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汉语教材发展八十年：回顾与展望

 我国对外汉语教材发展八十年：回顾与展望

伍光旭吴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529030）

摘要：我国对外汉语教材发展从建国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可以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结构型教材阶段；结构-功能型教材阶段；结构-功能-文化型教材阶段；新世纪的任务型及综合型教材阶段。而每一阶段教材的特点都与其所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受政策变化、理论发展、需求发展等因素影响，教材的编写不断与时俱进，每个阶段都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教材。基于上述内容研究，能够从中总结出一定教材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为我国未来教材编写提供启示。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教材发展史；教材建设

1.引言

从1950年至今，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1949年以前，外国人到中国学习汉语，一般是请人个别教授，教材和教法基本上是零散的，随意的，没什么系统。”[1]针对成批外国学生的正式汉语教学始于1950年的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此后的几十年，来华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1978年之前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以大学预备教育为主，即掌握汉语后进入大学接受以汉语为媒介的专业教育。1978年，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经教育部批准设立了现代汉语专业，之后为满足外国人短期学习汉语的需要又成立了汉语进修短训部。进入新世纪后，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来华学习。2004年以来，随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的建立，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从国内走向世界，对促进中国语言文化传播和国际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进程中的不同时期，教材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教材发展演变的过程研究，不仅能为过去的历史提供一个侧写，也对未来的教材编写具有指导作用。

2.文献综述

在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史这一领域，研究者已取得了诸多成果，如赵贤州（1987）对50-80年代教材调查与研究；程相文（2001）对80-90年代对外汉语教材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创新点进行的归纳以及建议；耿直（2011）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教材编写的研究、思考、以及展望；朱志平等（2008）对1998-2008这十年间教材的述评；又如姜丽萍（2018）对建国以来教材发展四大阶段历史的回顾和对发展创新的预测。对于各个阶段教材的研究已有前人开路，因此笔者所做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回顾外汉教材发展史的过程中对各个阶段特点进行归纳，并筛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教材书目，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参考，为现有教材的发展提供启示。

3.历代对外汉语教材发展回顾

3.1 结构型教材

“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从1950年创建时起，在较长的时间内，重视它的人们大多把它作为一项友好工作、外事工作对待的。”[1]因此，最初的教学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老师们自编一些单篇式的教材用于教学。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正式教材——《汉语教科书》（上、下册），从汉语作为母语教学的传统思路转向以汉语为习得语来教学的新思路。李泉（2019）总结了该套教材的四方面贡献：（1）在结构方式、内容取向、对汉语语法的选择和分割及教学顺序安排等方面有所创新，成为后来教材的参考范本；（2）创建了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3）开启了用汉语拼音教汉语的新时代；（4）语法例句和课文采用分词连写的办法，以降低难度。[2]

60年代初，经过十年的实践探索，对外汉语学界提出教学中要贯彻实践性原则，即通过大量的、反复的实践帮助学生掌握听、说、读、写语言技能。有关部门曾组织人力编写新教材，但因60年代的政治动乱，试用教材还未推广，教学就被迫中断了[3]。随着实践第一原则的确立，《汉语教科书》等草创时期教材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197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代表60年代实践水平的《基础汉语》。它从以语法系统知识讲授为中心的框架改成了范句加语法注释的形式。主要通过范句操练的手段体现实践性原则。语法注释把以语法为中心的体系，由明线改为暗线继承了下来，并为后面的教材所沿用[3]。

进入70年代，国内外语教学普遍施行句型教学，汉语教学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实验和研究[4]。编写于70年代、出版于1980年的《基础汉语课本》“是到那时为止按照结构法的路子编写的一部最成熟的教材”[5]。它以句型为主，通过大量替换练习培养语言习惯，对课文内容进行了革新，去掉了硬塞进语言教材中的政治内容，冲破了语言教材“思想性”的框框。它相比以前的教材，编排更科学，脉络更清楚，重点更突出，练习量也大大增加了。此书是八十年代以来使用面最广、影响面最大的一部教材[6]。

