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尉犁县出土狮纹栽绒毯浅析

新疆尉犁县出土狮纹栽绒毯浅析

高子期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浦江外国语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 201100

摘  要  1995年11-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所在尉犁县营盘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在15号墓的棺盖上方发现了一件带有雄狮图案的彩色栽绒毯（后命名为狮纹栽绒毯），目前学界尚未见到对这件栽绒毯的研究。本文分析讨论了这件栽绒毯的用途和纹样，认为：这件栽绒毯蕴含了中原地区丰富的丧葬观念，应为“荒帷”的变形，此外，它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狮纹这一图案是通过新疆地区传入中原的事实。这件栽绒毯是新疆地区荒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从它之后，新疆地区的荒帷不论从材质还是从形式上而言都较之前有了很大提高。这件栽绒毯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历史见证，意义重大。

关键词  营盘墓地  荒帷  狮纹  中西交流

一、狮纹栽绒毯的出土

新疆自古以来处于中西交流的重要位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多次进入中国“寻宝”。其中科兹洛夫、斯文赫定、贝格曼、斯坦因等人曾先后到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进行考察，并掠走大量珍贵文物。近一个世纪后，1989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巴州文物普查队在营盘墓地清理被盗墓9座。[1]1995年11-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所又在营盘墓地发掘古墓32座，清理被盗墓120座。[2]在这次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所在营盘墓地15号墓出土了一件特殊的带有狮纹图案的栽绒毯。[3]

发掘报告载，15号墓地势较高，遇洪水或降雨，墓室中不易积水，当地又比较干燥，使得随葬的各种织物保存良好。报告还详细描述了狮纹栽绒毯，“覆盖在彩棺外，长方形，四边残朽，残长312、宽178厘米。地经为单根白、棕两色羊毛合股线，地纬由七根白、棕色混纺线组成一道并股的粗纬线。平织，单面栽绒，绒头绕一根经线旋转一周，两端垂挂于前。绒头残长1.5-2厘米，平均每10厘米纵向14排结扣，横向32个”、“这件毛毯以大红、深黄、中黄、橘黄、绿、草绿、藏青、湖蓝、浅蓝、粉红、深棕、白色等彩色栽绒显现花纹。主体纹样为一伏卧的雄狮。狮纹外长方形框内填织马蹄形图案，其外是残缺不全的缘边，残存几何形图案。狮子的造型别具特色，其腰部细缩，前身后臀隆起，形成大的起伏，表现出较强的动感。狮头侧视，面部神态和善。富于装饰性的狮鬣以及足、臀、尾部延伸到了边框外，构图生动，并带有明显的外来艺术风格”。[4]由于墓葬中出土了其他能够确定年代的陪葬品，证明了这是一座东汉中晚期的墓葬。

二、狮纹栽绒毯的用途

荒帷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流行的一种棺饰，今天通俗来讲叫作棺罩，即罩在棺椁表面的一层装饰性覆盖物。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开始新的生活，并没有真正地逝去，所以对死去亲人的墓室布置也要仿照生前的居所，而荒帷就是模仿生前居所帷帐一类的物品。

《礼记·檀弓上》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5]。说的是上古时代有虞氏用瓦棺埋葬死者，夏后氏在其基础上又用砖围绕四周，商人用棺椁装殓死者，周人在商人基础上在棺椁外面再加上荒帷等棺饰。

《礼记·丧大记》中对于荒帷形制的记录最为详细具体：“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黼荒……大夫画帷。二池。不振容。画荒……士布帷布荒”[6]。陈澔注：“帷，柳车边障也。以白布为之。……荒，蒙也。柳车上覆”、“帷荒者，帷是旁墙，荒是上盖。褚覆竟，而加帷荒于褚外也”。[7]这条文献所记载的丧葬礼仪用具较为繁杂，但我们只看有关“荒”、“帷”的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周代丧葬礼仪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国君、大夫、士采用不同等级的荒帷，生前是什么级别，死后也可享受同样的尊荣。里面还说到荒帷是罩在棺椁上的一种幕布，分为两部分，上面叫做“荒”，下面叫做“帷”，其中支撑荒帷的骨架叫做“柳”。

