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政治视阈下的政治伦理问题研究——以安倍晋三遇刺事件为例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4-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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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政治视阈下的政治伦理问题研究——以安倍晋三遇刺事件为例

程兰迪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610065

摘要:2022年7月8日,安倍晋三在日本奈良县奈良市街头演讲时遭枪击,经数小时抢救后不治身亡,终年67岁。作为日本战后最年轻且任期最长的首相,其遇刺事件引起学界热议,就作为恐怖主义的刺杀事件来说,学界研究成果颇多。但研究刺杀恐怖主义与政治伦理关系的文章却较少。以刺政治事件为切入点,文章通过对刺杀恐怖主义事件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摘录出安倍晋三遇刺事件中的政治伦理因素,再就刺政治事件与政治伦理因素的相关性加以剖析,从而对刺政治与恐怖主义事件中的政治伦理进行探讨,以期对刺政治视阈下的政治伦理研究作以补阙。

关键词:刺政治;恐怖主义;政治伦理

1.前言

1.1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事件后,诸多学者就刺杀背后的恐怖主义进行研究,抛开“安倍遇刺事件”本身原因及后果等因素外,各方学者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刺政治与恐怖主义的研究内容仍有许多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和完善的地方。本文选取了刺政治与恐怖主义中的伦理研究为突破点,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事件为例,剖析刺政治视阈下的政治伦理研究问题。

事实上,在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关于国际政治的伦理思考和判断几乎始终是一个非常突出、非常重要的主题。它赋予各种类型或流派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甚至主张非道德立场的现实主义理论)深切的人文关怀意义和显著的哲学思辨色彩。本文就以刺政治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刺政治与恐怖主义事件中的政治伦理探讨,从而对刺政治视阈下的政治伦理研究做一补阙。

1.2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查阅文献等相关资料,整理后发现当前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更多集中于恐怖主义伦理研究,就国际政治中的刺政治与恐怖主义的伦理问题研究,或集中于刺杀事件本身或以国际政治伦理研究为主,单纯研究两者相关性的文章较少。国内学者则更多关注于刺杀事件背后的经济、政治因素,很少就其伦理因素进行探讨,这也为该文的写作思路提供了更多的契机。

1.3研究思路

本文先尝试对刺政治与恐怖主义相关概念进行了解,并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事件为例,探索其遇刺背后的政治伦理因素,再对刺政治和政治伦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剖析,从而给出加强刺政治视阈下政治伦理建设的建议。

2.相关概念和理论

2.1刺政治与恐怖主义

《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篇,燕国太子丹为了阻止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派荆轲前往秦国,借献燕国督亢一带的地图的机会刺杀秦王。荆轲虽然没有成功,但在荆轲刺杀的过程中秦国“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秦王嬴政“卒惶急,不知所为”,令秦王在恐慌中不知所措。“荆轲刺秦王”这种恐怖手段,使秦国朝野上下震惊和恐慌。从中国古籍记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刺政治”的端倪,即以出其不意地袭击对手,造成整个社会恐慌,以取得政治上的成功。

中国古代原始的恐怖刺杀行动在欧洲也发生过。

在古罗马,刚刚成为罗马终身元首的凯撒遭到了当时元老们精心策划的刺杀,身中33刀,倒在血泊之中,这对当时的罗马城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其部下安东尼借此发动了暴动,将密谋刺杀凯撒的元老们处以死刑。自此历史发生了改变,罗马开始了元首的专制制度,取代了长期实行的共和制。凯撒遇刺事件,可以说是欧洲古代社会,政治对立面针对首脑的“恐怖袭击”。

综上所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刺政治”活动早在古代就出现了。最初的“刺政治”活动往往是针对国家首领,刺客往往是背负着重大的政治使命,刺杀主要是为了推翻某一政权或者表达某种政治诉求而进行的恐怖行动。

“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则较晚些时候出现,大约在中世纪。法国大革命初期,雅阁宾派首先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使用这一措辞,虽然刚开始他们的政策中所运用的“恐怖主义”原本是指一种维护统治的方式,具有褒义,但是随着恐怖政策的开展,“恐怖主义”一词变成了让人畏惧的词汇。执政者们利用恐怖的手段,针对那些反对革命的人进行恐怖屠杀,意图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由于“恐怖”的统治手段使人民不寒而栗,处于惊恐状态,最终,“恐怖主义”一词渐渐退出官方的媒体。