综上所述，50年代-70年代是对外汉语教材的草创与探索时期。“以语法结构为主”[6]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主要特点。50年代初，我国迎来了第一批来华留学生，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由此起步，教材编写也同步进行着。而到了60、70年代，分别受到“教学实践性原则”与“句型教学影响”，教材也呈现出对应的特点。

3.2  结构-功能型教材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问题于1978年被提出，1984年其学科地位正式确立。此后，顺应对外汉语教学的迅速发展，国家成立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以及专门的教学学会、研究机构、出版机构等，对外汉语教材也随之繁荣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外汉语教材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主要采取以句型训练为中心的结构法[3]。“功能法”于70 年代在西欧兴起，并于80 年代逐步在我国传播，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在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展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大大加深，世界范围内对于汉语学习的需求越发增加，我国的外汉教材编写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发展期。

1981年出版的《实用汉语课本》，是30年来教材编写的一个典型例子[7]。它采用了句型、功能、结构相结合的编写原则，包含句型替换、功能项目操练、语法分析等综合性训练，既考虑到交际的需要，又能贯彻句型的循序渐进原则，同时也保证了语法体系的相对完整性。这套教材是“第一部把功能法引进对外汉语的教材”[4]，它也是第一部专门为国外编写的汉语教材，不仅在国外广受欢迎，而且推动了国内教材编写理论的发展[7]，它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对外汉语教学成果的最高水准。据国外的调查统计，《实用汉语课本》第一、二册在很多欧美国家教授现代汉语的大学中使用率曾高达75%[8]。

表2：20世纪80年代代表性教材

3.3  结构-功能-文化型教材

进入 90 年代，我国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通俗、流行文化迅速扩张与发展，形成了文化大繁荣的浪潮。这一时期的教材编写，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各类数量众多的教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95 年的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汉语推荐教材问题讨论会上，对文化在教材编写中的地位做了如下强调：“坚持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基本编写原则，是实现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最佳途径，也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基本保证。新一代教材，无论采用什么编写体例，都不能脱离这一基本编写原则 ”[9]。这时的教材编写理念仍以结构、功能相结合为主，但是，文化在教材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由刘珣主编的《新实用汉语课本》（2003）保持了《实用汉语课本》在语言结构教学方面的特点，并力图有新的突破[10]。在编写时，这一教材特意注重了课本的人文性，以对话为基础（利于初学者掌握句型、培养对话能力），在每课均设置了故事来帮助学习者理解中国文化。教材结构上，《新实用汉语课本》通过语言结构、功能、与相关文化知识的学习以及对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锻炼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在内容上，一二册着重介绍了与语言运用紧密相关的习俗文化，三四册又引向了中西文化的对比以及中国国情的介绍。《新实用汉语课本》是这一阶段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表3：20世纪90年代代表性教材

3.4 新世纪的任务型及综合型教材

进入新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一股世界范围的“汉语热”也悄然兴起，带来了巨大的汉语学习需求。于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发展又迎来了一波高潮。

这一时期，任务型语言教学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教学理念、教材编写、还是课堂教学，都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理念，较为代表性的有从2007年陆续出版的《体验汉语》系列教材、《任务型中级口语》（2013）等[4]。同时，这一阶段主题式教学、基于内容的教学、沉浸式教学等理念也影响着汉语教学，并出版了各自具有代表性的教材，使汉语教材发展呈现多元化的态势[4]。

此外，在1998-2008十年间，总体上看, 系列教材的数量多于非系列教材, 教材编写呈现出一种“系列化”的趋势；多水平层次的教材多于单水平层次的, 表现出一种“多层次化”的趋势

[11]。成套的系列教材如《发展汉语》分为“汉语”和“口语”两大系列, 同时每个系列又分别包含了初、中、高三个水平等级。系列教材一般是多水平层次的, 也有非系列教材划分不同水平阶段的。又比如《博雅汉语》，这是为在华留学生长期进修而编写的综合性教材。该教材共分为四个级别：初级、准中级、中级、高级。注重语言基础知识及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另外也加强了跨文化的介绍，注重文化输出与熏陶。这一教材曾入选《中国语言生活报告（2006）》，国家语言研究与监测中心在评定时考虑了各类情况与因素，《博雅汉语》的入选说明了它的权威与实用性。它是21世纪初期影响较大、使用较广的一部教材。

