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针对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演变特征,采用TVP-SVAR模型分析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传导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调节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货币基准利率对债券市场的传导效率高于公开市场直接投放货币,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信用利差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满足央行“预微预调”的目的,在债券市场的传导效果并不理想;无论是信贷渠道还是利率渠道,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债券的信用风险传导作用在日益提升,但是利率工具的短期作用效果不如中、长期,对实体经济的调节作用相对缓慢。刚性兑付是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屏障,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综合利用结构性和定向性货币工具组合,适度地向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倾斜,优化定向调控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才能达到降低实体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目的。
简介:以贝叶斯方法为基础构建了信用评级和违约概率模型,指出金融机构利用已有评级信息提高债务人信用风险评估准确性的途径,并以单个债务人违约概率度量方法和Merton理论为基础,考虑异质性导致的宏观经济冲击对债务人的不同影响,度量资产组合违约风险。利用相关数据对贝叶斯模型应用给出例证,结果表明贝叶斯方法具有更为灵活的框架和较好的预测能力。
简介: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人口增长率早在五十年代,我国就曾提出要建立节制生育机构。但由于当时原苏联人口理论对我国影响很大,加之受“人多是好事”观点的影响,对人口发展未能有效控制,相反还对多子女家庭给予了多方面的照顾,使得我国人口增长较快。从1949年到1973年,我国人口增加了3.5亿,年均增长21%。1973年末,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晚、稀、少”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从1974年开始,人口年环比增长率降到2%以下,1980年降至1.19%。由于五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在八十年代进入婚育期.1980年以后的人口增长率又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