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时代政治传播的视觉动员机制研究——以中印边境冲突事件相关媒体实践为例

融媒时代政治传播的视觉动员机制研究——以中印边境冲突事件相关媒体实践为例

蒋哲涵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重庆 400030

摘要：视觉文化时代业已来临，政治传播呈现出视觉转向的显性变化，视觉动员随之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印边境冲突事件这一个案，借助视觉修辞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围绕爱国戍边战士的摄影影像、海报作品等相关媒体视实践文本，展开视觉语法分析、视觉话语分析、视觉文化分析，探讨主流媒体如何组合利用视觉元素、铺设认知管道、锚定释义语境，以此来唤醒集体记忆、激发集体情感，增强国家的认同感，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政治传播；视觉动员；视觉修辞

融媒技术的强势发展，使得视觉媒介逐渐成为网络时代的显性媒介。作为侧重于视觉内容呈现的工具和手段，视觉媒介承担着生产概念、阐释缘由、塑造舆论的传播重任，业已成为当代政治传播强大的价值输送工具和文化基因载体。而通过视觉形式践行社会动员的视觉动员机制作为一种导向式的国家治理方式，指的是动员主体为实现一定社会目标，借助视觉图像影响或改变社会成员态度、价值观和期望，以实现对社会成员的引导、组织和发动，[1]是视觉文化时代政治传播的重要手段与途径，亦是米歇尔所谓的“图像转向”在政治传播领域的深刻体现。

修辞术是政治传播活动中经常使用的传播手段，是政治行为主体在进行政治活动时围绕政治利益进行的修辞行为。[2]互联网时代的视觉媒介的转向，使得政治传播也呈现出从传统的文字修辞向视觉修辞转型的变化。脱胎于古老修辞学的视觉修辞是指强调以视觉化文本为主要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对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3]视觉修辞分析的前提是确立修辞对象，脱离了具体的视觉形态、修辞语境的视觉修辞研究将会是空中楼阁。故本文将基于中印边境冲突事件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立足于潘诺夫斯基概括的“瓦尔堡学派图像阐释三层次法 ”，借助视觉修辞学相关理论与方法，依托于本事件中围绕爱国戍边战士的摄影影像、海报作品等相关媒体实践文本开展视觉语法分析、视觉话语分析、视觉文化分析，以此来探讨政治传播在视觉之维达成社会动员的修辞实践。

一、视觉动员起点与语境的视觉修辞实践

首先，视觉语法与视觉话语是视觉议题研究的两大基础问题域，前者旨在揭示图像形式维度的构成结构及语义法则，后者旨在揭示图像意义维度的话语机制及修辞原理，学者刘涛认为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具有内在的对话机构，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建构视觉修辞分析模型。[4]

（一）视觉元素初探视觉动员起点

此事件中传播度最高的当属烈士们生前留影的视觉图像以及冲突发生现场的影像画面，就图像形态而言，新闻摄影与漫画不同，前者回应了“现场”、“真相”等新闻事实层面的问题，直观具象的视觉符号迅速产生强大的瞬间认同力量，作用于人体大脑的启发性认知机制，将人们带入图像符号所预设的认知管道。

以陈祥榕吃橘子的摄影图像为例，拍摄对象陈祥榕眼神直视镜头，传递出“索取（demand）”的接触意义，意为拍摄对象试图从拍摄者那里“索取”某种情感或理性的关注，与观看者建立起接触互动的意义，[5]照片近景景别表达出的较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以及表现出平等对话的平视主体权力关系，以上视觉元素为我们搭建出肯尼斯·伯克强调的修辞“认同观”之一的“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即借助情感化的叙事实现情绪上的共鸣，一张时空切片的人物摄影蕴藏的人类基本情感和共同文化逻辑让我们在瞬间对这位素未谋面但又敬佩异常的少年迸发出猛烈的认同情感。

而英雄团长祁发宝张开双臂直面数倍外军的背影照更是传递出通过制造冲突或敌人来达成凝聚的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antithesis），以及象征“无意识认同”的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6]这张传播度极高的“背影”照，实则是冲突现场实地影像的瞬间画面截取，画面中的视觉对象——祁发宝与外军形成了对立形态，敌我对立的编码逻辑体现出对立认同中通过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来实现成员内部团结的修辞目标。而观看照片的“我们”，被祁发宝并未直接观看镜头的背影意象“提供（offer）”了更直接的多维空间关系，仿佛置身现场，站在其身后的人在悄无声息中被置换为了观看者，祁发宝彼时保护的人在图像中置换为了观看照片的“我们”，从而实现了“无意识认同”。凝固瞬间的摄影图像通过把观者引入照片定格的时空中，通过每一个像素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者，图像真实的在场感在观看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情感能量，使得观者的理性思考让位于理想情感迸发，启发性认知机制得以激活，在视觉修辞心理学运作机制上，瞬间认同与瞬间动员已然实现。