中原地区曾出土荒帷的墓葬不胜枚举，形制也与文献记载较为类似——织物、有骨架、覆于棺椁上方。江陵马山1号楚墓，发现“棺底板和四壁板用五块整板接燕尾榫构成棺身，盖与棺身以子母口扣合。外套褐色丝质‘棺罩’，其顶部置一锦衣人物帛画”[8]。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墓也有出土，“一六七号墓出土的保存基本完好的棺饰,由里外两层细绢棺罩和中间一床编竹组成……整个棺罩紧裹于棺上,形状似‘蚊帐’”[9]。“谢家桥一号汉墓棺上出土4件荒帷，出土时均罩住棺木，质地与纹饰各异……中部为红褐色绢，绣有金黄、朱红色花枝式云纹，周边为褐红色锦，绣有连续动物纹及菱形纹。”[10]

与中原地区出土的这些荒帷类似，狮纹栽绒毯同样是覆盖在棺盖上方，并不是作为墓主人的衣物而随葬，是独立存在于棺外的。因此，它可能同样只是起装饰作用，并不具备实用价值，是新疆地区这个墓葬主人所使用的一种荒帷。

另外，这件栽绒毯的出土，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新疆地区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羊毛织物来作为荒帷了。实际上，棺椁上方覆盖物的材质并不固定，常常根据当地自然地理环境而变化，青海西宁陶家寨1号东汉墓

[11]，在棺盖上方发现“一层‘草席’及编织线痕迹”；辽宁普兰店姜屯45号西汉墓[12]，在棺椁上方曾覆盖皮革制品。西北地区干旱树木较少，极有可能使用草编骨架的荒帷，而东北地区气候寒冷，使用生活中常见的皮革制品作为荒帷也合情合理。

新疆是温带大陆性气候又偏干旱，在这种自然地理条件下，荒帷的材质必然会有所变化，而唾手可得的原料源于他们放牧的牛羊。著名学者夏鼐也指出“西亚古代的织物原料，主要是亚麻和羊毛”[13]。从表1可以看出，新疆地区墓葬中出土的棺椁上方的覆盖物很多，基本可以认定这些大部分为毛织品的覆盖物就是荒帷。

三、新疆荒帷的流变

虽然三礼中首先对荒帷进行了记载，但受古人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观念的影响，中原地区荒帷的出现相当早。早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陶寺中就发现“棺盖上覆麻编物一层，两侧垂至棺底，应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棺饰，即棺帷的雏形”[14]。夏商时期，用芦苇或是彩绘幔帐对棺椁进行装饰，《殷墟发掘报告》中提到殷代墓葬“从二层台上留有白地黑线的彩绘以及粗织物残迹看来，可能在椁上覆有‘幔帐’”、“又在五座墓的板灰上附有席纹的痕迹，象是覆盖在棺上的”。[15]中原地区荒帷的形制是逐步发展的，一直到西周才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使用说明”。

在新疆也同样如此。新疆作为中西交流的必经之路在正式开通前由来已久，荒帷这种丧葬礼仪用具在这里也早已落地开花，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地方特色。

商代前中期的罗布泊小河墓地第11、13、24、33、34号等五座墓葬，“木棺之上普遍覆盖着牛皮，牛皮上的中部多放一把红柳枝。常见的是12枝红柳，当中夹一支芦苇”[16]。说明当时用牛皮和红柳枝、芦苇来饰棺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共同的丧葬理念。由于时代较早，人们生产水平比较低下，只能就地取材，用在棺具上方覆盖牛皮的方法象征死者生前的居所样式，并用红柳枝和芦苇进行简单的装饰。