现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斐迪南公爵在萨拉热窝遇刺”事件。1914年6月28日是塞尔维亚的国庆日,这一天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携妻索菲亚来到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做访问。两人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枪杀。普林西普刺杀政治首脑的行为,给奥匈帝国制造恐惧的社会氛围,进而达到他所主张的塞尔维亚“独立”的目的,因此萨拉热窝事件可以说是一个针对政治首脑,表达政治诉求的“恐怖袭击”。

由此可见,历史上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多数是具有政治目的,以国家元首为目标,但是这些行为的主体是有区别的,例如,在“荆柯刺秦王”这一事件中,荆轲的背后的支持者是燕国的太子,颇具现代“国家恐怖主义”的意味,而萨拉热窝刺杀斐迪南夫妇的青年普林西普,则是一个个体。

2.2政治伦理

所谓政治伦理就是人们在政治生活和政治交往中处理相互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和规范。简言之,在处理政治生活和政治交往中的政治行为关系时所遵循的合道德性的规范和原则就是政治伦理。其中包含着平等、互利等具体的道德规范以及公平、正义等抽象的道德原则。在当前的学界研究中,政治伦理中各种各样的理论从古一直都是围绕着对自由、平等与公正的论证来展开的。

国际社会的政治伦理是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关系,大都以规则和规范的形式发挥作用。在国家间的交往中,平等是国家外交的前提,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只有在平等的规则下,世界才会是一种和平有序的状态。因此,反对霸权是国与国交往的首要原则,霸权思维下的权力滥用包藏着霸权国极大的私心,这显然是违背政治道德的。政治伦理中蕴含的“公平”要求,被视为国际交往的又一重要原则,公平是人类社会的专属物。历史上,理想的政治社会大都是追求实现公平的社会。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19世纪的社会空想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念,足以证明人类社会从未停止过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政治伦理中蕴含的“互利”规范,则是使交往各国获取自己应得的利益,满足各方应得的需求。这使得互利在客观上成为国际政治交往的指导原则。所有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在政治领域,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政治交往对象和政治活动内容,以利于自身发展。因为互利能够通过维系国际社会的和平,实现国家间的平等,并促使国际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因此,互利也是国家交往关系中平等规则得以实现的指导方法。

综上所述,“政治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特定社会系统中,对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执政理念、政治行为等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所进行的伦理考量和道德价值追问。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政治领域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研究的重点是政治行为和政治生活的价值合理性和正当性问题。其研究的意义是希望建立一种符合伦理原则的政治活动。其研究的目的是营造一种与政治伦理相统一的合理的政治氛围和政治生活。

3.“安倍遇刺事件”背后的政治伦理剖析

2022年7月8日,当安倍晋三在奈良县奈良市街头演讲时遭枪击,经数小时抢救后不治身亡的消息传出后,对于该事件的评价出现了争论不休的状况。一方面,支持安倍的人会感叹其壮志未酬,另一方面,反对者们会基于历史因素拍手称快;观点的对立,让这位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众多争议中,日本国人本身对于“安倍遇刺死亡”的欢呼尤为注目。诸多学者对“安倍晋三遇刺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民族主义乃至社会矛盾等多方面因素的剖析就集中到了行刺者山上徹也的身上并以此展开。本文主要研究刺杀与政治伦理的关系问题,因此主要以“安倍晋三遇刺事件”后的政治伦理因素进行剖析。

根据相关资料来看,作为日本普通国民的山上彻也,其刺杀行为并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其对统一教会的憎恨所产生的刺杀恐怖主义行为更像是表达某种政治诉求,但这种政治诉求既不是简单的个人诉求,也不是集体对政策的不满,它是日本诸多社会问题杂糅出的残酷结果。那么,以中立的态度从政治伦理视角来分析安倍晋三遇刺背后的伦理道德问题似乎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该事件。行刺者山上徹也行为动机的“是”与“非”也可更好地帮助我们梳理刺政治事件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关系。

