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新区某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结果分析

上海浦东新区某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结果分析

胡洁*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科    上海    200135）

摘要 目的：分析2023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50岁以上居民大肠癌筛查结果。方法：选取2023年1-8月间对辖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表及便隐血检测（FOBT）联合初筛，并建议高危人群行肠镜检查。结果：本研究共纳入3571例，高危人群586例，其中不同年龄的高危人群检出率不同，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情况、婚姻情况与高危人群检出率无关，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高危人群中性别、不同年龄段、吸烟饮酒高危人群肠镜的依从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危险度评估及FOBT均阳性的肠镜检查依从性大于单危险度评估阳性，有统计学意义（P＜0.05）。肠镜检查人群中男性的病变检出率高于女性；60-69岁年龄组的病变检出率高于其他年龄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吸烟饮酒可作为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在上海实施结直肠癌早筛，早诊，早治疗的方案中，社区医院应加强开展大肠癌筛查，提高肠镜的依从性。

关键词：洋泾地区；大肠癌筛查结果；依从性；检出率

   结直肠癌是我国较常见的恶性肿瘤。2021年GLOBOCAN 2020的数据显示[1]，2020年全球结直肠癌总体发病率已升至第三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但进展期大肠癌的5年生存率在过去20年内并没有大幅度提高[2]，在上海肠癌发病率已负担日趋严重。2013年上海将“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列为上海市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虽我街道已经开展大肠癌筛查多年，但目前居民配合度及积极性均不高，本研究主要是分析上海市洋泾社区大肠癌筛查结果分析及高危人群肠镜检查的依从性，在大肠癌可干预阶段进行一级二级预防，提高社区大肠癌筛查的积极性。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本次研究对象为2023年洋泾街道户籍人口或居住满6月以上非本户籍常住居民：年龄≥50周岁，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参加大肠癌筛查，并在“浦东新区公共卫生云平台”登记在册。

1.2方法：初筛环节在我院中心采用《上海市社区居民大肠癌危险度评估表》纸质问卷调查表（下称调查表）和粪便隐血试验（FOBT）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初筛。在调查表中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情况，文化程度，吸烟及饮酒情况。第二部分危险度评估：有无慢性腹泻史、有无慢性便秘史、有无粘液便或血便史、有无阑尾切除史或慢性阑尾炎史、有无胆囊切除史或慢性胆囊炎中的两项及两项以上；有无癌症史；有无肠道疾病史；一级亲属有无大肠癌史等。第三部分：知情同意并签字。

通过以上调查表满足危险度评估阳性者或FOBT任意一次阳性的居民为高危人群（以下均称高危人群），并让居民扫码反馈FOBT结果，建议该高危人群在非定点医院自行进行肠镜检查，并收集肠镜结果。

1.3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28.0和EXCEL201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描述，比较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初筛结果

在3571例筛查者中，其中男性1538例，女性2033例。其中单危险度评估阳性的580例，单FOBT评估阳性69例，两项均为阳性63例，满足高危人群有586例。高危人群中男性261例，女性325例，不同性别高危人群的检出率无统计学意义（X2=0.618，P＞0.05）。50岁-54岁61例，高危人群18例；55岁-59岁64例，高危人群35例；60-64岁97例，高危人群56例；65-69岁1317例，高危人群161例；70-74岁有1641例，高危人群248例；75岁以上有391例，高危人群68例，不同年龄组的高危人群检出率有统计学意义（X2=215.841，P＜0.05）。文盲居民43例，高危人群7例；小学学历居民55例，高危人群9例；初中学历居民1104例，高危人群180例；高中学历居民1083例，高危人群179例；高职学历居民489例，高危人群80例；大专学历居民282例，高危人群46例；大学及以上学历居民515例，高危人群85例，不同学历的高危人群检出率无统计学意义（X2=0.270，P＞0.05）。收入情况中5000元/月以上居民人数1860人例，高危人群301例；5000元/月以下居民1711例，高危人群285例，不同的收入组的高危人群检出率无统计学意义（X2=0.146，P＞0.05）。离异居民25例，高危人群4例；丧偶居民50例，高危人群8例；未婚居民6例，高危人群1例；已婚居民3490，高危人群573人，不同婚姻组的高危人群检出率无统计学意义（X2=0.027，P＞0.05）。吸烟居民有124例，高危人群92例；非吸烟居民有3447例，高危人群494例,吸烟对于高危人群的检出率有统计学意义（X

2=312.693，P＜0.05）。饮酒居民有171例，高危人群121例；非饮酒居民3400例，高危人群有465例。吸烟对于高危人群检出率有统计学意义（X2=386.766，P＜0.05）。

2.2高危人群肠镜检查依从性

在586个高危人群中167人接受肠镜检查，肠镜依从性为28.5%，其中男性占23.37%（61/261），女性占32.62%（106/325），女性高危人群肠镜依从性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07 ，P＜0.05）。50岁-54岁高危人群肠镜依从性44.44%（8/18）；55岁-59岁高危人肠镜群依从性65.71%（23/35）；60-64岁高危人群肠镜依从性73.21%（41/56）；65-69岁高危人群肠镜依从性29.81%（48/161）；70-74岁高危人群肠镜依从性15.72%（39/248）；75岁以上高危人群肠镜依从性11.81%（8/68）。不同年龄段肠镜依从性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10.323 ，P＜0.05），其中55-64岁的肠镜依从性大于50%，65岁以上居民肠镜依从性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吸烟高危人群肠镜依从性70.65%（65/92），饮酒的高危人群肠镜依从性76.86%（93/121）。吸烟高危人群肠镜依从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95.17 ，P＜0.05）。饮酒高危人群肠镜依从性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75.021 ，P＜0.05）。

