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村民健康素养调查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村民健康素养调查分析

张伟，滕巍通信作者，魏文君，谢和秀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永州 425100）

[摘要] 目的 了解乡村村民健康素养现状，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素养促进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于2021年1～4月采用滚雪球抽样和偶遇抽样的方法，在永州市42个原省级贫困村中随机抽取1369位村民开展健康素养及相关调查分析。 结果 村民总体健康素养具备率为11.3%；三方面素养具备率分别为：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18.3%，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9.4%，基本技能14.1%；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具备率分别为：科学健康观31.2%，传染病防治53.1%，慢性病防治44.3%、安全与急救52.3%、基本医疗48.6%、健康信息36.8%。影响健康素养水平主要因素是婚姻状况及文化程度(P<0.05)。 结论 乡村村民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健康素养促进工作应继续加大力度，增强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逐步提高乡村村民健康素养水平。

[关键词] 乡村振兴；村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

健康素养是指人们通过不同途径获取、理解和接纳各种与健康有关的信息，并利用所获取的这些信息做出正确判断和行为决定，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1]。健康素养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个体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的养成，进而影响健康状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高村民的健康素养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2]。为了解现阶段永州市乡村村民的健康素养水平，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于2021年1～4月对永州市原贫困村1369名农民的健康素养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用滚雪球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永州市农村的15～92岁常住村民（指过去一年内在当地居住时间累计超过6个月的村民，不考虑是否具有当地户籍）[3]作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3]编制的《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年人均纯收入）、三方面健康素养（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基本技能）及6类健康问题（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安全与急救、慢性病防治、基本医疗素养、健康信息素养），满分为100分，得分达到80分以上为具备健康素养。

1.2.2 调查方法  统一挑选、培训调查员，经考核合格后进行入户问卷调查，针对视力差、文化水平低等不具备独立完成调查问卷者，由调查员协助填写，问卷当场收回。共发放调查问卷1375份，回收有效问卷数1369份，有效应答问卷率为99.56%。

1.2.3 统计分析采用SPSS21.0软件录入和分析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基本情况

本次有效调查的1369名村民，平均年龄为 (45.6±18.3)岁。在性别上，男性720人(52.6%)，女性（47.4%）；在年龄上，<45岁326人(23.8%)，45～59岁643人(47.0%)，≥60岁400人(29.2%)；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含寡居、离异和丧偶)456人（33.3%），已婚(含同居和再婚)913人（66.7%）；在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478人(34.9%)，初中668人(41.5%),高中及以上223人(16.3%)；在年人均纯收入(2020年贫困人口脱贫验收的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4000元)[4]分布上，2000元以下667人(73.8%)，2000～4000元610人(20.6%)，4000元以上242人(5.6%)。

2.2 总体健康素养及三方面素养具备情况

本次研究中，总体健康素养具备人数为155人，具备率为11.3%；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具备人数为251人，具备率为18.3%；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具备人数为129人，具备率为9.4%，基本技能具备人数为193人，具备率为14.1%。

除性别、年龄及人均月收入外，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总体健康素养及三方面素养具备率存在显著差异(P<0.05)；除基本技能外，不同婚姻状况的村民总体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理念及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具备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具体见表1。

表1 健康素养及三方面素养具备率（%）

注：*P<0.05

在总体健康素养水平和各个维度上，本次研究与2020年我国不同人群健康素养水平[5]表现一致，都呈现出随文化程度提高而升高的趋势，但差距还较大。

2.3 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具备率

乡村村民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具备情况：科学健康观素养具备人数为429人，具备率为31.3%；传染病防治素养具备人数为727人，具备率为53.1%；慢性病防治素养具备人数为606人，具备率为44.3%；安全与急救素养具备人数为716人，具备率为52.3%；基本医疗素养具备人数为675人，具备率为49.3%；健康信息素养具备人数为504人，具备率为36.8%。

在性别方面，女性的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具备率略高于男性；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村民的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具备率略高于未婚者，且在慢性病防治素养及健康信息素养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文化程度方面，高中及以上学历者的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具备率明显高于初中及以下的农民，且除健康信息外，其他五类健康问题素养具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表2  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具备率（%）

注：*P<0.05

2.4总体健康素养影响因素

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人均月收入为自变量，以是否具备相关健康素养为因变量，具体赋值见表4。logistics多元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村民的总体健康素养主要影响因素是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的农民健康素养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其中，已婚者是未婚者的1.503倍（1.068～2.106），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是小学及以下的7.256倍（3.194～15.778），见表5。

表4 健康素养多因素分析赋值方法

表5健康素养多因素分析

注：*P<0.05

3 讨论

3.1 乡村村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较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村民的总体健康素养具备率为11.3%，与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15.67%[5]、李哲成等[6]调查的2012年湖南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13.2%及2019年永州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17.8%[7]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

