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实质合理性的当代论证是与对合理性的认识论辩护、对批判性思维的阐发和对相对主义的反驳紧密联系起来的。实质合理性可以被理解为：基于可中立判断和评价的＂好理由＂由批判性思维所主导,个体在认知和行动中以理性评判和道德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来实际建构的合理性。

简介：黑格尔哲学声称把握绝对知识,但又承认哲学不外是以思想把握时代,哲学家也不能超越所处身的独特历史条件。为了尝试疏解这个表面冲突,可将作为黑格尔的系统基础的《逻辑学》视为一套庞大的范畴体系;分析康德的范畴论及其理论预设,则有助于显示黑格尔理论的独特之处。有别于其他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不接受有任何先验而终极的原则可用来建立哲学系统和完整的范畴论,而是认为只能在具体的哲学史发展中把握概念,然后整理出一个系统。因此,哲学只能回顾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这种历史理性才是把握绝对知识的正途。通过理性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黑格尔的绝对性概念,黑格尔哲学可重新被解释为一种开放的和需要不断更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简介：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宣称，理性在自我清算中已终结自身，因此置批判理论于困境之中。哈贝马斯背离传统理性观，通过合理重建为理性寻找新的基础．以挽救启蒙传统中的批判能量，激起了广泛的批评。在超越了“理性启蒙”和“理性他者的反启蒙”时代而进入“理由”的时代后，哈贝马斯召回与慎思纠缠的认知主义时刻．诉诸“理性评判”和“给出理由”。从而达成合理共识，彰显了交往合理性的价值；但将合理化扩展至社会领域时，对理性的社会功能，依然需要保持警惕。，

简介：当代物理学把库仑定律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石之一。18世纪80年代,作为工程师和自然哲学家的库仑用他的扭秤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为一条自然科学定律提供了经验证据。其后,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们重复了这个实验,但发现几乎不可能得到可靠的实验结果作为证据来证明这条平方反比律。为什么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这个实验可以作为证据？在对该事件证据语境的进一步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在证据概念和有能力提供证据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历史关联。在为需证明的事实提供必要的证据语境方面,库仑在其实验中用到的扭秤装置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实验工具起到了一种传导宏观的法国启蒙理性文化的作用。

简介：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及科学实在论不同流派之间的长期学术争论中，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结构实在论在理论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对科学实在论诸论题提出了有力论证，然而在其理论框架中仍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仍须作进一步改进。为此，应从卡尔纳普—蒯因本体论观点出发，将其构建为一种更加全面合理的整体结构实在论，即实体与关系非截然二分的、彼此相互规定的结构实在论。这种整体结构作为关于类与关系的约束变量的值，可理解为通过理论结构或拉姆西语句的整体意义所指称的对象，其实在性由该语句的存在量词所断言。正是整体结构在理论变化中保持着某种不变性、持续性，这正是科学进步合理性、理论真理性的基本前提。根据这一实在论观点，科学合理性论题便可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辩护。

简介：现代性代表着迄今为止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为深刻的文化转型，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性的、启蒙的、民主的、契约性的、批判性的思维机制。在中国的历史境遇中，现代性的思维机制对传统日常思维的文化转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日常思维的基本图式出发，探讨现代性思维机制对日常思维的改造问题．这是实现日常思维转型与重建的核心与关键。

简介：新一届的上海伦理学会开始创办学术前沿的系列讲座，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陆晓禾会长邀我做个发言，为了支持会长的工作，只好勉为其难。因为年事已高，精力不足，在前沿上走动，已经无能为力。我老父亲晚年自嘲说只能卖旧货了。现在我也到了这样的年纪。卖旧货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旧作整理出来编成册子；另一种是把经历过的往事翻出来，旧事新说，这后一种办法也许还可以有点长进。我父亲晚年撰写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没有他那么丰富的阅历，也没有与那么多名人交往，所以也不会去写什么回忆录，但是也经历了学界的一些大事。去年和老同学一起编了《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②，想不到引起很大的反响。看来把一些学术界的大事重新翻出来加以审视和反思还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简介：一、哲学教育在当代中国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哲学曾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启动和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哲学再一次历史性地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随后，“人道主义研究”、“异化”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萨特热”、“尼采热”，等等，都对人们的思想转变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人，哲学似乎有点跟不上这趟列车的行进速度了，哲学的影响力似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出现了成反比的现象。社会越是发展，人们似乎越是远离哲学。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简介：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这对关于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依赖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才能说明：（1）因果事件等非规范性存在如何能进入规范性理解的视域；（2）隐性规则如何既能前反思性地引导行动者，又能具备清晰阐释的可能性；（3）规范性解释的有效性如何既是客观的．又是在交往实践中可修正的；因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才能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构建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

简介：陈嘉映《说理》一书的主题是“说说理之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理”。“说理之理”有什么内涵，“说理之理”为什么值得论说，可以通过对西方哲学从reason（理性）经过rationalit、，（合理）到reasonableness（讲理）的思想演化过程的考察得到理解。把理性（reason）不仅理解为合理（rationality），而且理解为讲理（reasonableness）．有助于克服当代哲学中理性独断主义和理性虚无主义的非此即彼。当代西方哲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述的讲理（reasonableness），与梁漱溟先生进行中西比较时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理性”，很值得做一深入比较。

简介：众所周知,悖论一直是数学、逻辑学、语言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形形色色的悖论极大地挑战着人类的常识与直觉,使不少人为其绞尽脑汁;另一方面,人类天然的好奇心驱使着许多学者不断研究并试图解决悖论。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将悖论称为＂思维的魔方＂,它非常恰当地刻画了悖论对于人类巨大的吸引力。2014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波教授所著的《悖论研究》就是这样一本对于悖论进行深度研究的专业著作,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悖论,

简介：智顗与吉藏同是陈、隋之际的佛学宗主。智顗向被尊为天台智者大师．吉藏则被视为三论宗祖师，二人生平背景有许多相似之处。南北朝时期，佛性论是中国佛教界普遍流行的思潮之一，随着《涅槃经》传入中国，佛性思想广受佛教界关注及讨论，成为当时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智顗与吉藏无可避免地亦深受当时佛性论影响。二人在相关论著中，皆非常重视佛性论，大量引用佛性概念作为义理论述发挥。由于二人佛性论牵涉甚广，前贤已多有论述，故以学界罕言之思维方式作为论题核心或可见出新意。聚焦于智顗的“佛不断性恶”与吉藏的“中道佛性”，不仅可以溯源二人相关佛性思想内容，其思维方式亦可归纳出相同点（否定性、圆融性）与相异点（现实具象与超言绝象、即与离）加以比较。

简介：在春秋综合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2012年12月4日，“第四届《哲学分析》讲堂”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举行。本次讲堂特邀加拿大国家技术哲学讲席教授、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安德鲁·芬伯格（AndrewFeenberg）主讲，报告题目为《技术社会中的行动能力与公民权》。报告会由《哲学分析》常务副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助理成素梅研究员主持，哲学所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点评。本综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主讲人的报告内容．第二部分是讨论与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