（二）语境搭建视觉动员的政治话语空间

然而，政治传播中各类视觉符号无法脱离生成语境而单独存在，一方面因为图像文本较之语言文本有着更强的意义浮动风险；另一方面，语境本身就创设了一个巨大的语义场，这个场域沉淀着权力形式或意识形态，诱导受众的释义过程沿着场域建立的认知体系展开。[7]所谓语境，强调意义发生的底层规则或外部环境，语境并不是先天固有之物，而是话语实践的构造产物。[8]互文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可以成为考察图像修辞时的三种语境形态。

政治传播的视觉文本并不是单单仅呈现图像，而是以文字、图片、视频多模态混合呈现的。并且图像作为一种典型的像似符，其像似性特征使得意义容易逸散在编码解码的过程中，这就需要观者不断地在能指上不断地审视、徘徊，此时语言意指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起到了锚固与接替的作用。锚固功能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视觉元素而通过语言文本固定视觉符号的多义性所指、明确其概念，而接替功能是指语言与图像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目的在于发掘图像本身难以解释的意义。[9]微博@央视军事发布的缅怀戍边烈士的海报作品中，数个黑色墓碑环绕保护带有中国国徽的界碑，若没有图中的“缅怀”、“致敬戍边烈士，用身躯做界碑，用生命去守卫”的文字锚固，视觉文本很可能脱离作者的原意而逃散，造成歧义。又如微博@人民日报发布的五位戍边英雄官兵的个人照海报中，每一位英雄的肖像下都配发了他们在战地日记、家书中留下的战地誓言，其中尤以陈祥榕战士所述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为代表，语言与图像接替发力，生产出强大的情感资源与政治资源。在锚固和接替功能中，语言和图像呈现出一种深刻的互动结构，语图文本生成了独特的释义系统，二者在修辞学意义上搭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互文语境。

而只有立足于当前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语境，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图像话语建构的底层逻辑和话语方式，这就涉及到文化语境的具体考察。在此事件的媒介实践中，各大媒体召开了一场尼克·库尔德里所述的“媒介仪式”，即媒介报道的“仪式性内容”、媒介报道该内容的“仪式化方式”和媒介本身成为了一种“仪式或集体庆典”。[10]这场由媒体主持、用户协同合作的媒介仪式搭建起锚定意义的文化语境，引导符号指向特定的政治象征意义。

2021年2月19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刊发《英雄屹立喀喇昆仑——走近新时代卫国戍边的英雄官兵》一文，详细披露事件真相，而后媒体矩阵齐发力，全线拉开了一场媒介仪式。除冲突事件本身外，媒体就中央军委对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表彰仪式、烈士安葬仪式、一等功牌匾慰问仪式、卫国戍边英雄群体荣获五四奖章集体的表彰仪式进行了连续的仪式性内容报道。其次，媒体通过与受众构建阿尔都塞所说的“召唤关系”，进行仪式化方法的报道询唤受众的主体性，完成媒介仪式中个体成员的身份确认。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分为强制性意识形态和非强制性意识形态，后者与受众之间建构了一种特别的召唤关系，受众受到召唤进入到媒介仪式中，在表演中获得了主体性。[11]@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纷纷进行行动召唤，号召大众转发英雄的名字，以转发行为进行致敬仪式。并且，在当年清明节来临之际，@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纷纷以主播第一视角进行线上直播，直播戍边烈士的悼念仪式。同时，中华英烈网的网上祭奠页面搭建了拟真的线上祭奠空间，大众可以通过点击鞠躬、献花、敬酒等按钮，对戍边烈士进行云祭奠，此时媒介本身成为了一种仪式。在三维度的媒介仪式作用下，媒介仪式的社会整合的基本功能发挥作用，受众因目睹、参与仪式而引发强烈情感，建构出社会维度的媒介记忆与社会记忆，从而完成了具有强大情感力量的文化语境搭建。

可以说，正是互文语境在文本系统上的发力，以及媒介仪式搭建起的文化语境，共同建构了视觉动员的政治话语空间，即政治传播中视觉符号的活动场所，达成锚定意义目的，诱导受众沿着语境预设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认知解读。

二、视觉动员之文化分析的视觉修辞研究

视觉文化分析旨在揭示图像文化维度的复杂语境及深层含义，即考察图像如何修辞性地存在并作用于既定的社会文化系统。[12]瞬间动员和瞬间认同并非视觉修辞实践的终点，在视觉维度上构造一种相对稳定、持久的、牢固的认同体系才是，其常见的方法就是通过对视觉符号进行策略性生产，使得既定的视觉意象与价值话语建立某种象征性联系，实现观者的启发性认知机制到系统性认知机制的飞跃，而此时转喻、隐喻、原型挪用等修辞性意义装置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象征”是用一种视觉图像或符号来表达某种思想，对普遍真理进行更为深刻的记录，“政治象征”则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13]政治传播中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视觉符号的表意系统包括事实内容和意义内涵。一方面，媒体影像中陈祥榕只写了开头的家书、陈红军写的密密麻麻的记事簿、肖思远牺牲时被扯开的棉衣等在军博展出的遗物，以及代表着人民解放军的军旗、迷彩服等视觉符号从事实内容层面展示了其鲜活的人物特征与烈士的军人身份。另一方面，当视觉符号完成修辞编码后，将会被赋予某种隐含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成为我国军人誓死卫国、保家卫国的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的构成必然诉诸于视觉隐喻这一修辞方式，然而视觉隐喻又必然建立在视觉转喻的基础之上。在前文所述的语境锚定下，祁发宝的背影照不仅在冲突叙事框架中展示了其与数倍外军的对抗场景，更是通过“图像指代”维度的视觉转喻模式，利用“部分指代整体”的视觉转喻策略，用有限的视觉“部分”来表达无限的视觉“整体”，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时空切片来想象冲突发生的现场情形；并通过“转义生成”维度的视觉隐喻模式实现了“捍卫主权”、“他国来犯”的隐喻映射，从而构成了象征话语生产的修辞基础，在含蓄意指的实践中赋予视觉符号更深层次的意义。在图像瞬间刺激下受众会本能地调用启发性认知机制，当在象征、转喻和隐喻等修辞策略发挥作用后，受众便会调用系统性认知机制，以一种毫无防备的方式与象征着国家主权和国家荣誉的精神信仰之间产生深层勾连，达成了完整而深刻的视觉动员致效。

