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宪法文本明确规定了平等原则，但在现实语境中，有关平等原则的争议却鲜有共识。在就业领域，合理的年龄区分与年龄歧视之间的矛盾，同样显现出平等原则的模糊性。随着我国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时代，关于年龄区分和年龄歧视的界限急需明确。平等原则的理性主义解释、功利主义解释和折中解释都难以有效解决年龄设定的合理性问题。能力解释对平等原则进行了分层次的回答，预设了一个平等的基本能力起点。只有将就业岗位与能力要求进行绑定，才能合理地进行年龄区分，从而将平等原则适用于就业领域中的年龄问题。

简介：8月4—10日在希腊雅典召开，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主办，希腊哲学会属下的希腊组委会具体承办，会议主题为“哲学：审问明辨与生活之道”。来自105个国家的近3000名学者出席会议，其中知名哲学家包括德国的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意大利的安伯托·艾柯（UmbertoEco）、希腊的尼哈马斯（AlexanderNehamas）、美国的麦克布莱德（WilliamMacbride）、爱尔兰的莫伦（DermotMoran）、法国的卢卡·斯卡兰蒂诺（LucaScarantino）等。

简介：朱熹以“平常”、“不偏不倚”解释中庸。人们据此认为中庸就是折中调和，抱守常态。又有论者强调中庸是常人皆能实践的道德。对此，本文以文字训诂为依据，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中庸的含义：中、庸本为二德，中为中正之德，庸为恒常之德。孔子赋予中、庸以新的内涵，将二者相结合。其后的《中庸》，围绕“中”阐释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又在“庸”的范畴下阐述了“诚”的思想。诚是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慎独是致诚的途径。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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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礼乐文化起源于上古，完善于周代，从原始的祭祀活动逐渐拓展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历了从礼器到礼制、从礼仪到礼义、从礼治到礼教的发展过程，其形式逐渐丰富，其内涵逐渐深化，其社会功能也逐渐由外而内，从注重外在的规范性到越来越强调内心的认同感，成为维系封建社会统治的重要方式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研究礼乐文化建构的基本进程，阐发其推衍的内在逻辑，对于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随着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中国儒者推崇孔子的传统也随之传入日本。但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家荻生徂徕却与其他的儒家学者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孔子观。由于徂徕认为自己不是圣人，所以不能凭借私意来判断孔子是否为圣人，只好随众一起姑且称孔子为圣人。孔子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所以徂徕认为孔子是“传礼者”或传道者。而徂徕认为自己同孔子一样也是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即当时的日本，所以徂徕也将自己定位为传道者；加之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主张同孔子十分相似，所以徂徕也以日本的孔子自居，即将孔子作为自己的自画像。

简介：中国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内容丰富,思想驳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道家的否定人类社会文明和儒家的称颂尧舜、讴歌“三代”的退化历史观;二是以“五德终始”说和“一治一乱”说为代表的循环历史观;三是主张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交易进化历史观,其中,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儒家的颂扬“三代”的退化史观和“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历史发生了大变动,又受到西方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便转变为近代历史进化论。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变易进化历史观,是从古代传统的变易史观到近代历史进化论的一个中间环节。近代历史进化论的开创者是康有为。他的“三世”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历史进化论的理论体系,但它采取了传统经学的形式。严复的历史进化观则自觉地以达尔文进化论等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摆脱了传统经学形式,更完全地具有了近代的形态。梁启超提倡新史学,鼓吹史学革命,把历史进化论进一步加以系统化,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封建旧史学,批判了“一治一乱”历史循环论和其他非历史主义观点。近代历史进化论取代传统的变易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其中有批判,也有继承。

简介：18世纪末19世纪初柏林的沙龙代表了沙龙发展史上的高峰。这些沙龙的创办者主要是犹太女性，她们把早期浪漫主义关于“自我教化”的观念内在化，追求展现个性和完善自身的文化修养。由于传统犹太宗教教育不足和受到浪漫主义宗教观影响等原因，她们走上改宗之路，试图以同化为代价融入主流社会。但这带来了身份认同危机，并推动了以种族和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反犹主义的发展。这些犹太妇女所经历的自我解放、团体忠诚、社会接受之间的冲突，她们所开始的同化，以及她们的心路历程，在随后两个世纪中将被几代德国犹太人一一重温，开日后德国犹太社团融入德国社会彻底失败的先声。

