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物资供给研究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物资供给研究

叶婷 ,陈申万 ,汪慧敏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在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过程中，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保障红军的供给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打土豪、征收、战争缴获、生产自救、群众支持等一系列方式来保障战争中的物资供给，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根据地内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才使得革命战争获得胜利。

关键词：中央苏区、反“围剿”、物资供给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失利后，为了挽救革命事业，开展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创立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是全国最大、最主要的革命根据地。在长征之前，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曾是全国苏维埃地区和红军的指挥中心，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由于中央苏区的存在，给各根据地应对“围剿”战争提供了支持和激励，但同时也给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国民党反动派就调动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战争，战争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使物资供给问题更加突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成败，不仅影响到根据地的存亡，也影响到红军们的生死存亡，更关乎到中国革命的是否能够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对反“围剿”期间的物资供给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物资供给是否充足，将直接影响到根据地能否打赢反“围剿”战争。

一

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的山区，土地瘠薄，人民贫困，交通不发达，经济也相对落后，人民一般通过一些自给性的家庭副业或者小手工作业谋生，没有什么现代化工业，商业基本上也是处于停滞的状况。国民党除了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以外，战争的规模也逐渐扩大情况下，对该地区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经济封锁政策，所以，在这样一个地瘠民穷又遭受经济封锁政策的地区保障红军等人的物资供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为确保革命战争的胜利，保证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正常运作，保障红军在革命战争过程中的物资供给，打破敌人一次又一次“围剿”，苏维埃临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因物资紧缺问题而带来的困难和压力。

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由于各根据地刚刚建立，苏维埃政府无力解决革命战争中的物资供给不足的问题，结合实际情况，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物资供给政策。对于军费供给，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便开始了打土豪解决日常供给所需，后转战赣南、闽西后，各级政府经费仍由打土豪筹得。在前三次反围剿过程中，红军队伍在红区白区打土豪共计筹得军费149万元，支援红军同志们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取得连胜。事实证明运用打土豪筹款用以保障红军军费供给的政策是正确的，它使土豪劣绅承担了战争的重担，就能使使根据地的人民的负担减轻。苏区政府为保证军粮供给的充足，也做了不少的准备。在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时，苏区政府就特别强调集中粮食，要求各地“要做到红军一到就要有饭吃”[1]。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结束以后，为了筹备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补充粮食充盈粮仓，中央和各地方都派了不少的政治干部到各县、区去筹办粮食，解决粮食问题。1931年根据地大部分地区收成都是不错的，对这些地区商人征税派款以及对农民征收征土地税（征粮），较好的的解决了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的粮食供给问题。

在反“围剿”战争中，红军所需要的作战物资，大多是战时缴获，也就是从战败敌军手中掠夺。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致红军的训令》也中指出：红军各个部队所缺的作战物资及日常军需用品（粮、袜、被服等），主要是战胜缴获敌人，然后才是由地方政府在中央苏区准备。在第一次反“围剿”和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合计缴获了枪支2万多支；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除缴获枪支外，还缴获了大量其他作战物资，例如步枪、机枪、迫击炮等。除了收缴敌军物资以外，根据地的落后军事工业也在反“围剿”作战物资供给方面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前，红军的作战物资相对来说是充足的。同时，在反“围剿”的斗争中，他们还缴获了大量的牲畜，红军的骡马也越来越多，军队、师、团的后勤工作，也开始使用大骡子和大马，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红军运输的速度，但物资运输的主力还是苏区人民。苏区人民组织担架队、运输队，不但将大量的支援物资运送到了前线，还将前线的伤员运送到了后方；还得从前线运送大量的战利品和补给，这是苏区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为红军的战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还处于初期阶段，存在较多疏漏，所以在此之前，中央根据地主要的给养，诸如粮油、食盐、木柴和蔬菜、药材等仍然能通过军费购买得到。

二

从1930年到1931年，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下，先后三次赢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中央根据地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但军事上的胜利却掩盖了根据地经济上的隐患。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央苏区的经济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据统计，仅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江西省永丰县的龙岗、良林、沙溪、潭头、石马等5个集镇被屠杀和逮捕的群众达879人，被烧毁的房屋9600间，损失耕牛3726头，生猪3905只，谷子100218担，衣服24666件，被盖60024床，损失极为惨重