初筛中单危险度评估阳性的580例，肠镜检查162例，占27.9%；在单FOBT评估阳性69例，接受肠镜48例（69.6%)；而在两项均为阳性63例，接受肠镜45例（71.4%）。两项阳性的依从性大于单危险度评估阳性，有统计学意义（X2=84.633，P＜0.05）。

2.3肠镜检查结果

167名肠镜检查者发现有病变69例，总病变数41.32%。其中息肉最多，为55例，检出率32.93%；结肠炎症8例，检出率4.79%；结肠腺瘤5例，检出率2.99%；腺癌1例，检出率0.60%。男性病变35例，检出率57.38%（35/61）；女性病变34例，检出率32.08%（34/106），男性病变检出率高于女性，有统计学意义（X2=10.223，P＜0.05）。50-59岁检出率29.03%（9/31），60-69岁检出率50.56%（45/89），70岁及以上检出率31.91%（15/47），不同年龄组的检出率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78，P＜0.05）。吸烟人群病变检出率64.62%（42/65），非吸烟人群为26.47%（27/102），吸烟的肠镜病变率有统计学意义（X2=23.825，P＜0.05）。饮酒人群病变检出率65.59%（61/93），非饮酒人群为10.81%（8/74），饮酒的肠镜病变率有统计学意义（X2=50.005，P＜0.05）。

3 讨论

近年来，我国大肠癌发病率直线上升，年发病率28.20/10万，死亡率约为13.61/10万，已成为全球大肠癌每年新发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3]。结果显示，此次我洋泾地区大肠癌发病率为1/3571，符合我国大肠癌发病率。高危人群检出率16.40%，低于马陆社区的检出率[4]，略高于白鹤社区的检出率[5]，总体我社区的高危人群检出率较低，可能与我们单FOBT评估阳性人数低有关，因我社区设置的是扫码反馈，有部分居民未予及时反馈，或年纪较大居民不会操作等流失数据。

其中不同年龄的高危人群检出率有关，不同的性别与高危人群检出率无关，与打浦桥社区筛查的结果一致[6]。不同的文化程度、收入情况、婚姻情况与高危人群检出率无关，与闵行社区结果有所不同[2]。我社区的高危人群肠镜依从性为27.9%，又都高于马陆社区及白鹤社区[4,5]。该结果也提示我们在大肠癌初筛过程及肠镜依从性中，即使在上海地区不同区域结果也不尽相同，可能与上海是个多元化的城市有关，不同地区有着自己的特色，包括饮食文化、环境因素、生活习惯、地域差距、医保报销比例不同等区别，带来的结果不同。

我社区结肠镜病变检出率男性高于女性，与大部分研究都类似[7]，而男性结肠镜的依从性低于女性，也与部分研究一致[8]，55-64岁的结肠镜依从性较高于其他年龄段。有部分研究[9]指出，由于肠镜为侵入性检查，操作过程中产生疼痛感，且操作前需要繁琐的、充分的饮食及服用泻药的肠道准备，导致居民的依从性及参与性较差。故可能随着年纪增长，居民对结肠镜的检查依从性不升反降，当然可能也受到观念的不同，经济实力多方面影响。

在此次研究中还发现目前吸烟饮酒对于高危人群检出率有关，其病变检出率也较高与其他人群。在张梦、刘莹等人研究中[10]，吸烟饮酒可作为大肠癌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吸烟饮酒作为一个可控因素，应积极鼓励居民戒烟忌酒，从家庭到社区多方位的开展健康教育，特别是对于部分已成瘾可能的居民给予心理及生理上的治疗。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全球没有统一的大肠癌筛查的方案，但上海市选用的联合初筛方法，是目前比较简单方便、经济合理、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在此次筛查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我们大力推广的同时，应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减免肠镜检查的费用、对肠镜检查的正确认识、告知初筛阳性肠镜检查的重要性等等，也应收集民声，对工作开展时出现的问题及困难制定有效的方案，加大居民对大肠癌筛查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居民的能动性。

参考文献

[1]Sung H，Ferlay J，Siegel RL，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countries[J]. CA Cancer J Clin，2021，71（3）：209-249.

[2]熊安，曹奕鸥，苏畅.上海城市社区大肠癌高危人群肠镜筛查顺应性影响因素分析[J/CD].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2023，15（8）：43-47.

[3]苏文雨，房静远，刘凯. 2020年结直肠癌的研究新进展[J]. 中华医学信息导报，2021，36（3）：12-13.

[4]倪海峰，李元召，万燕萍. 上海市嘉定区某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结果分析[J]. 上海医药，2021，42（4）：41-43.

[5]崔小娇，戴海辉，王森. 2013年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肠癌筛查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智慧健康，2020，6（13）：39-41.

[6]林妍君，黄露，何丽华. 2013-2016年上海打浦桥社区大肠癌筛查及高危人群肠镜检查顺应性分析[J].上海医药，2022，41（6）：48-50.

[7]俞唐唐，祝凯，陈明彤，等.永康市江南街道2021年大肠癌筛查结果分析[J].中国乡村医药，2023，30（3）：64-65.

[8]祝毛玲，史慧慧，李力，等. 社区大肠癌高危者肠镜检查结果分析[J]. 上海医药，2022，43（16）：56-58，62.

[9]陈宏达，卢明，刘成成，等.结肠镜、免疫法粪便隐血试验和新型风险评估筛查方案在人群结直肠癌筛查中的参与率比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41（10）：1655-1661.

[10]张梦，孟涛，刘莹，等.大肠癌患者发病微信因素分析[J].中华肿瘤防治杂志，2023，30（3）：127-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