乡村村民健康素养水平低下，与医疗卫生资源缺乏、环境条件相对落后、医疗卫生人员对健康与疾病知识的宣传等均有相关性。有研究[8]表明，健康素养水平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状况都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作用，健康素养水平越高，农民患病的可能性就会越低，患病者的疾病恢复效果也更好。同时，通过提升农村人口的健康素养水平，可以大幅度降低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人口数量[9]。因此，应对乡村村民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多渠道、多方位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增强农民健康意识，提升其健康素养水平。

3.2 乡村村民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

logistics多元分析结果表明，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是影响乡村村民的总体健康素养水平的显著性因素。

3.2.1 婚姻状况对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婚姻状况影响乡村村民的总体健康素养水平以及三方面健康素养和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其中，已婚农民在总体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慢性病防治、健康信息素养具备率均高于未婚者，与赵采红[8]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袁萌[10]等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健康自评、近两周身体不适有一定的影响,离婚、丧偶人群的健康水平低于未婚、在婚、同居人群的健康水平。这说明和谐、有序的婚姻家庭可以实现相互关爱、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相互支撑的功能，给已婚者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的动态平衡[11]，有利于建立和保存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不过度饮酒、合理饮食、起居规律等，回归到学习更多的健康知识和理念、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以及慢性病防治、健康信息的轨道上，来提升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生活品质。蔡本静等[12]研究证实，婚姻是MCI和AD的保护因素,女性较男性更需要婚姻的保护。因此，在全面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局势下，应重视乡村村民婚姻家庭健康状况，指导构建美满婚姻生活，全面提升乡村村民健康素养，为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奠定坚实基础。

3.2.2 文化程度对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文化程度对乡村村民总体健康素养以及三方面健康素养和六类健康问题素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与赵智[4]的研究结果相似。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一方面，本身的知识储备相对丰富，阅读能力相对较强，能够对健康知识和医疗相关信息较快地进行分辨和学习，较轻松地选择恰当的医疗服务和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健康；另一方面，自我保健意识相对较强，在获取并准确理解健康知识、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方面会更主动些。因此，应重视对乡村村民的文化教育，重点加强医疗健康服务方面的相关知识培训，包括传染病的防治、如何科学就医、网络虚假广告的识别、网络成瘾危害身心健康以及农药储存注意事项、食品安全知识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传播[3]。

4结论

本研究中，研究对象的总体健康素养及三方面健康素养和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均处于较低水平。主要影响因素有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政府部门及基层公共卫生管理者应重视乡村村民的文化教育和健康知识方面的培训，有针对性、系统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逐步提高其健康素养水平。

探讨促进村民健康素养水平的路径，是推进乡村“五大(产业、人才、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的重要环节[1]。本研究仅调查永州市42个乡村村民的健康素养现状，有待开展随机、大样本调查，进一步探索其他因素对村民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同时各影响因素间交互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1]苏武江,王卫锋.农民健康素养与乡村振兴战略关系研究[J].新乡学院学报,2019,36(05):8-10.

[2]张秀娟,应宇辰,张义喜.公众健康素养提升策略探讨[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0,37(02):121-124.

[3]李彤.甘肃欠发达地区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研究[D].广东药科大学，2020.

[4]赵智.2020年后扶贫开发面临的老命题与新挑战[J].农业经济,2021,(01)：70-72.

[5]国家卫健委.2020年健康素养监测问答[EB/OL].http://zs.kaipuyun.cn/s.

[6]李哲成,刘四云,胡明,等.湖南省居民健康素养状况及其中介效应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7,33(6):888-893.

[7]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2019年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中国（湖南）行活动的情况通报[EB/OL]https://yz.rednet.cn/content/2020/09/16/8309399.html.

[8]赵采红,王晓南,官旭华等.湖北省某市农民群体健康素养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8,45(13)：2373-2377.

[9]李元林,王莹,施岱瑜.甘肃省慢性病患者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21,41(03):222-228.

[10]袁萌,王宁,袁冬莹等.不同婚姻状况对健康状态的影响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1,29(7)：1535-1537.

[11]孙月月,田凯斌.关于婚姻家庭背景下人的自由度和安全感的研究[J].鸭绿江(下半月版),2015,(05)：1860.

[12]蔡本静,蔡端芳,刘波等.婚姻质量对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及阿尔茨海默病患病的影响[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21,31(02)：137-139.

保留作者简介和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张伟（1972— ），男，湖南祁阳人，副教授，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学、职业教育。

 通信作者：滕巍（1973— ），女，湖南永州人，副教授，副主任护师，二级健康管理师，研究方向：社区健康管理。

[基金项目] 湖南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科教联合项目：“1+N”健康管理模式对贫困村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2019JJ7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