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社会工作的发展困境及其新探

嵌入式社会工作的发展困境及其新探

吴红琴

西南石油大学，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

中国社会工作作为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需要发展适合中国社会的社会工作。在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融合式发展”、“社区为本”和“嵌入式发展”等本土化的发展。其中，嵌入性发展社会工作在学术界反响较大。嵌入式发展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购买政府社会服务来实现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借助帮助政府解决社会具体问题实现社会工作的发展。嵌入式社会工作被认为是一种符合中国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的发展模式。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嵌入式的社会工作呈现出了一些典型问题，趋于行政化的工作让社会工作在专业实践的实施空间大大缩小；在政府之下，社会工作内部出现官僚化、建制化等问题，使社会工作丢失了原有的特质。面对嵌入式社会工作发展的许多困境，学者们开始思考嵌入式社会工作发展的前途以及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其他路径。“回归社会”、“合作式”发展、“扎根生活世界”以及“发挥社会工作的主体”等观点的出现说明了在当下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由嵌入式发展模式转向更具主动性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嵌入式发展；社会工作；本土化

一、嵌入式社会工作的背景

自1987年“马甸会议”召开以后，社会工作在我国恢复重建，先后经历了移植西方社会工作到本土专业发展的演变。嵌入式社会工作就是产生于学界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探索，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政策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同年12月深圳首先在全国展开“政府购买，民间运作”的社会工作服务新机制，基于西方发展模式与我国现实考虑，嵌入式发展模式在深圳实行。嵌入式社会工作来源于嵌入性发展逻辑，王思斌指出，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要通过本国社会服务体制来实现，也就是说我国社会工作如何在占据支配地位的政策体制下寻求发展空间和机会。换言之，嵌入式社会工作模式是依附现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框架之下来展开专业服务，并得到嵌入性发展。经过数年的努力，我国社会工作为获取更大的专业发展空间，嵌入式社会工作模式已经推广至全国。

二、嵌入式社会工作的发展困境

嵌入式社会工作发端于深圳，其主要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两种服务获取专业发展空间，一是购买服务岗位，根据服务对象或用人单位的数量来配置社工岗位数量；二是购买服务项目，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等要求，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采购项目服务。基于此两种方式，我国社会工作首先取得了在深圳的发展成效，主要体现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发展空间和机会；其次，购买社工岗位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吸引了人才、壮大了队伍；再次，社工机构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培育和发展了一批成功的社工机构；最后，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其他经验。[1]于此同时，嵌入式发展社会工作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其前途发展面临着很多困境。

（一）服务行政化

中国社会工作恢复与重建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政府下的法律法规，由民政部带动发展。从法源来说，西方社会工作关于法律的制定，是由专业协会参与，而中国社工工作的实施以国家部门文件为准绳，带有较强的政治性。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在国家部门的框架下进行各项行动，基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政策指引，我国社会工作的政治空间变大。

在“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之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必然需要借助国家力量的支持，嵌入式社会工作是当时不得不做的现实选择。彼时，社会工作与政府的关系相当于雇佣关系，政府购买了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工作机构就要为政府负责。社会工作机构根据购买方要求进行服务，但更多的是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如社区办事员、网格管理员等角色。[2]除此之外，由于政府角色的特殊性，社会工作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繁琐的资料管理工作以完成项目评估，刚性工作繁重；由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缺乏专业认同，部门专心负责下派任务指标，分发资源等抛出式对接与社工机构在工作过程中实际需要的资源有出入，碍于项目时间限制，社工机构在开展服务时存在只完成项目目标，专业服务不得不忽视长远成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政府行政的干预，社会工作专业空间发展看似很大，实则发挥有限。

朱建刚在研究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下的社会工作与街道之间的关系中发现，社会工作为了继续获得在该地的合法性，就需要用形式上的专业(做个案、做小组）来补充实质上的专业（解决实际问题）。服务行政化的后果是社工的服务越来越多地反映了街道的意志，以服务对象需求为本的专业使命受到威胁，善治的专业承诺受到怀疑。[3]

（二）社会工作队伍产生动摇

在“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迫切需要下，社会治理需要大量的专业社工开展社会服务，为此政府实行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壮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以通过社工师考试获取社会工作师证，进入社工行业服务。那么，有证在手的社工师如何将专业运用于实务呢？事实上，除了社会工作本身发展在基于我国实际的过程中面临着层层难关，社会工作现仍在探索一条我国特色的道路之外，那些从半道进入社工行业的新人才大多只能处理表面事务，而非真正的能运用好专业知识，这种本土社会工作因整体就不成熟加之服务人员专业度不高的现实，导致社会工作行业受到政府、社会乃至部分社工的质疑，社会工作队伍流动性大。教育先行带动实务的中国社会工作，也是造成社会工作队伍动摇的原因之一，社会工作教育下的社工学生对专业知识十分熟悉，系统学习了专业方法和专业技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他们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精力去处理文书工作，室内办公成为一时间的常态，这与他们学到的实地调查和了解服务需求等户外工作的知识教育相悖行，渐渐失去了对社工的归属感，最终离开社工行业。