[2]。农业生产又要求劳动力、耕地土壤、农田水利以及气象环境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特点，但三次反“围剿”战争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以至于部分根据地没有恢复农业生产的机会。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和平，反而为中央苏区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国民党反动派势必在筹备新一轮的战争。因此，面临红军队伍的扩大以及物资供给需求，红军又进行了赣州、漳州、水口、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宁）和金资等六次进攻战役，其中漳州战役是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和红军反“围剿”斗争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战役，介于第三次反“围剿”与第四次反“围剿”之间。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同志曾说过：一九三二年漳州战役，是红一、五军团利用第三和第四次反“围剿”之间的空隙，为了扩大苏区、扩大红军、筹备物资而打的[3]。红军攻克漳州后，共筹得军费100多万银元，缴获敌人粮食、布匹、药品、步枪、机关枪、炮弹、飞机等所需物资。那时，红军士兵每人发了两只鞋，一件新衣服，这还是红色军队历史上首次出现这样整齐的服饰。漳州战役的胜利，这就为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围剿”打下了物质基础，对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第四次“围剿”的任务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

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四次“围剿”战争时，红军队伍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主动扩军，红军数量已达十几万人。即便漳州战役缴获不少物资，但依旧面临物资供给不足的问题。1932年由于自然灾害，中央苏区多数地区当年的收成不好，许多地方发生了粮荒，红军驻地的边沿地区，粮食更是奇缺。而国民党弥补了封锁过程中存在的疏漏，进一步强化了封锁效果，进一步对苏区进行经济上的封控，大量商人因此逃离苏区，工商业迅速萧条。国民党内部甚至叫嚣宣称要让“共匪内没有商业可言”。福建长汀就是在国民党封锁下商业衰落的典型，在遭到封锁前，长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相对便利，这里坐落着各种各样的店铺。但是在1932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后，近“80％的店铺因没有进货无生意可做而停业关门”[4]，商品很难再通过正常流通的手段进入到苏区。日常所需的工业品极其稀缺，使得价格也居高不下，严重影响着苏区内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保证中央苏区内必须的日常工商业物品的供应，中央苏区不得不通过以物换物的形式，用农业产品换取必须的工业产品。粮食等农产品不仅要用于战争提供基础保障，还需要用于出售换取工业品。这无疑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物资供给带来进一步的挑战。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虽取得了胜利，但这次反“围剿”战争打的较为艰难，党内后期总结提到军事上的错误指挥是主要影响因素，但是战争中的物资供给不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长时间的战争状态，红军面对数量几倍于我、装备优良、物质供应充足的敌军，虽然英勇作战，但是减员与伤员依然不断增加。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使得药品甚至药材奇缺，医疗器械几乎没有。大量的伤员无法得到妥善的医治，以至于一些原本只是轻伤的伤员病情进一步恶化，造成不必要的战斗减员。这样的情况使得红军战斗力下降，战斗减员伤员增加，但是面对敌军的“围剿”，红军必须尽快完成兵源的补充，以确保其战斗力不会大量流失。苏区内的中青年不得不加入红军，以面对眼前迫在眉睫的危机。这造成苏区内部农业生产人员的短缺，大量的耕地无人耕种，这也进一步使得物资供给困难重重。

由此可见，中央苏区为应对几次反“围剿”战争，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如生产自救、筹款募捐、物资调配来尽量解决战争中物资供给不足的问题。但是苏区依然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数次战争的不断侵扰、对中央苏区的极为严厉的经济封锁，以及苏区内部的自然灾害等。因此，苏区经济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物资供应形式越发严峻，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物资供给也在经受严厉的考验。

