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研究对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中的谣言进行分析,认为在突发灾难事件发生时,当有关灾难事件的核心信息缺失时,主流媒体、网络媒体与自媒体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谣言的传播,从而产生干扰社会生活秩序,诱发公众的心理焦虑与恐慌,误导政府的决策与行动,增加灾难事件处理成本等诸多问题。国家需要从法律完善、信息公开、谣言预警、公众教育等多种策略入手,提高突发灾难事件中的谣言预警与治理能力。

简介：银行ATM机频出假币事件引发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危机。持卡人举证责任范围、银行交易安全保证职责都涉及双方切身利益。对于该事件法律关系划分是合同、侵权还是消法维权等问题，关系持卡人交易损失原则适用。应建立持卡人交易损失的救助机制，最大限度地保护持卡人利益。

简介：“武疯子”是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武疯子”暴力行为对社会危害性大，开展“武疯子”事件武力控制专项教学意义重大。对“武疯子”闹事特征、“武疯子”闹事武力控制特征、警察处置“武疯子”闹事能力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公安院校武力控制专项教学的科学训练板块、科学训练流程和明确教官分工和组织实施任务尤为重要。

简介：厦门PX事件之后,“PX”成为全民敏感词,民众闻PX而色变。在PX事件中,部分地方政府往往以民众不懂科学而绕过民意上马项目,而民众则认为政府隐瞒项目忽视民意。PX项目作为公共决策,本应造就多赢的局面。要达成多赢就不能靠“压力政治”或“民粹政治”。因此,PX项目的决策应该是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中实现。

简介：本文从近几年来PX项目类事件频发所蕴含的警示意义出发,分析了政府与公众之间搭建有效沟通的桥梁、建立畅通的社会协商渠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PX项目类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是对“社会”认知的褊狭,“社会建设”的滞后,“社会治理”的欠缺和“社会协商”的忽视,进而对“社会”、“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社会协商”作出简要论述,并对当前推进“社会协商”提出了五点看法：一是提高全社会对社会协商的认识;二是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三是要建立社会协商的有效机制、制度和程序;四是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五是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推进社会协商中的独特作用。

简介：珍珠港事件是美日关系中重要的一页。70多年来，关于事件发生前的美日关系，事件发生的原因、责任等诸多问题，美日两国有着不同的说法。在事件发生后官方、学者、民间的看法，纪念的方式上，美国和日本也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对美国来说，日本偷袭珍珠港带来的耻辱要远多于仇恨。珍珠港事件既未妨碍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管制，也没有影响美日同盟关系的总体发展。

简介：“9·11”事件后世界反恐形势复杂多变，北非、西亚、中东区域成为新的恐怖策源地；“基地”核心力量受损后，塔利班恐怖势力增加；中亚恐怖活动猖獗，反恐形势不容乐观。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后“三股势力”受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表现出组织的牵连性、思想的归流性、行为的效仿性、人员的勾连性、舆论的造势性等特点。打击暴恐犯罪活动的重要措施就是切断新疆“三股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

简介：随着社会脆弱性增强以及风险化加大背景下,因政府、社会组织及民众个人引发的突发伤害事件不断增多。在事件发生后,民众会向政府及其部门提出相应的利益诉求,并且利益诉求表现出非法性、高额性、模仿性和持续性,而政府不断变换的软硬兼施策略往往会带来刺激和启发民众、暗示或激励民众及导致政府行为变异或扭曲等问题。为此,政府应严格依法依规处置利益诉求型突发事件,主动公开事件和处置信息,争取上级政府支持和帮助并进行民众心态与认知的长期性疏导工作。

简介：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导致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为了减少和防治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以下简称环境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该从完善环保法律体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并加强企业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心，建立健全环境型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等方面来综合治理环境型群体性事件。

简介：1949年为支援前线战争,老区农民负担沉重,平原省单县秋征比例高达收获量的30%,这直接引发了严重的"春荒",加之政府救济不力,1950年3月发生了由党员、村干、民兵带领群众抢夺高楼粮库的严重事件。在善后工作中,政府采取刚柔并济的方针,一方面抓紧生产救灾工作,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逐步展开政治工作,坚决打击抢粮首要人员,整顿清理内部参与人员。通过上述措施,局势逐步稳定下来,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大为消解,政府在民众面前重新树立起了威信。

