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500名青少年手机拥有者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青少年新媒介依赖(包括网络和手机依赖)的特点,并探讨父母因素和抵制效能感对青少年新媒介依赖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1)40%的肯少年至少存在边缘网络成瘾行为,19.8%的青少年为手机依赖者。青少年网络成瘾和手机依赖这两种新媒介依赖行为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性,46.4%的青少年存在至少一种新媒介依赖行为。(2)青少年新媒介依赖行为与其抵制效能感、父母行为/态度及父母行为监控显著相关。青少年抵制效能感在父母行为/态度与青少年新媒介依赖行为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在父母行为监控与青少年新媒介依赖行为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研究结果对提高肯少年新媒介依赖行为预防干预活动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介:情绪调节策略对记忆的影响近年来在心理学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采用实验法,以123名大学生为被试,从IAPS中选取负性图片为材料,采用加工分离程序探究三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情替代和表达抑制)对外显和内隐记忆的影响。结果显示:表达抑制组的情绪唤醒度得分显著高于认知重评和表情替代组;认知重评组的内隐记忆成绩显著高于表情替代和表达抑制组;外显记忆无显著差异。因此,从情绪调节的结果来看,相较于认知重评和表情替代,表达抑制能够显著地平复负性情绪;从情绪调节策略对认知的影响结果来看,认知重评显著优于表达抑制和表情替代。本研究结果对在日常生活中面对负性刺激时运用合理的情绪调节策略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简介:环境是影响青少年饮酒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以南京市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共995个中学生为被试,考察父母和同伴因素对青少年饮酒行为的影响以及相对影响力,要求青少年自我报告他们自己、父母和同伴的饮酒行为和态度以及父母监控、父母教养方式情况。结果表明:(1)青少年的饮酒行为较为普遍,70%左右的青少年曾饮过啤酒或葡萄酒,25%左右的青少年曾饮过白酒。约10%的青少年经常饮啤酒和葡萄酒,2%的青少年经常饮白酒;(2)父/母饮酒行为和态度、父母监控、父母教养方式、同伴饮酒人数和态度与青少年的饮酒行为显著相关;(3)Amos结果表明,父母饮酒行为和态度对青少年饮酒行为有直接的预测作用,父母饮酒行为和态度还通过同伴饮酒人数和态度间接地预测青少年的饮酒行为。同时,父母饮酒行为和态度对青少年饮酒行为的影响力大于同伴饮酒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力。
简介:本研究从北京市几所中小学选取小六、初二和高一学生1040名来探讨友伴对青少年吸烟饮酒行为的影响。研究采用无记名问卷测查的形式,先让被试提名一个最要好友伴和九个一般友伴,再回答自己曾经是否吸烟饮酒和吸烟饮酒的程度。分析时,只对在被试范围内的友伴进行统计。结果发现,无论男女和年级,被提名的友伴中,吸烟饮酒的友伴人数有较大差别;男生友伴中吸烟饮酒的友伴明显超过女生;高年级学生友伴中吸烟饮酒的友伴明显多于低年级学生;友伴的吸烟饮酒行为和吸烟饮酒程度对青少年的吸烟饮酒行为有明显影响;友伴中吸烟饮酒的人数多少也与青少年吸烟饮酒行为有直接的关系;但单双向友伴关系对青少年的吸烟饮酒行为无明显影响。
简介: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对大学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影响,采用智力和人格内隐观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抑郁量表对624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如下:(1)变量中心的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大学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仅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显著。(2)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组合类型,采用个体中心的分析思路对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可将大学生的内隐观划分为四种类型:智力/人格固存观型、智力/人格内隐观适中型、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四类大学生在智力内隐观上的得分两两差异显著;除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与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外,四类大学生在人格内隐观上的得分也两两差异显著。(3)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积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而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低于其他三类大学生;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
简介:群际接触理论指出,群体间的互动和接触能够显著影响群际信任。本文假设就医形式影响医患之间的群际接触有效性,进而影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水平。因此,基于CGSS2011调查数据,本文探查了不同就医形式如何影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水平,以及媒体传播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有住院就医经历的被试比没有住院就医经历的被试具有更高的对医信任水平;(2)在只有门诊就医经历的被试中,门诊就医(西医)经历越频繁,对医信任水平越低,而门诊就医(中医)经历对对医信任水平无显著预测作用;(3)媒体传播对有住院经历和只有门诊就医经历(西医)被试的对医信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只有门诊就医经历(中医)的被试具有显著影响。
简介:通过实验探究危机情境下组织回应策略对员工的负性情绪和行为倾向的影响。实验一采用被试间设计。探讨公众舆论危机情境下组织回应策略(机会解释,威胁解释)对员工情绪和行为倾向的影响。实验二采用2×2的被试间实验设计,探讨管理惩戒危机情境下利益相关性(主相关,他相关)和组织回应策略类型对员工情绪和行为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威胁解释下被试的负性情绪更高;机会解释下的被试发生负性网络行为可能性高于威胁解释,但现实行为倾向水平均较低;员工利益主相关情境下,被试负性行为倾向更高,危机情境类型和组织回应策略类型交互作用显著。研究表明:机会解释对抑制员工的负性情绪更有效;威胁解释对抑制员工的负性网络行为倾向更有效;员工利益主相关的危机情境会使员工的负性情绪和负性行为水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