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章以作者二十年来对毛泽东个人思想之当代价值的三次思考为主线而展开，指出：（1）不能把毛泽东所确立的革命传统与其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立起来，不能把晚年毛泽东的极左错误与其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混淆；（2）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与落后民族国家革命后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直接相关，不能直接照搬经典思想，而是必须从世情国情出发；（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定位毛泽东、重新发明毛泽东、重新发现毛泽东的理想主义遗产。

简介：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简介：<正>林仙健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政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政大典,以下几点可以称道:其一,它是以指导建设中国文明家庭的大典,及时地在第一个“国际家庭年”与读者见面。联合国决定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以后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说明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94年国际家庭年”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宣告重

简介：通过组织化与制度化,现代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凝聚力.但与此同时,以科层制、理性化之“铁笼”为代表的制度弊端日益严重.官僚制压抑创造力与个人自由,合法性与代表性极易衰减,这些都是现代政治所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以韦伯提供的“理想型/偏差”模式为范本,通过对于理性化过程中人的四种行动类型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理解韦伯所担忧的问题症结之所在,发展之可能.韦伯对于现代政治抱有的复杂态度,也与此处所尝试展开的特殊方法关联密切.传统研究对这些方法虽有理解,却阐发不足.

简介：哈贝马斯认为,形而上学思想主要有三个观点——同一性思想、唯心论和理论优于实践;动摇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后形而上学其思想主旨和动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理性之科学化,历史化与个体化,语言化,实践化;而后形而上学在引发新的见解、思想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

简介：在长篇小说《施蒂勒》（Stiller）中，马克斯·弗里施（MaxFrisch）让施蒂勒这位公诉人发问道：“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能做些什么呢？我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它让我迷惑不已”。①弗里施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善于思考的读者为了替自己操心，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我在有生之年应该做些什么呢？”长久以来，哲学家们一直都认为能够对此给出令人满意的建议。然而，时至今日，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再也无法自信地就个人甚或集体的生活设计问题给出指导性的答案。

简介：1956年下半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接连发生动乱，其中匈牙利事件对国际局势的震动尤为强烈。因为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反苏浪潮。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不仅没有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声援苏联，反而发表普拉演说，对苏联进行了批评。铁托的演说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论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我国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妥善应对了这一论战，并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简介：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的普遍关注，是在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的暴行的激愤中产生的。随即《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开设的“中国对策与选择”栏目，围绕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展开了专家与大众都积极参与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中国在

简介：<正>在我国现阶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改观,在家庭方面也发生着变化。(一)家庭结构有了新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家庭规模缩少,户均人数减少。我国“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表明;京、津、沪、宁、蓉五大城市中4385户的抽样调查,户均人数为4.08人;农村家庭规模也有缩小趋势,据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2035户农民家庭调查,户均人数为4.52人,若从一个省来看,一九八四年贵州省共有596.1807万户,比一九八三年增长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的庆祝游行是一个内容丰富而驳杂的文化主题，于此，史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景观，其中首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节和国庆节（10月1日）庆祝活动，都是精心组织并有着多重目的的政治仪式：既是打破旧秩序、迎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传统的节日，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化，又是共产主义领导下无数成就的展示，亦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毛泽东中心地位的肯定，同时还宣告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存在。尽管受到苏联的影响，这些庆祝游行还是表现出浓重的民族风格。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正在经历着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最终，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高层领导，同时充当着演员和导演，小心翼翼地控制和编排游行者的动作，让作为观众的游行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党和党的主席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颂。

简介：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布兹加林创建了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又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对前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当代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人类目前所身处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展开全面批判的基础上，布兹加林提出了“社会主义——作为向自由王国过渡和转变历史进程”的明确思想主张。

简介：<正>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只有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人才能进行相对自由的创造,因而,人类所必须进行的第一项历史活动便是生产社会财富。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只能靠活的劳动和物化劳动的交换来达到。而直接劳动时间和劳动的数量是财富的生产和积累的决定性因素。当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劳动的

简介：<正>广东社会学学会和中共汕尾市市委、市政府于1994年10月25日至28日在汕尾市主办了“广东社会保障与文明发展”理论研讨会。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关于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其内容相当广

简介：<正>认识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在认识过程中,主体的生理、心理等各种因素必然要发生各自的作用。研究这些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的影响,是认识论的不容忽视的任务。本文试探讨“意志”对主体认识的影响。

简介：《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农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它既是党和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总体部署,又是党在工作中心转移后对农业发展阶段性的认识成果.《纲要（草案）》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农业问题的殷切关怀和期望及对农业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特别是《纲要（草案）》提出的关于新型农民培养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的职业农民,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仍然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

简介：<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形成了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主体、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核心、以“两个文明”建设为双翼、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社会发展理论。而发展观则是该理论的基本特征。这个发展观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简介：<正>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精神文明、清正廉洁,是国人共同的愿望。然而,廉洁的对立面是腐败。廉洁与腐败是对立统一关系,廉洁兴起,腐败匿迹;腐败猖狂,廉洁消沉。两者之间,谁胜谁负,其诀窍就在于执政者的态度和方法。只有清正廉洁的社会,才能实现精神文明。当今在腐败屡禁不止、威胁着社会文明的情况下,作为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之一的《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一书的问世,可以说是“及时雨”,它不仅深入浅出、态度鲜明地对腐败的性质、特征、类型、根源、危害作了全面深

简介：规划编制是研究《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重要视角,可为《农业发展纲要》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和解释.《农业发展纲要》是新中国独立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开端,它明确了中国农业中长期发展指标和主要策略,建构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制度,制定过程中比较注意发扬民主,比较注意指标和措施的可行性,但也存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理论支持和数据支撑缺乏、没有开展正式和全面的调查研究、受最高领导人主观意志主导等问题和不足.规划编制所需条件的不足和编制过程中的诸多偏差,是《农业发展纲要》出现问题客观的、深层次的原因.

简介：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生态的关切日益加深。本文立足中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所作的正反两方面的表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若干主干价值和事实，对论题进行讨论。本文认为，漠视浸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历史的、有意识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模式”的竞争性置评终无可能揭示事实的真相。通过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批判，本文指出中国发展生态其实就是邓小平称谓的“自己的模式”，如果进一步挖掘对其“是者”的认知，中国发展生态未必就不能成为一种确保全面性、常规性的经济健康、社会和谐、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的趋于至善（或人类公认为善）的人类发展取向。

简介：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可以归纳为四种：一是“以西律中”，主张中国走西方的路；二是“以中释中”，主张中国走传统的老路；三是姓社姓资、两军对垒，主张走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四是走综合创新的路。前三种路径都是形而上学的，尽管在某一阶段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选择路径，只有综合创新才是符合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路径选择。对综合创新路径的研究，是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于进一步阐述综合创新理论作出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