简介：遏制民粹化特别是青少年的民粹化是我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体现出来的民粹化因素对我国依法实施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群体性事件与民粹主义存在密切联系,两者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阶层基础、简单逻辑、非程序主义、非理性狂暴和组织性不足。这些相似性正是中国群体性事件中民粹因素涌动的逻辑基础和学理根基。群体性事件中民粹因素的主要表现是要求正义立马兑现、要求诉求直达天听、极端仇视精英、攻击体制象征物、自恃道德高尚、非理性的打砸抢烧等六个方面。青少年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主体,应警惕群体性事件中关于青少年民粹化的三种发展趋势,分别是青少年学生的民粹化、青年知识分子的民粹化和青年叙事话语的民粹化。

简介：诱伏战法是处置持爆炸物劫持人质事件的有效战法之一。诱伏战法包括：善用计谋，诱敌出逃；严密监控，定向诱敌；预先研判，精心设伏；设置情况，创造战机；武力强攻，营救人质等。运用诱伏战法时，要做到在“防爆”的基础上巧用计谋诱敌，精选地点伏敌，把握战机歼敌，以成功营救人质。

简介：近些年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时间可预测性、支持广泛性、目标明确性、利益多样性等特点。预期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总量会急剧上升,中产阶级将成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力,城郊接合部及农村将成为环境污染的重灾区,网络信息将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应提升环境宣传教育的强度和针对性,畅通政府、项目单位与关联群体的沟通渠道,注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

简介：建立新疆重大突发事件系统防控体系有利于发挥系统防控的聚合效应；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利于推进新疆长期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目标的实现。当前，新疆重大突发事件系统防控体系主要存在体系结构不紧密、功能作用不充分、开放性不足、关联性差等问题。应从强化应急管理机构、增强结构应急紧密度、制定防控应对结构关系明确的法律法规、加强演练等方面提升系统防控体系的实际应对能力。

简介：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已日益成为大学生传播信息、表达意愿、评论时政的重要渠道.作为网络公共参与的一支重要力量,大学生群体对网络公共事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由于大学生对网络公共事件的态度缺乏正确的引导,导致其参与行为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参与水平低且缺乏连续性,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等.为此,需要从国家、高校、大学生自身三个层面进行规范和引导.

简介：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涉警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影响了公安执法公信力。公安执法公信力,体现了公众对警察执法活动的支持配合、信服认同,是公安机关存在的立身之本。公安执法公信力流失的原因在于公安机关的履职、社会公众的认知、媒体的信息传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以致形成了公众对警察的刻板印象,激发了公众的逆反心理,造成警民关系趋于紧张,正常的警务活动受到干扰,影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简介：西部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需要公安机关及时疏导和教育群众,做好群众的解释工作,避免事态恶化、升级,期间的群众工作担负任务艰巨,涉及内容复杂,产生影响广泛,后续时间较长,但是部分干警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不太善于做群众工作,表现出危机意识不强、缺乏与媒体的合作交流、工作方法不适应时代要求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思想认识不够深刻、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和群众基础不够牢固。为此,要在把握西部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中群众工作特点规律的基础上,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服务理念,创新工作方法,增强实践本领,用好群众工作的传家宝。

简介：近年来,各地接连发生公交车纵火、爆炸、砍杀、挟持人质等恶性突发事件,成为威胁公共安全的新风险源,考验了政府应急管理以及社会治理的能力。为建立常态化的应急管理机制,有效防范和及时处置公交车恶性突发事件,保障公共安全,需要借鉴流程管理理论,改革传统职能型应急管理模式,在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善后恢复四个重点环节建立科学规范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公交车安全防控机制和网络。

简介：近年来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暴力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危害公共安全,还凸现社会治理危机。本文在社会与政府间关系的框架下,以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暴力抗争为切入点,立足于此类社会冲突的产生和演变来展开研究。在阐述环境风险型群体事件和污染型群体事件的暴力抗争内涵之基础上,指出群体风险放大是环境类群体事件暴力抗争的逻辑起点,而暴力抗争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不满情绪的形成、持续发酵、焦点事件和冲突与对抗等四个阶段。民众与政府之间通过政策博弈,最终使社会冲突得以解决。论文得出三点启示：塑造风险沟通的新型合作关系,有利于避免环境风险的过度放大;对于社会冲突的管制,必须从压制式管理向回应型治理模式转变;建构相互信任的风险文化,有助于破解环境类项目的发展困局。这些结论为化解矛盾、避免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提供有益参考。

简介：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是推动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但是在5·16邻水县事件中,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未遵循公众参与原则,公众表达诉求脱离了理性的轨道。5·16邻水县事件反映出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缺少公众参与、对话能力失衡、信息公开滞后。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重大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提升公众对话能力;同时,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不能被舆论“挟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