通过媒体的相关报道,可以了解到山上彻也小时候是一个父亲早逝,母亲沉迷宗教而缺失家庭教育的孩子,成年后又因其事业不顺,哥哥自杀,生活压力过大而几近崩溃。这个绝望之人在挣扎未果之后,在封闭的环境下不断自我确认,最终把对宗教团体的恨意转变为一场震惊世界的谋杀。而在山上彻也所面临的“如此绝望”的生活背后的真相其实是日本的现实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灾难之后,日本就进入了“失去的三十年”经济低迷最显著的表现,或许就是停滞的工资。在30年间年收入增长报表里,别的国家的平均年收入走势都在昂扬向上,只有日本是一个平面。

在30年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近40倍增长,但日本人的工资却是鲜有波动。其中缘由,自然可以用成熟社会来简单概括。但更细节的问题是,经历过金融跳楼机时代的日本公司更愿意将利润转化为内部存款来冲抵风险,这样做的好处是公司抗风险提升了,但坏处就是不涨工资,没分配就没增长:收入不增长,自然拉动不了消费,生产也就跟着萎靡,自然就出现了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失去的三十年就像一场慢性病,由它引发的经济低迷等种种社会问题,让上一代人看不见希望,也让现在的日本年轻人看不见希望。专家把日本年轻人称为“生活在绝望国家里的幸福年轻人”。其意思是,尽管当下日本年轻人在物质条件堪称幸福,但未来却是一片灰暗:老龄化拉低社会福利、劳动力短缺带来竞争力下降、终身雇佣一去不返。

当这些困难变成“不会变得更好”的世代命题,负面情绪转化为对政客和时局的愤怒,似乎是一个必然结果和选项。从这一角度出发,一定程度地在因果关系上为山上彻也的行刺行为做出了合理性解释,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网络上那些对安倍晋三遇刺身亡而拍手称快甚至把山上彻也奉为英雄的日本青年的行为。但“因果关系”不同于“是非关系”,社会问题造成的民众困难是否必然得转化为愤怒乃至恐怖主义这样的极端行为仍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众困难转化为愤怒及恐怖主义行为这一过程中是可以避免的。例如山上彻也受到了极强的伦理道德教化,深谙个人的苦痛不可转嫁他人,是否就可避免发生“刺杀安倍晋三”这一事件。也由此可见,加强社会政治伦理的道德建设这一环节的建设是可以减缓甚至避免刺政治与恐怖主义这一类现象发生的。

4.刺政治与政治伦理相关性研究

上文对“安倍晋三遇刺事件”的政治伦理剖析,我们可以得出加强社会政治伦理的道德建设这一环节的建设是可以减缓甚至避免刺政治与恐怖主义这一类现象发生的结论,既论证了刺政治与政治伦理的相关性,也突显了刺政治与政治伦理本身是一组矛盾体的实质。事实上,历史上其他著名的刺政治事件,如一战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林肯遇刺身亡事件、圣雄甘地被刺事件等背后都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古往今来各种不同群体和个人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制造的刺杀行动,不仅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历史进程,还为政治伦理的道德思考与建设提供了参考。

如果说“刺政治事件”是在矛盾冲突下引起的暴动,那么政治伦理就是减缓矛盾冲突的润滑剂。行刺者或是正义而非理性的,如萨拉热窝事件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枪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代表塞尔维亚人民发泄民族的愤怒或许是正义的,但从这一刺杀行动直接激化了协约国和同盟国的重重矛盾,成为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来看却是不理性的;更有甚者,行刺者的行为是非正义且非理性的,如圣雄甘地遇刺事件,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是印度的国父,他带领印度人民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抗英帝国主义,是印度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德里做晚祷时,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冷静,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而刺客纳特胡拉姆·戈德塞,在甘地走到群众身边时开枪刺杀了甘地。纳特胡拉姆·戈德塞是印度教的一个极端派别的成员,该派别完全拒绝甘地发出的善意、和平与爱的呼声,甘地死后,印巴之间的矛盾完全无法调解,几十年来两国之间已经发生多次战争。

因此,刺政治事件作为矛盾冲突的结果并不都是正义的,完全抛弃政治伦理的刺政治行为往往还会给人类社会酿成更大的苦果。坚持政治伦理的建设,不仅可以减缓矛盾冲突,更能在为“刺政治行为者”奠定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减免恶性刺政治与恐怖主义行为的发生。换言之,处理好刺政治事件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关系与增进人类福祉休戚相关。