四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半年后，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企图进一步对红军进行迫害和打击。为了供给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重新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助推苏区经济发展，保证红军的物资供给。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中央苏区因为对外战争和内部出现的自然灾害，苏区经济已经不堪重负，想要通过苏区财政支撑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非常困难，基本不可能了。为此红军只能通过其他办法来筹募军费和物资，红军通过查田运动向苏区内的地主及富农等阶层筹得款项300万元。在长时间战争的侵袭之下，苏区内的粮食生产也无法得到保证。苏区内的粮食短缺问题在1933年春便已经出现。为解决苏区的粮食短缺问题，1934年1月，针对于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出现的问题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为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以一切力量及时的满足战争物质上的需要。这必须发展苏区经济，特别是与红军给养上有直接关系的部门”[5]。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密切关注农业生产问题，加强春耕生产，奖励开垦荒地，保障红军的粮食供给。在外忧内困之下，中央苏区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但是为面对战争的需要，红军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军粮的需求也逐步增加，借谷运动应运而生。借谷运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公债，保护群众的粮食免被敌人掠夺，借了谷子的百姓都可以凭借借谷票在当地政府领还谷子或者代缴土地税。从1934年1月至9月，一共发动了3次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9月底时，合计完成借谷688000余担，征收土地税94000余担，红军公谷5000担，没收反革命谷子7000余担，超额完成借谷任务

[6]。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规范了仓库粮食的支取管理，申领粮食时，各部队必须严格履行申领手续，禁止出现多领或重复领等现象。除粮食保障外，中央苏区群众还开展节省运动，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米，每天每人节省一个铜板的运动，将节省下的粮食、资财捐献给红军。在中央苏区1934年6月发起的第二次借谷运动中，紧急动员的24万担粮食运动中就有7.5万担属于群众节省粮食的捐献[7]。中央苏区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紧张问题，但苏区粮食问题依旧严峻，长期的战争消耗殆尽了民众的经济力量，耗时一年多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导致苏区人民陷入了无粮可借的困境，这一年来的战事吃紧粮食并未丰收，人民群众的负担也极重。

对于作战物资，国民党反动派在其发起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采取较为稳健的作战方式，严令各部队需集中指挥，统一调令，不得轻举妄动。故无法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的诱敌深入的战术，使得红军的武器装备基本无法通过缴获方式获得。而红军对于武器生产又面临着原材料不足，技术落后，管理能力落后等特点。武器的生产自救基本无法做到。但是面对长时间的“围剿”，红军武器破损、弹药消耗严重，作战物资根本无法支撑长时间的作战需求。此外，除军事“围剿”以外，国民党还从经济、交通、文化等多个方面同时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企图困死红军。此时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已经进入极端严厉时期，不仅包括战争物资，甚至连基本的生活物资也开始严格管控，如布匹、食盐、煤油、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尤为严重。特别是食盐的封锁，人是无法长时间不吃盐的。为此，苏区开展自救运动，推广土法熬盐技术，熬制提炼食用硝盐，但硝盐质地不纯，与食用盐成分不同，当做食用盐后，常发生中毒的事件，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

由此可见，中央红军在面对如此艰苦卓绝的内环境之下，依然能够获得数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在于中央红军的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更在于苏区人民的鼎力支持，通力合作。在自救与他助的基础上才得以保证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物资供给，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的物资保证。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对这一时期的物资供给工作也给与了高度评价。虽然中央苏区在后续的作战过程中物资供给出现困难，致使红军战斗力出现下降，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央苏区的物资供给工作是十分杰出且富有成效的。只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才加剧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迫不得已丢失了根据地的成果。所以，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不仅包括错误路线、军事指挥失误，物资供给不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1]《央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第235页.

[2]《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371页.

[3]《中国革命根据地大事记》，第6 页.

[4]中央苏区工人运史征稿协作小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M].北京：改革出版社，1989.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4页.

[6]潭秋：《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1934年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文献（1）》，第410页.

[7]《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1934年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文献（1）》，第343~345页.

叶婷，1997年12月，女，江西赣州，汉族，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PACC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财务管理与会计，江西省赣州市客家大道1958号。

陈申万，男，1979年8月，江西省南康区，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江西理工大学，副教授，政府会计、财务管理，江西省赣州市客家大道1958号。 

汪慧敏，1996年12月，女，安徽池州，汉族，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PACC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财务管理与会计，江西省赣州市客家大道19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