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明确强制执行的基本定位,有助于保持理论的清醒,纠正实践的偏差。强制执行作为公力救济而非私力救济,由国家及其代表机关垄断执行权,规范执行、透明执行为其基本原则,并需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案外人提供针对该公力救济的救济。强制执行的功能是实现权利而非确认权利,当奉效率为第一价值追求,高效执行亦是其基本原则,执行程序理应简洁明快;应忠实于执行依据开展执行活动,原则上不得无依据执行或自造依据执行。强制执行属于司法行为而非行政行为,执行权的配置需以'法官主导执行'为中心,执行人员应当坚守司法中立原则。强制执行乃是个别执行而非概括执行,不宜由执行法院主持类似破产清算的财产分配;概括执行优先于个别执行,但现行的'执行转破产'制度缺乏实效性,应予重新审视。强制执行是公私融合的法律制度而非单纯的公法制度,在公法程序中实行一定程度私法自治的执行和解制度乃理所当然,不能因实践中出现滥用现象而否定该制度的正当性;合意执行制度亦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

简介：近年来,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检察院认真落实省、市检察机关关于服务非公经济发展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检察工作职能,从实际出发,创新方法,强化责任,狠抓落实,为全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是依法维护非公经济发展的良好发展环境.立足辖区内非公经济繁盛、市场群密集、社会治安复杂的特点,充分发挥批捕、起诉职能,严厉打击各种干扰破坏非公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犯罪以及企业内部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为非公经济发展营造稳定有序的环境.

简介：当前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中存在私权救济倾向。背离了检察机关对公权进行监督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属性。解决这一倾向，本文认为应从立法、司法等方面重新审视现有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制度，促使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职能真正回归其应有的公权监督定位，在民事诉讼框架内坚守检察机关公益本色，从而推动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身份回归。

简介：在中国刑法学日益体系化、精细化的时代,数额犯之数额的犯罪论体系定位问题,角度虽小但至关重要而学界又观点不一。数额之客观处罚条件说由于走向了使数额脱离主观认识、明显违背责任主义的极端,而无法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数额之构成要件要素说不能使作为舶来理论的教义学方法与我国刑法具体规定有效结合,对于解决中国刑法语境下的具体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数额之可罚的违法性说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得心应手,为数额之体系定位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方案,但尚需进一步对其进行论证。处理该问题的思路是：引鉴日本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藤木实质处理构成要件说为原则,在数额犯的情况下例外采取佐伯说形式看待构成要件的观点。如此,既以教义学方法为依托,对传统阶层体系及理论做出轻微调整、本土改造,又实现了以中国刑法具体规定为背景的教义学知识的重构,最终达到数额之阶层犯罪论体系定位的逻辑自洽以及功能自足。

简介：公安部门的基层基础工作都是围绕着情报信息工作进行的,但是,目前我国情报信息工作的现状仍不容乐观,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缺陷。因此,公安院校必须要致力于培养公安院校学生获取情报信息的工作能力。本文通过对公安部门日常工作方式的调查,以及深入了解了情报信息工作在其工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我国公安院校学生情报信息工作能力的培养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期能够对公安院校的建设发展尽到微薄之力。

简介：一直以来,国有企业以其管理独特的经营模式、产权构成,在市场经济中进行经营管理,通过民事法律关系实现其特殊的公共性职能,在民事主体中占据一定地位。厘清国有企业民事主体性质问题,对于编撰民法典过程中的民事主体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简介：上海自贸区的法治建设并不是要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之内重新打造一座'自说自话'的'司法离岛',而必须是一个能够'再嵌入'中国经济、政治生活的'司法前哨'。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将同样内在于人民司法传统中的'开放与参与'纳入全球化的法治视野中来,并借此塑造一种超越意识形态隔阂的司法公共面相;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将上海自贸区建设成为能够赢得资本信任的顶级国际金融中心。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在德日刑法中,根据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行为通常只要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就成立犯罪,就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对行为的量没有要求,即不存在罪量要素的规定。[1]与此同时,我国刑事立法上却采用了特色鲜明的罪量规定,比如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造成严重后果',以及滥用职权罪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关于数额的规定。陈兴良教授指出:'数额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为常见的罪量要素。'[2]

简介：引言2016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大法官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促进法治政府如期建成是当前行政审判工作的重要使命。行政审判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杠杆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支点，影响执政党的根基，关系执政党的形象。行政争议化解到位，就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反之，则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2016年，既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