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牟门弟子李明辉先生以"理性事实"和"隐默之知"为基础诠释康德与孟子,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谨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我的基本观点是:我承认在康德和孟子学理中都存在着"理性事实"和"隐默之知",但这不仅不能消弭反而更加彰显了康德与孟子之间的不同.

简介：作为20世纪深切关注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对二战的挑起者德意志进行了历史反思和现实分析，由此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对理性毁灭的深层思考，并对风云变幻下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崇高使命发出呼吁。首先，通过考察具有代表性的德意志历史图景，把人类理性的变幻还原到历史原貌中展现，可以以真实的历史感揭示出德意志复兴历史中的民族精神的分裂。其次，我们不仅要从卢卡奇那里寻找理性毁灭的社会根源，还要把理论视野拓展到后继者的研究文本中，包括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人物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侧重于从大众的性格结构、心理趋向、人的自由等方面揭示理性毁灭的深层根源。最后，我们要关注知识分子对理性的诉求。

简介：易学的哲思──人类理性的导引（台）高怀民前言说到易学，我想最基本的认识应该有，那就是：它是哲学思想。近世以来，哲学界人士由于受广东西文化交融的影响，愈重视哲学问题的剖析与精索，大家把易学的卦象摆在桌面上去审查他们的排列组合方式，去思辩它的阴阳生化思想...

简介：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系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

简介：中国自商周以来就特别重视父系血缘关系，随着儒家学说的盛行，血缘观念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民间风俗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念有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但也妨碍了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本文以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分析了血缘观念的不合理性，指出姓氏区分和血缘传统并没有基因学依据。对个体来讲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的思想只有心理学意义，而没有生物学意义。同时根据文献史实论证了过分重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私爱的危害。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道家和墨家思想对淡化私爱、强化公德、构建现代公民意识的基础性作用。

简介：在现代社会里，科层化与技术化作为社会整体合理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在制度上和结构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层体系必然带来技术化，技术化是科层体系的组织和行为特征。技术化本身的要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科层体系，而科层体系内部的自我约束也要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但是，所有的政治目标和要求都只能在这个体系之外形成，并且通过自主的外在力量来监督科层体系予以实现和落实。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之一就是政治日益技术化，而这个趋势同时又与高度的科层化结合在一起。

简介：儒家“命”的观念认为在人生历程和结局中，存在着某种非人力所能左右的、超越的客观必然性。这是儒家思想中超越的理论层面上的终极关怀的理念。儒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对“命”的观念不断作出洋溢着人文精神的诠释：认为“命”之超越性就内在于人的气禀和德性之中；“命”之必然性实际上是在生命源头处的偶然性和在终点显现的一次不可逆性；按照伦理、物理地生活——“尽人事”，就是“命”的实现。凡此皆显示，儒家的人生终极关怀充盈着理性自觉。

简介：寻求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合理的理论方式必须立足于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实践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意义的范畴;理论思维只是实践的一种方式,并不能获得一个外在于实践的'阿基米德点'.因而,实践哲学的理论活动便只能是对生活世界内某些成为'问题'的有限方面进行批判.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蕴涵着一种新的真理观,即批判的真理.这种真理源于生活世界存在的事实性,并作为理论哲学真理符合论的超越.

简介：

简介：西方经济理论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而这种利己主义与社会利益又是一致的,满足人类利已本性的最好途径就是实现经济自由.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我们在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同时,必须抛弃这种利已主义的价值观,坚持正确的社会价值和道义责任,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简介：《周易》明德慎罚的刑罚观，止讼、息讼的狱讼观，都是周人的政治理性的清晰表达。它说明了周人崇尚德治，以明察为前提去折狱用刑，其目的不是止于威，而是止于义。这种道德与文明使得刑罚与狱讼具有了教化功能，它化消极为积极，化纷争为和谐，化不断应对动态事件为稳定的长治久安。周人长期实践而凝定出的理念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大观念，在悠久的文化发展史中发生着深刻影响。

简介：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我国现实官僚体系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简介：政策执行者具有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等身份属性。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政策执行者扮演多种角色。这些角色互有交叉、彼此重叠，形成角色错位、身份矛盾，使执行者陷入价值选择的困境。政策执行者在价值选择中所具有的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经常呈失衡状态，表现为其工具理性的张扬与价值理性的式微，这些情况使公共政策执行失灵难以避免。

简介：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简介：东日本大地震后，中国网络出现两种非理性的舆论，一是源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幸灾乐祸言论，二是轻视中国救灾努力的妄自菲薄看法。本文认为网民的表达权利应该受到尊重，但非理性的网络舆论不利于网民网络媒介素养的形成，也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设，提出发挥微博和博客的意见领袖作用，引导网络舆论走向理性的建议。

简介：按照康德的先验哲学，物自身不是认识的对象，通过感性直观被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杂多表象，由杂多表象而形成知识乃至形成经验所需的“综合”只能是知性的自发性功能。然而，当康德不只一次说通过感性直观一个对象被给予我们，通过知性范畴该对象被思维的时候，感性直观给予我们的对象是什么对象？感性直观所给予的对象与知性范畴所认识的对象如何可能是同一个对象？这就是所谓的“对象之谜”。

简介：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构成现阶段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有制经济是互为促进的;现在的个体私营企业主与传统意义上旧工商业者有显著的区别,也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客观地分析现有私营企业中的剩余价值问题.

简介：10月9—12日在浙江大学召开，由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CSLC）举办。来自英国、德国、美国、荷兰、法国、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卢森堡等国家以及中国部分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主题是：理性主体在知识获取、信息交流以及互动行为等方面的特点。主要议题涵盖逻辑学、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例如群组认知潜力、非单调性认知推理的形式模型的“局部性计算”概念、逻辑在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中的应用、经典逻辑和概率论这两种形式方法在处理推理时可能导致的规范冲突、策略博弈、互动多模态逻辑的矢列演算、动态道义逻辑、迭代算法的统一认知分析、无自反性的非确定性命题逻辑的矢列系统等。

简介：<正>一、引言一个人怎样才能理解他(她)自身的存在?他的存在怎样使他的理解达到一种真理?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是与人类生存的本性攸关的两个生存性问题,东西方都有相当多的哲学家在探讨它们;然而,这两个问题在今日更有新意,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因为,哲学家的麻烦之处就在于:滋养和培育他们心灵的那些思维习惯和传统往往又成为他们的桎梏。因而,人们在洞察和思索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时,需学会使自己首先摆脱束缚。海德格尔以下的疑虑与上边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处:

简介：中国古代关于认识真理性检验标准的思想可以大致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先秦及汉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已经有了把感觉经验和行为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标准的思想；古代唯心主义思想家则坚持无客观标准论，他们要么直接坚持主观标准论，要么认为根本无是非标准可言；宋、明、清时期的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提出并坚持以客观事物或事实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此不同，王廷相、王夫之、颜元等人则提出“行”标准说，这种颇具光辉的哲学思想，使中国古代关于认识真理性检验标准思想的探讨大大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