此外，要想激活共同的情感，还可以在图像文本中召唤具体的文化原型，因为就情感而言，它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其背后往往会涉及到不同的文化原型。荣格将原型视为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认为“原型是典型的、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14]冲突现场的真实战斗场景影像和烈士们生前与父母亲人的真实亲情影像报道，便挪用了植根于集体无意识领域中的英雄、孝子、家国等视觉原型意象来进行情感动员，激活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沉淀的对于英雄原型的心理崇拜、孝子原型的认可尊重、家国原型的纯粹情感，唤醒了公众相关的公共记忆，赋予影像强大的意义赋值能力，进而激发受众产生集体无意识，完成了视觉意象与时代普遍共享的家庭伦理观念、爱国护国的意识形态、铭记戍边烈士历史记忆等价值话语的认同勾连，实现了上升为文化意象的神话再造工程。

而被定格在历史长河中的“决定性瞬间”之所以能成为某个事件中的标志性图像符号，并迸发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往往就是因为其携带了某种普遍共享的意象，学者多丽丝·格雷伯将这样的决定性符号瞬间成为“凝缩符号”。而任何新闻事件中必定存在着许多的符号形式，但只有视觉化的凝缩符号才是兰斯·班尼特和雷吉娜·劳伦斯所述的新闻聚像，其主要表现为揭示事件真相、反映集体意识或引发情感共鸣的视觉图像。[15]本事件中，烈士陈祥榕吃橘子的生前照片，就是被媒体、公众、国家所共同选中的凝缩符号，它不仅在事件事实澄清扩散的初期阶段发挥着驱动舆论、制造感情的作用，还跨越新闻的边界，进入绘画、雕塑、影视作品等其他艺术领域，“吃橘子的英雄”、“清澈少年”等围绕着陈祥榕的凝缩符号深深扎根在了大众的内心深处，成为了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的驻扎点。最后，这些凝缩符号并没有就此画上了生命的句号，而是以其强大的流动能力以及“议题”建构的能力，自由地穿梭在不同的议题之间，成为后来媒体所征用的“草案”，常出现在爱国、青春的模样、正能量等相关新闻话题中，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社会规约符号。

三、总结

可以看到，在瞬息万变的网络舆论场中，视觉修辞确实能在现代政治传播中充当起理性审视与感性唤起之间的重要桥梁，然而正因为图像对于大脑认知惰性原则的天生迎合，其能引爆情感“炸弹”的风险也不容小觑。此外，本次政治传播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视觉动员，还与其利用军人这一天然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符码离不开关系。而当时间更替，强意识形态语境消散殆尽后，图像符号再度敞开意义场域，如何避免传播场域出现多元意义生产的罅隙，完成意识形态话语意义的成功争夺也是值得关注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孟伏琴. 图像叙事的视觉动员功能论析——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思考[J]. 理论导刊, 2020(9):7.

[2]王艳茹.新媒体时代我国政治宣传片的视觉修辞研究[J].现代视听,2018(04):28-31.

[3][4][5][6][8][12]刘涛.《视觉修辞学》[M]，背景: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2,256,245,367,101,260.

[7]刘涛. 新社会运动与气候传播的修辞学理论探究[J]. 国际新闻界, 2013, 35(8):12.

[9]谭思铭.中国形象在政治传播中的视觉修辞实践——以《纽约时报》“中国规则”为例[J].青年记者,2019(20):25-26.

[10]曾一果, 朱赫. 记忆,询唤和文化认同:论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媒介仪式"[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3):7.

[11][13]陈媛媛. 集体记忆,英雄祛魅与政治象征:军队宣传微视频中的军人形象与塑造机制[J]. 当代电视, 2021(12):7.

[14]刘庆, 何飞. 网络舆论中图像的情感动员机制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11):7.

[15]刘涛, 朱思敏. 图像事件中的凝缩符号及其意义流变——基于"敬礼娃娃"符号实践的个案考察[J]. 新闻与写作, 2021(12):10.

作者简介：蒋哲涵（1999），女，汉族，四川内江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202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