春秋至西汉时期的克里雅河流域圆沙古墓群，“沙地上竖插胡杨棍似长方形木椁，上端利用树叉横搭胡杨棍，顶部及竖插胡杨棍外壁均铺以芦苇，人葬其内”[17]。西汉时期的吐鲁番市胜金店墓地第3、9号墓葬，均在尸床上发现拱形棺罩，“尸床上有拱形棺罩，用细柳木棍捆扎而成，并用细皮条捆扎连接，下部为榫卯结构连结。棺罩外粘有毛毡残片”[18]。两汉时期的鄯善洋海墓地，“有的床上还安放一个与其同样大小的长方形拱券顶床罩，床罩用牛皮条和细柳枝捆扎而成，罩上再覆盖毛毡”[19]。两汉至魏晋时期的尉犁县营盘墓地22号墓，在棺外覆盖一层6厘米厚的苇席，“（26号墓）棺外覆盖一条毛毯，粗毛绳捆绑”[20]。两汉至魏晋时期的尉犁县因半古墓1号墓，“人置馆内，棺外用地毯（荒帷）包裹”[21]。东汉时期的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盖上铺着一个毛绳织成的毯子，这个毯子已经因年久而破碎得只剩下几片小块了”[22]。这些墓葬的年代大致早于营盘墓地15号墓，可以看出，这些墓葬使用荒帷的水平是在不断进步的，从不成熟走向比较成熟，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棺椁上的覆盖物都比较粗糙，较少出现彩色纹样，至于形象的图案更是没有发现过。更为粗糙的一些覆盖物，甚至直接使用天然植被，捆绑后覆盖于棺椁之上。通过这样一个延续性，可以看到它们所蕴含的都是荒帷这种丧葬礼仪用具所蕴藏的意义，但使用过于原始。

东汉中晚期是营盘墓地15号墓的大致年代，这个时间点之后也有不少墓葬出土了荒帷。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尉犁县营盘墓地第7、8、9号墓，均在棺盖上残留彩色或本色毛织荒帷的痕迹。魏晋至前凉时期的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8号墓，“棺盖用5块木板拼合……上铺织有彩色几何纹图案的毛毡。白色毛毡上用棕褐色毛线绣出几何形菱格纹，内填多划十字纹，边缘以黑色毛线穗为缀饰，绣法精湛”[23]。十六国时期的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号墓，“这是一幅仿布壁画，在壁画的四角绘有黑色的四角形，象征着画布的挂索”[24]。唐西州时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86TAM384，“棺底是用细木棍捆绑成的一个长方形的梯子架，铺上苇席，将死者放在上面，然后用葡萄藤弯成弧形横跨死者联接棺底两侧，葡萄藤也用细麻绳绑好，再用长树枝纵向把这些弧形的葡萄藤联接起来，构成一个半圆形的框架，尸体被罩在里面，最后在上面蒙盖一张苇席”[25]。

这些年代大致晚于营盘墓地15号墓的墓葬，出土的荒帷大部分是毛织品，有彩色印染痕迹，有几何形纹样，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在阿斯塔那古墓群86TAM384，甚至还出现了具有象征性的仿荒帷壁画，或许是当时人们知道要使用荒帷但由于条件的限制而作了壁画，或许是考虑到荒帷所象征的帷帐就应当位于墓室所象征的居所上，无论如何，这显然是荒帷使用上的进步。以东汉中晚期的营盘墓地出土的狮纹栽绒毯为分界点，可以看出，前后出土的荒帷具有较明显的差异，从狮纹栽绒毯以后，荒帷在新疆的使用开始变得成熟起来。

此外，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及年代晚于15号墓的其他墓葬中，出土的各类纺织品的质地、织工、花纹等各方面都较之前有了显著的进步。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中不仅出土了狮纹栽绒毯，还发现有“淡黄色绢衾”、“鸡鸣枕”、“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淡黄色绢内袍”、“毛绣长裤”、“贴金毡袜”等制作工艺复杂的织物。[26]年代相当或晚于15号墓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众多精致的织物。比如差不多与15号墓同时代的尉犁县营盘墓地7号墓，发现有“毛绣面衣，上绣树枝和鸟纹”、“右衽锦缘棉布长袍”等。[27]年代晚于15号墓的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8号墓，发现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虎斑纹彩锦织袋”等，在部分衣物上还有绣字。[28]这种作工精美的织物在年代早于15号墓的墓葬中是几乎没有发现的，从出土实物的角度也反映了两汉时代新疆地区的织物水平确实较前代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高。