但教材建设发展到今天，仅仅是系列开发已经不能满足当今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需求，必须根据时代的特点进行立体开发[4]。所谓教材的立体化，是指在教材建设的过程中，把各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媒体和资源加以有机的整合，从而为教学提供一套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内容的立体化、形式的立体化和服务的立体化[13]。《HSK标准教程》是经国家汉办授权，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联合汉考国际（CTI）共同研发，以《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2010） 为指导而编写的通用型教材。这一教材系列进行了立体化建设，既有配套的课文、练习册、教师用书等纸质教材，也有出版社搭建的资源平台，提供教材的相关信息、电子课件等，同时开发了教学示范课，并定期组织教学研讨等，是一套全方位开发的立体化教材[14]。《HSK标准教程》是现阶段代表性辅助教材之一，且在海内外被广泛使用。

表4： 20世纪初至今部分代表性教材

4.对未来国际中文教育教材开发的启示

4.1加强教材编写理念的研究与发展

吕必松教授指出，如果我们对语言学习规律没有足够的认识，就不可能建立起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也就不可能提高语言教学的效率[15]。在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今天，教材直接承载着语言教学的功能，产出更多的优秀教材也因此成为了一项无比重要的工作。而从对过往各个时期的教材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优秀的教材推动编写理念发展，编写理念的发展又促进了具有时代价值的优秀教材诞生。1980年出版的《基础汉语课本》，继承了早期教材的优秀练习体系，辅以“结构法”编写，成为了当时最为广泛使用的教材。《实用汉语课本》的诞生则建立在结构型教材的实践上，结合了“功能法”理论，成为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之作。同样的，《新实用汉语课本》也是在继承《实用汉语课本》的优秀基础上，采用了90年代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编写理念并做出了结构与文化内容方面的改良，成为90年代的教材编写的典范。因此，需要继续加强教材编写理念的研究与发展，形成一个健康的、科学的、能够不断完善的教材编写理论体系。

4.2明确教材评价规范体系

教材编写理念的研究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赵金铭就强调过建立一套评估系统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建立起一套客观的教材评估标准，就能明确地指出优秀教材的长处所在，今后如何发扬，并避免短处。然后经过反复不断地修改，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必定能提高教材质量，出现精品教材[16]。教材作为编写理念的物质载体，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教材评价体系，无法对一部教材是否具有时代价值给出回答，那么教学理念的研究与发展也无从谈起。也是在从对优秀教材的研究中，我们能提取出其优点，进而发展理论，然后再次反哺实践，达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从而避免“理论研究还不能满足教学发展的需要,但是也有大量适用于教学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及时吸收到教材中来”[15]的窘境。

5.结语

本文将我国建国以来外汉教材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特点以及形成原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结构型教材阶段是我国的外汉教材编写的探索与起步阶段，外汉教学在当时甚至算是一种“外事工作”，也缺少理论的探索与指导；结构-功能型阶段，教材编写开始得到重视，也在“功能法”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诞生了当时广受好评的《实用汉语课本》；结构-功能-文化阶段，教材作为文化价值输出的载体功能得到重视，增加了许多与文化相关的内容；新世纪的任务型及综合型教材阶段，由于我国越来越走出去，国际上对汉语教学的需求激增，教材编写开始走向“任务型”、“系列化”、“立体化”，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对外汉语教材承担着传播知识、文化、价值观的重任，未来我们也会需要更多适应时代需求的优秀教材。因此，教材编写理念也应当从过去和现在的优秀教材中汲取营养，不断发展，将实践中得到的成果再应用到指导教材编写中去。同时，我们需要发展明确的教材评价规范体系，这样才能判断一部教材的时代价值，才能知道什么样的理论是符合现今实际的，被人们所需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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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丽萍.汉语教材编写的继承、发展与创新[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8(04):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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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纪要[J].世界汉语教学,1998(01):4-11.

[16]赵金铭.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03):4-19.

作者简介

伍光旭，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本科在读；通讯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1550号；邮编：201620；

吴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