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与营商环境综述

 数字政府与营商环境综述

梁多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  201620

摘要

当前数字技术变革与创新驱动加速全球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建设是政府为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措施。本文以政府治理角度为切入点，探究数字政府对营商环境影响，助力政府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数字政府；政府治理；营商环境

一、引言

数字政府是政府为适应和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对政府治理理念、职责边界、组织形态、履职方式以及治理手段等进行系统发展和变革的过程[1]（鲍静 2020）。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内容。数字政府建设不能狭义理解为政府需要运用数字技术创新职能履行方式，还包括政府应当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树立典范，提供必要支撑。

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推进政府治理转变并提升营商环境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数字政府治理的初期实践模式主要表现为在政府治理中利用公自动化系统、政府网站等传统外生技术[2]（Rose 2009），也就是常说的电子政务。伴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演进，数字政府在当前及未来阶段的实践则主要强调外生技术与政府体系在更深层次上的适应性变革与相互融合[3]（Luna 2009），数字政府的治理思维也发生了改变，从“如何借助技术来帮助解决治理问题”转换为“如何提高数据的利用能力来提升治理效益”[4,5]（黄璜 2015 2020），营商环境也在政府治理改进的同时得到质量提升。

二、数字政府背景下的营商坏境

数字政府的建设对营商环境会造成影响，从理论变革方面分析，当前“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模式推动了整体数字政府建设，呈现出整体性、协同性、共享性、一体化特征；从实施过程和成效来看，推动了“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一网通办”“数字政府”等模式创新不断涌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入，政府治理效果在不断提升。释放市场潜力活力、撬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口的经济赋能作用，企业申请开办缩短时间、投资项目审批压缩时限、群众办事方便程度具有提高，结果表明市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存在三种机制[6]（廖福崇 2020）：

第一，交易成本的降低机制。“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进一步降低了市场主体在办理证照、市场监管、办理纳税和登记财产等方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交易成本降低意味着营商环境的优化。

第二，政府效率的提升机制。以互联网技术手段为支撑，传统的科层制政府正在向“敏捷政府”转型[7]（李军鹏 2018）。部门分割、信息流动不畅、推诿扯皮和形式主义等传统科层制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政府效率的提升有效地改进了营商环境的质量。

第三，政务服务供给的精准机制。互联网技术手段使得信息流动更加高效，政府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掌握更多的信息，同时不同企业多样化的需求能够通过互联网政务平台便捷地向政府传达。政务服务的精准供给，有效优化了市场主体的营商环境。

当前的文献表明，政务营商环境的优化可以降低民营企业投资成本、提高企业投资回报率，实证表明政务营商环境的优化与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政务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8]（邵传林 2020）。同时营商环境的改善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9]（王智新 2021），也对创业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人才环境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最大[10]（杨兰品 2021）。对于出口企业来说，营商环境的优化切实提升了企业出口的信心，实证表明两者之间有正向关系[11]（蒋韶华 2021）。

三、结论和进一步研究

社会变化是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变量。技术更迭重塑社会结构，为政府治理带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趁其利而避其弊，可借科技之力推动政府治理结构、流程和方式的变革。治理能力现代化呼唤治理工具与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建设数字政府，可在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走出技术创新和政府治理创新深度融合的新路子，从而促进营商环境改善。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善数字政府体制机制建设是重点，进入才能更好进行政府治理，要实现这个过程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利用大数据与数字政府建设结合进而助力提升政府的决策能力。第二，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助力服务型政府建设。第三，实现政府更好地履行各项职能。

在数字政府背景下推进营商环境改善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对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减少企业办事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就微观层面来说，进一步探究其对于企业行为的具体研究，当前文献所做的研究还较少，其主要问题是大框架的数字政府建设还不健全，其背景下的营商环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和效果还存在争议，值得继续研究和讨论。在当前“双循环”的大背景之下，之后的着力点可放在数字政府背景下政营商环境改善对微观企业出口，价值链提升的影响上面，应该可以成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鲍静, 范梓腾, 贾开. 数字政府治理形态研究：概念辨析与层次框架[J]. 电子政务, 2020, (11): 2–13.

[2]O’Neill Rose. The Transformative Impact of E-Government on Public Governance in New Zealand[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09, 11(6): 751–770.

[3]Luna-Reyes Luis F., Gil-Garcia J. Ramon. Digital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net portals: 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4, 31(4): 545–555.

[4]黄璜. 中国“数字政府”的政策演变——兼论“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的关系[J]. 行政论坛, 2020, 27(03): 47–55.

[5]黄璜. 互联网+、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J]. 电子政务, 2015, (07): 54–65.

[6]廖福崇. “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了营商环境吗？——基于31省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电子政务, 2020, (12): 99–109.

[7]李军鹏. 基于“互联网+”的放管服改革研究——以江苏省“不见面审批(服务)”与江苏政务服务网建设为例[J]. 电子政务, 2018, (06): 74–80.

[8]邵传林, 祁璐璐. 政务营商环境优化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 开发研究, 2020, (03): 97–106.

[9]王智新, 赵沙俊一, 朱磊. 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1, 42(01): 117–124.

[10]杨兰品, 韩学影. 营商环境优化对创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基于SDM模型的实证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 1–10.

[11]蒋韶华, 王冬冬. 营商环境优化对国际企业出口信心的非预期经济效应研究[J]. 中国物价, 2021, (04): 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