四、特殊的狮纹图案

狮子本不是中国的产物，而是外来物种。“由于古代中国与亚洲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宗藩关系，有一些国家对华进行朝贡活动，常常送来奇珍异兽”[29]，据文献记载狮子最早作为贡品献给中原王朝是汉代的事情。《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载“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30]。这应当是正史中最早记载西域贡狮的文字。此次贡狮还记载在《后汉书•班梁列传》中，“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31]。两段描述记载了同一件事，公元87年，班超攻打莎车过程中，月氏国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因此向汉王朝朝贡狮子等奇珍异兽，希望能使汉公主下嫁月氏。《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载“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32]、“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枝大爵”[33]。这是随后的安息国两次贡狮的记载。

通过对这几段能够获得的最早的外邦对中原王朝的贡狮行为的记载可以看出，狮子进入中国是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发生的事情。在当时，由西域进入中原，必然经过丝绸之路，而营盘位于丝绸之路“楼兰道”西段要冲，是两汉至魏晋时期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一处枢纽重镇。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北道中，营盘是由敦煌经罗布泊北侧沿孔雀河下游河岸至焉耆、轮台而西出的必经之地。西汉后期、东汉以至魏晋时期，从鄯善到车师或由鄯善向北道西出，必经山国，而营盘是中转站。所有的这些都说明营盘所在丝绸之路上的地理位置是十分重要的，西域国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一定会经过营盘，那作为朝贡的狮子，也必然曾经过营盘。

除了从朝贡这个方面可以探究狮子来源外，由于狮子这个词是音译过来的，还有学者从语源学的角度进行了论证。白化文先生在《狮子与狮子吼——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中，提出梵文中“狮子”的发音与两汉时期汉语中“狮子”的发音大致类似，汉语中“狮子”这个词大约是古代南亚次大陆语言经西域传入时不太准确的简略音译。[34]张之杰先生的《狻麑、师子东传试探》中，也是从语言角度进行考察，提出“狮子”一词来源于月氏语，传入中国是东汉明帝或章帝时期的事情。[35]蔡鸿生先生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认为狮子这个词大约是公元一世纪末经月氏传入中国，应当属于伊兰语。[36]将各位学者的观点汇总起来看，基本都是赞同公元一世纪前后，“狮子”这个词经西域传入中国。

公元一世纪前后，也是目前学界认同的佛教传入中国的大致时间。狮子在佛教中具有神圣的形象。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在梵语中的意思是释迦族的狮子，相传释迦牟尼出生时便作狮吼状，云“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同时，他拥有相当多的称号，有“大狮子王”、“人中狮子”、“人雄狮子”等等。除此之外，随着佛教的传入，众多佛教典籍也得以进入中国，在其中有众多关于狮子的记载，狮子这种形象，经常表现为护法神，比如文殊普贤菩萨的坐骑就是狮子。刘自兵先生就佛教与狮子的关系，指出“由于狮子在佛教中是护法者形象，又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孔武有力，凶猛慓悍，它在传入中国后，其形象立即被人们用来作为护卫者和辟邪物，起着保护主人平安、吓阻凶恶的作用，发展成为一种独立于佛教的中国狮子文化”[37]。

总之，无论从西域各国贡狮的开始时间还是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或是从语源学的角度来探求“狮子”这个词在中国产生的时间来看，这个节点大致是相同的。在新疆出土的这件狮纹图案的栽绒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狮纹的图案很有可能是从西域各国途经新疆传入中原的。