5.刺政治视阈下的政治伦理建设

从全球发展的客观现实出发,结合“安倍晋三遇刺事件”的案例分析,加强刺政治视阈下的政治伦理建设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经济基础,增强经济自由度。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不可逆的前提下,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也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科学技术迅速传播。全球化优化了参与国的经济结构,强化了经济能力,极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跨国组织和国际组织在某些方面改造着传统主权国家所承担的职能。一系列国际规则对国家的自主性行为设下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这些变化和要求又损害了政府的权威侵蚀了政府的权力对政府的治理模式和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政府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着加大经济自由度和维护政府控制的矛盾。为避免刺政治与恐怖主义现象的发生,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应尤为注意经济建设,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增强经济自由度。

第二,加快民主建设,充分尊重民意。一方面,有效的市场需要千万具有强烈市场主体意识的劳动者,而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则是培育劳动者市场主体意识的重要条件。民主作为政治伦理也正是培育劳动者市场主体意识和其他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经济伦理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只有培育充分的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劳动者创造精神,在国际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互依程度提高并促进了成员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全球过程并不是伊甸园的到来,而是充满矛盾、冲突和斗争的过程。全球化提供了民族国家发展的机遇同时又由于国际自由市场的强烈冲击,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减弱,加上文化的侵蚀和政治的冲突等,民族国家也可能由此面临经济崩溃、价值紊乱和政治动荡的严厉挑战。应对措施之一便是加快民主建设,充分尊重民意,激发亿万劳动者的劳动自觉性和创造性。才能“增强全社会创造活力。”

第三,增强道德建设,提高国民素质。“和谐社会”需要公民美德与制度美德的双重支撑和维系。我们把这种制度美德和公民美德看作是“和谐社会”所需的必要的政治伦理条件。加强道德建设,提高国民素质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内在的逻辑要求也与国家在全球系统中的生存环境紧密相关。首先,全球化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国家的外部生存环境影响着它的内部功能,无论是从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经济自由化的积极推动来看,还是从它对国家中心主义的批判来看,我们可以将全球化视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成就。显然,这使传统主权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从西方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化使得长期以来备受困扰的追求财富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成员国内部的经济自由度因为加入全球化而必须进一步扩大,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现象,公民领域受利益原则支配而日益商品化等造成和加深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如上文中提到的山上彻也的故事,正是该矛盾的真实写照。因此,建设公民美德和制度美德,提高国民素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已不容小觑。

6.结语

安倍晋三遇刺事件作为一起震惊全球的政治暴力事件,不仅引发了对个人安全保护、公共安全体系以及极端主义行为管控的深刻反思,同时也对政治伦理领域带来了多重启示与讨论。首先,在政治伦理的角度上,该事件强调了民主社会中政治领袖的生命安全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任何政治分歧和争议应通过合法、和平及理性的渠道来解决,暴力手段不仅违反了基本的法律原则,更是对民主机制与和平进程的破坏。其次,该事件揭示了政治稳定与社会共识的重要性。一个成熟的政治体制应当能够容纳多元化的意见表达,并通过有效的对话与协商机制处理分歧,避免激化矛盾至暴力冲突的程度。政治领导人需在推动政策议程的同时,应加强民主建设,关注并缓解社会不满情绪,防止极端思想的滋生和传播。

再次,对于日本国内而言,安倍晋三遇刺可能暴露出政治人物安保措施的漏洞及其与公众接触的风险评估不足等问题,从而促使政治体系重新审视和完善高层政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国家治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后,国际社会对此事的关注也提示了不同国家间在反对暴力、维护政治家权益上的共同立场和合作需求,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政治暴力零容忍的态度,促进各国在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

综上所述,在政治视阈下对安倍晋三遇刺事件进行讨论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构建作为社会政治生活、政治行为及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政治伦理建设需发展经济基础、加快民主建设、增强道德建设。在“刺政治”与“政治伦理”两者的冲突和辩证统一中思考、提出和解决问题,可以为我们减免社会冲突,解决社会问题提供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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