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我们断言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的时候,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有逻辑思维。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不能发展为逻辑学?通过文化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终极关怀对逻辑学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何以希腊文化能完成从逻辑思维到逻辑学的发展,希伯来文化却不能?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以知识作为终极关怀,使认知主义成为主流,而希伯来文化以宗教信仰作为终极关怀,使反智主义成为主流。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终极关怀: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简介:司马迁所述孔子"删诗"说很可能出自《鲁诗》。《史记》多采《鲁诗》说;《孔子世家》先述孔子"删诗"说,紧接着述《鲁诗》"四始"之义;《孔子世家》述孔子"删诗"说前后矛盾,都显示出孔子"删诗"说与《鲁诗》间的关联。据魏源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孔子"删诗"说源于《鲁诗》。司马迁不仅认为孔子"删诗",而且认为《诗经》的篇次也是孔子安排的,《毛诗》则认为是国史安排的,但《鲁诗》、《毛诗》的篇第绝大多数相同。由《仪礼》、《左传》、《国语》记载的典礼用乐看,《诗经》的篇次不是孔子排定的。汉儒说孔子安排了《诗经》的篇次,是为了便于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方面阐释。同样,说孔子"删诗",也是为了增加《诗经》的神圣性。在《诗》的经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加强其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联系,另一方面是把其与圣人联系起来。所以,到了汉代,儒生就认为《诗经》是孔子编选的,诗篇、诗次都包含着孔子关于治国理家的微言大义。
简介:罗钦顺对自然界“理”、“气”范畴和理气关系的探讨及其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形成其“气本论”的理气观,所提出的哲学命题作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立论根据构建了其哲学逻辑结构的理论基础。罗钦顺对人生界“心”、“性”范畴和心性关系的探讨及其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发扬、对陆王心学和禅宗佛学的批判与排斥形成其“性本论”的心性观,所提出的哲学命题作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论证主题构建了其哲学逻辑结构的思维重心。罗钦顺用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作为统一其自然界之理气观与人生界之心性观的逻辑前提,但其哲学逻辑结构中阐发其论证主题的人生界之“性本论”的心性观与提供其立论根据的自然界之“气本论”的理气观存在着无法统一的内在矛盾。
简介:唯识论的典籍说“诸识皆虚妄分别”,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因明所立的现量和比量何以能正确。《成唯识论》认为,并非诸识都是遍计所执性;“虚妄分别”只是指凡夫诸识“不证实”,即没有证知真如;而依他起性也是凡夫智之认识对象。进而探讨比量的可靠性,比量以记忆功能和记忆中的知识为基础之一,而记忆(念)则属似现量,即不正确的认识。此外,过去知识也都在似现量中。为何比量以似现量为基础?因为过去知识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概念。概念有名言自性,也有知识成分。其知识成分即比量之基础。现量的可靠性则可到佛位认识中探源,佛位认识都是现量。若诸法有各自的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也以此“不可言说”之离言自性为源头;若诸法无各自离言自性,则凡夫现量与佛现量,在对现象的认识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佛还能在每一法上认识空、无常以及真如,而凡夫由于有相缚等原因而不能认识这些理及理体。
简介:《孟子》论性,唯“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章最为难解。考该章“性、故、则、利、凿、致”六字尤其是三见之“故”字及孟子的论证理路或修辞,可知该章是言性崇本之意并扬性善、顺性说。“故”字初义从“欠、古”二符出,有人为、过去两基本义,后义又衍生出原本、本初义。“则故”之则、故二字各与“惟尧则之”、“夷子二本故也”之则、故用法同,“本、故”字义同而联构的“本故”一词又义同《荀子》“将皆失丧其性故也”之“性故”。刘宝楠以“性”解“故”,杨惊以“本性”释“性故”,又以“本”释“故”,此用法亦见《中论》“丧其故性”及《庄子》“始乎故,长乎性”等。孟子持性善论,其“天下之言性也”章强调就本性而言性:言本性则当利本性,就人言之则当顺人之善性而为,“则故—求其故”并称即皆求其原、效其本;“则故一求其故”而循本顺性则若治水之“行其所无事”.反之则是穿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