简介：该书是著者在1992年写成并获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在著成《中国社会思想史》(1997)、《郑板桥的诗与画》(1998)、《中国人的自由观》(2001)等相关论著之后，历经十年沉潜锻锋，充实改就，而今作为“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付梓问世。

简介：《老子道德经注》所谓的“自然”包括两种含义：广义上的“自然”是指人类本性当中所固有的天地之性、“知”和好恶取舍之情等多种能力；狭义上的“自然”用来称谓实现“无”或整体性存在的能力。通过自愿地运用“无”或“以无为用”，人类不仅可以成就“上德”和德性，而且也能消除“下德”和仁、义、礼的弊端。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提出，只有以“上德”与德性为“本”，人类才能有效地驾驭—F德”与道德规范所代表的“末”。

简介：“克己复礼”并非孔子的首创，但他常以此阐发其“仁”的学说，可以说孔子的“礼”就是使天下仁义，它本质上是一种“仁”的存在。同样是讲礼，荀子与孔子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孔子言语中的礼、法概念是疏离的，而礼、仁概念是切近的。苟子固然也有一些重视礼的言论，但他对法同样津津乐道。荀子主张“隆礼重法”，甚至有时候援礼入法，有时候更是抛开礼专讲法。韩非排斥“仁”，剥离“礼”的外壳而阐扬其“法、术、势”理论，主张“一行其法”，建构起了比较完备的法治学说体系。

简介：<正>关于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等问题,都可以归入人学的范畴。中国古代哲学以人为中心,向来注重对人的研究探讨,因此虽无完整形态的人学,但人学思想却非常丰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关于人的理论也异说纷呈。本文试对法家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演变轮廓,作一初步的探讨。

简介：<正>不能否认,国有经济现在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不少企业仍处于困境之中;可是,也不能否认,"祸兮福所依",困境正在为走出困境创造条件,也涌现出一批改革与发展成就显著的典型,而且通过资产重组和机制转换所带来国有企业

简介：《管子》宗教人文化色彩浓厚，“神道设教”动机鲜明。《管子》追求人与天凋，形成“生态医学”与“生态政治学”良性互动的治国范式。《管子》“精气论”推动了中医医理的科学化进程，同时“精气论”也成为管子“内圣外王”理论的根基。《管子》“和乃生”的养生理念与《管子》治国追求“和谐”理念高度契合，其和谐治国涵盖了天、地、人三个层面，从而实现了从“人文”到“仁术”的转化，播下了传统政治中饱含中华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基因。

简介：随着哲学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它所包含的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哲学在诞生之初并没有精细的分支学科划分，而它发展到今日，又要求我们突破专业领域的限制。2013年的西方哲学研究正体现了这一点：除了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之外，政治哲学、实践哲学、比较哲学等领域都在逐渐成为新的焦点；在传统的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等领域，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与诸多实践或现实问题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这可以作为我们总结和反思2013年研究工作的一条线索。

简介：《易传》中的“象”字具有两层意涵：一指内在于《周易》古经文本的卦爻之象,二指外在于古经文本的自然、人事之象。在《易传》论“象”诸语中,此二义参差并见。相较于涉乎古经之外的后者而言,前者直观地纯然存于古经之内,更加反映了古经文本的本质特点。因此,较之杂用“象”之二义以至于招致混乱的王弼“言象意”之说而言,《易传》“言象意”之说专门论述卦爻象与“言”“意”间的关系,是一种更贴合古经本质特点的学说。

简介：9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分析》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以及北京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哲学分析》编辑部等单位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从辩护到审度：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这一主题，对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大椿教授的相关学术思想进行了讨论。

简介：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应坚持结构分析与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非偏执于某一研究进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看,司法改革首先是回应社会转型的一种社会化过程,即在确保司法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地实现制度变迁.作为司法改革的结构性环境,“政治正确性”直接决定了司法制度设计及其变迁的方式、方向和效果;作为司法改革的机制调整方式,“技术性治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行动策略和行为惯性.同时,由于转型社会正义的掣肘,成熟的司法样态尚须我们考虑多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我们需要更具张力的理论阐释.

简介：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渐进甚至曲折的过程,应当结合本国实际,辩证地对待本国的制度遗产,注重营造新制度运行的环境,努力开展制度创新.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俄罗斯的制度变迁进行了经验性的分析,认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制度变迁虽然取得了局部成效,但付出了过高的成本和巨大的代价,犯了理想主义错误.普京试图建立具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国家政权和强有力的国家调控体系,是一种现实主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