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宗教改革重思中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差异

从欧洲宗教改革重思中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差异

吴浩菡

中共泸州市龙马潭区委党校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历史实践中否定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通过重新审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欧洲宗教改革这一特殊社会运动，可以加深对中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差异认识，更好把握不同国家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各异的特点。

关键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欧洲宗教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否定了现代化只有西方化这一条道路的可能。从中西方历史比较看，欧洲宗教改革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极为特殊的一环，宗教在其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粗略地看，宗教改革通过打击天主教会的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但具体地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认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首先，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动荡。从宗教改革术语本身讲，不论是“改革”之于Reformation还是“革命”之于Revolution，它们的-re前缀实际上表明了一种重新（re）成形（forme），即运动是对过去的“回复”——通过对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回顾回到一种原初状态。而在这种“回复”过程中，宗教改革必然会与现实条件产生碰撞和冲突。国内已有学者认识到，从中文语境讲，虽然“改革”在当前中文语境里等同于“进步”，但排他性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冲动才是它的初始动机，它的根本诉求与“人从神权下被解放出来”无关。从历史上看，宗教改革在近代早期引发的社会动荡是显而易见的。在德国，马丁·路德引发的波澜迅速推动了农民战争的发生，也为1618年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笔。在英国，英王亨利八世的摇摆态度、玛丽一世在位时期改革出现的反复和倒退以及伊丽莎白一世对改革的坚持，都使天主教士和新教徒轮流受到的迫害此一时彼一时；在瑞士，著名改革家茨温利丧命于长期的战争，加尔文在日内瓦历经多年斗争才站稳脚跟。而在法国，由于法国的信徒对天主教和君主制的热情远超同时代其他国家，加尔文主义对现代性和社会规训的强大塑造力量并没有在法国清晰迅速地表露出来，反而引发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宗教战争（1559-1598），其中最为出名的事件为圣巴托洛缪大屠杀。

其次，西方现代化伴随着政治社会的重新排列。在宗教改革的动员下，中世纪的王朝政治开始终结，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英法两国最为代表。在法国，战争并没有让当时欧洲这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走向解体，法国王权的权威形象反而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不断塑造。随着亨利四世的改宗登基和《南特敕令》的颁布，法国在内战结束后走上了绝对君主制的道路，并在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达到顶峰。在英国，新兴市民阶层的支持和英王亨利八世的个人利益要求适应了王权强化的需要，推动英国于1534年与罗马教廷正式决裂。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坚持下，英国教会在教义和组织上最终固定下来，并被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就连教义都由议会所制定，教会自这段时期起不再成为英国王权的威胁。而在德意志地区，尽管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未能解决始终存在的政教问题，但各诸侯国由于成功镇压了农民战争，夺取了大量教会财产以及受益于《奥格斯堡和约》所确定的“教随国定”原则，其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具有了更多独立性。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民族不断摆脱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带来的各方面负担，也走上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历程。

再次，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宗教认知的变化。宗教改革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缓解平信徒得救焦虑，教导其如何真正爱上帝，路德之因信称义说的意义在于认为上帝已为罪人称义，因此信仰即可得救。加尔文为了维护上帝的尊严，认为应该对上帝常怀正确的敬畏，将其视为完全的他者，这样信徒才因此确信上帝正在等他。加尔文把上帝置于完全他者的地位，实际上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人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之中，再加上其继承的奥古斯丁之预定论，描绘了一个有自身秩序且能不断向前发展的“地上之城”，鼓励人们在其中拥抱新的变化、探索尘世新的秩序。于是，欧洲民众对来世的注意力转移到现世。另外，经历宗教改革的思潮影响和宗教战争的分裂破坏后，宗教在尘世生活的影响力发生变化，如波舒哀等法国王室官员作出宗教战争的反思后，认为应把宗教性权威交给代表公正与秩序的国王与国家。最终，宗教从公共事务逐步转向私人领域，中世纪以来长期确立的政教二元平衡向世俗权力主导演变。

最后，必须注意的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时间长度具有长时段特征。以宗教改革为例，1517年10月31日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开始的标志节点，但并非只有16世纪才有宗教改革。reformatio in capite et in membris（在首脑与成员中的改革）可以被认为是贯穿天主教会历史的主题：公元5世纪和中世纪早期的改革集中于个人的修炼；而在

12世纪教皇革命后，明谷的伯尔纳尝试在教会内部进行改革，其被法国史家E. G. Léonard认为是路德的先驱。此后，英国还出现威克里夫运动及随之诞生的康拉德派、捷克的约翰·胡斯宗教改革及随之爆发的胡斯战争等，都在教义上与路德有相同之处。与其说路德引发了宗教改革，不如说适应了改革的形势与潮流：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信徒焦虑心态下，宗教改革的运动规模前所未有，其意义也不同凡响。后来又在浪漫主义的帮助下，这段历史显得无比特殊。当然，这里应进一步区分reform和reformation之区别，只不过这又是另外的主题了。

总之，透过宗教改革这一视角，可以看到西方现代化进程具有多中心、长期性、冲突性、宗教性等特征，欧洲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也并不相同，所谓的西方化并不具有普世的说服力。相比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在时间相对较短的情况下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路程、取得了相对应的成就，在历史背景、具体内涵、实际影响等方面均与西方有着较大区别。所以，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仍是今后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