断法律规制制度的核心内容,对有效规制中国的技术标准垄断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作为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代孕在道德、宗教、伦理、法律等方面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世界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对此态度不一。本文从分析各国有关代孕的法律规制入手，比较考察了美国诸州、欧盟各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而从技术主义角度总结代孕的法律框架与模式。最后本文还对我国有关代孕的法律规定作出考察并提出参考建议。

简介：按照一般地域管辖原则,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然而,这种审判方式存在着一些无法摆脱的弊端,如司法地方化、行政干预等问题。我国部分法院从行政诉讼异地管辖着手,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实现行政审判组织的良性运行,促进司法公正。考察行政审判组织的运行困境,通过研究其运行现状,以及部分法院对于行政诉讼异地管辖的探索,对行政诉讼异地管辖制度进行利弊分析,并提出我国行政诉讼异地管辖与行政审判组织运行改革的制度改良举措。

简介：备受关注的案例指导制度已经付诸实践，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发布了多批指导性案例。但是，这些指导性案例却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缺陷，主要包括效力规定不明确、案例类型偏少、法律适用创新性不足和论证说理不够充分等等。指导性案例要进行改进和提升．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前者包括明确效力定位、提供适用的规范流程、增强援引方式和出台奖惩措施，后者主要包括增加论证说理、引入多元法律解释方法、援引多种法律渊源和增加案例类型（尤其是程序法案例）等等。只有针对缺陷进行弥补和改进，指导性案例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最优效果。

简介：双规在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成为反贪案件强制措施的等功能替代物。此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反贪案件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证据、法律处遇的差异性，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基础结构能力的软弱和刑事法总体性的不足。刑事政策与检察院自身的考量也与之具有部分因果性。未充分关注到此制度结构导致了开一的刑事侦查互法设计，从而形成事实上对侦查的管制，双规由此作为非正式程序弥合了侦查力不足。挣脱此境地的根源在于基础结构能力的增强和刑事法总体性的改变。否则，即使刑事政策等因素被消除，侦查能力不足之功能需要也会不断催生新的非正式程序。

简介：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是减缓气候变化的一项最新技术。CCS在减排二氧化碳上具有巨大优势，主要发达国家积极采用该技术，并已取得了一些成功。在看到CCS优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固有风险。CCS既有全球性风险，也有地方性风险；前者涉及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后者则要运用国内法予以防范和化解。为了缓释这些风险，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CCS技术法律制度，其在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等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了解和借鉴。我国CCS技术法律制度的构建，应当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寻找路径。宏观上，我国不仅应当制定CCS的专门法律，而且应当明确CCS的监管体制。微观上，事前应当落实风险评估、设定行政许可和加强场地管理；事后应当明确责任制度、确立应急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通过实施以上路径，以期构建一个全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CCS技术法律制度。

简介：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对于检察机关适用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做以明确规定，但是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通过以与国外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比较研究为视角，在借鉴国外关于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法律规定和侦查实践的基础上，应注意四个平衡点的把握：首先，在基本概念方面应做到对于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内涵外延的明确；其次，在实体审查方面应注重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条件的严格；再次，在执行程序方面应确保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过程的正当；最后，在公民权利方面应保障公民私人权利救济的实现，从而以求最大限度地达到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与人权保障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