五、狮纹栽绒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为了分析新疆地区荒帷出土的大致情形，本文对新疆地区出土荒帷或发现荒帷痕迹的墓葬在较大比例尺地图上进行了定位，见图3。可以发现，这些墓葬几乎全部都在丝绸之路上。荒帷本是中原地区使用的丧葬礼仪用具，这也说明使用荒帷的丧葬观念很有可能是中原王朝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来往过程中带到新疆的。

其次，栽绒毯上出现的狮纹图案，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狮纹这一图案可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这一事实。这也反映了两汉时期中国同西域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在这一时期，经济文化交往频繁，新疆是一个文化汇聚的地方。

张国刚先生曾说，“中国文明在其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在当时条件的许可之下参与各种文明的交流”[38]。新疆自古以来处于中西交流的关键位置，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这条经济文化交流之路伊始，两千余年来，其中商旅往来不断，中原地区的文化和中亚、西亚乃至南亚、欧洲地区的文化在这里融合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新疆文化。这件狮纹栽绒毯的出土，无疑是中原文化与西域各国文化交流的珍贵的历史见证。

[1] 羊毅勇：新疆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J].文物，1994年第10期，第19-30页。

[2] 周金玲，李文瑛：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J].文物，2002年第6期，第4-45页。

[3] 周金玲，李文瑛，尼加提，哈斯也提：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9年第1期，第4-16页。

[4] 周金玲，李文瑛，尼加提，哈斯也提：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9年第1期，第8页。

[5] 陈澔：礼记集说·檀弓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6] 陈澔：礼记集说·丧大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1页。

[7] 陈澔：礼记集说·丧大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1页。

[8] 滕壬生：江陵发现战国"丝绸宝库"——马山砖瓦厂一号楚墓发掘简记[J].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第9页。

[9] 纪烈敏，张柏忠，陈雍：凤凰山一六七号墓所见汉初地主阶级丧葬礼俗[J].文物，1976年第10期，第47页。

[10] 王从礼，刘玮：从谢家桥一号汉墓所想到的问题[J].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282页。

[11] 李国林，胡晓军，秦岩，刘铸，闫璘，高志伟，卜玉凤：青海西宁陶家寨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5年第9期，第39-48页。

[12] 李龙彬，白宝玉，徐政，李霞，褚金刚，司伟伟，穆启文，付文才：辽宁普兰店姜屯汉墓(M45)发掘简报[J].文物，2012年第7期，第22-35页。

[13]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J].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第68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6-97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09-210页。

[16] 伊弟利斯，李文瑛，胡兴军：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J].文物，2007年第10期，第7页。

[17] 伊弟利斯，高亨娜·迪班娜·法兰克福，刘国瑞，张玉忠：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J].考古，1998年第12期，第34页。

[18] 张永兵，李肖，丁兰兰，李春长：新疆吐鲁番市胜金店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2013年第2期，第31页。

[19] 李肖，吕恩国，张永兵：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第143页。

[20] 周金玲，李文瑛：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J].文物，2002年第6期，第9页。

[21] 羊毅勇：新疆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J].文物，1994年第10期，第21页。

[22] 李遇春：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0年第6期，第9页。

[23] 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J].文物，2000年第1期，第24页。

[24] 李肖，张永兵：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409号墓[J].考古，2006年第12期，第3页。

[25] 柳洪亮：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J].考古，1992年第2期，第144页。

[26] 周金玲，李文瑛：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J].文物，2002年第6期，第4-45页。

[27] 吴勇，托乎提，李文瑛：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2年第6期，第58-74页。

[28] 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J].文物，2000年第1期，第4-40页。

[29] 李未醉，魏露苓：古代中外科技交流史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82页。

[30] 范晔：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页。

[31] 范晔：后汉书·班梁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0页。

[32] 范晔：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页。

[33] 范晔：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9页。

[34] 白化文：狮子与狮子吼——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J].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第38页。

[35] 张之杰：狻麑、师子东传试探[J].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4期，第365页。

[36]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7-208页。

[37] 刘自兵：佛教东传与中国的狮子文化[J].东南文化，2008年第3期，第48页。

[38] 张国刚：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J].西域研究，2010年第1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