无论是社工专业出生的学生还是从其他行业转行到社工行业的社工在机构之间流动就职，甚至最终离开这个社工行业，都体现了嵌入式社会工作的发展对社会工作队伍稳定性和人才建设的影响较大。

（三）社会工作服务质量一般

社会工作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职业，由上述前两个困境可引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质量一般的困境。社会工作在实务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干预和专业实施空间小的服务行政化，教育先行下的社工缺乏实务经验，社工自身专业知识无法与实务相结合，社会工作实务呈现非系统化、碎片化、技术化的特点，都让社会工作服务质量大打折扣。

朱健刚和陈安娜学者系统性分析了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下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产生的问题。他们认为，行政部门责任履行不足和过度监督致使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行政化；又迫于政府压力，社工机构塑造良好机构形象的种种行为让机构运作区域权力集中化和管理官僚化；在外部服务行政化和内部治理官僚化的影响下，社工机构主动朝政府想要的机构靠拢，出现专业建制化。在外部服务行政化和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三重困境之下，社工的专业优势不仅无法体现，社会工作服务质量也显一般。这不仅引起对嵌入式社会工作发展的思考，更引起对社会工作本土化道路的深层思考。

三、嵌入式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思考

有学者提出在嵌入式发展基础上进行新的结合或改进，也有学者抛开嵌入式发展研究新的发展模式。

（一）嵌入式发展路上新提法

徐远国、田雪珍、孙洁开学者基于转变思维方式——从外部移植到本土自觉的角度出发，认为要由此前的单向嵌入转向复合嵌入的理论逻辑。单向嵌入指的是社工单向嵌入原有社会服务体制，为社会做出效益，得到发展空间。他们把“增量嵌入”[4]、“双重嵌入”[5]“嵌合”[6]等在嵌入性发展基础上的创新概念统称为复合嵌入。复合嵌入指的是“将社会治理视为一个系统，社会工作与其他治理主体协同联动，进而共同嵌入社会治理系统并促成社会治理情境有效转变的状态的过程。此时，社工与其他治理主体地位平等、优势互补、协同合作，既相互融合由独立自主，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社会治理。[7]

马丽等学者认为破除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瓶颈需以“国家——社会”关系调整为前提，当下既要维持和提高自身的专业性，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创造更多的效用，也要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增强社会工作的话语权。[8]李明学者从文化因素探讨嵌入式发展的可行性，他指出可以利用服务对象碍于“面子”问题而不直接接受政府帮助这一特点，社工机构可以多与居民打交道，多沟通与服务对象拉近关系，让嵌入式社会工作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兼容。[9]

（二）社会工作新发展的其他研究

嵌入式社会工作以政府购买服务为起点，顺应下来社区就是专业实践场域，社区是政府的行政化最后一公里，社区是政府面的社区，而不是社会面的社区。在当前完善社会治理需要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让社会力量参与进社区的新要求下，社工机构需要抓住社区，要试图将政府面的社区转化为社会面的社区，调动居民更广泛的参与社区事务，主动关心社区发展。激发社区意识、提高社区认同与社区归属、重建社区公共精神，让社区发挥其公共性的一面。社会工作要回应社区需要，鼓励公众参与，让公众成为社工的实践者之一，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嵌入。[10]

陈立周学者认为要树立“保护社会”的思维，用循序渐进和自上而下的发展思路，将社区作为实践平台，重拾维护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避免社会工作介入的激进化和保守化。社工应该基于社区实际情况，在与社区各种力量的沟通合作中开展针对性服务，主动“嵌入”到社区治理中，通过帮政府解决难题，扩大社工的影响。[11]

卞文忠和梅梅学者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结合治理方式由传统管理社会到公众参与治理社会的变化，社会工作应从“嵌入式”转向“合作式”发展。他们还提出了四方面的发展路径：首先要确立社会工作组织的主体地位，其次要加强社会工作教育自身的能力建设，最后是完善社会工作机构的运作体制。尹保华认为在服务过程中应该给予高度的人文关怀，根值当地文化，强调价值导向来达到高度人文关怀。汪倩倩则认为要扎根生活世界，要回应居民的多层次需求，例如精神、生活、心理等层次，回应生活中的个体需要。[12]

综合以上两大类思维路径，无论是在嵌入性发展基础上进行新的创新还是另辟道路的研究，都要求社会工作要提升自己的专业性，提升自己的能力。无论是聚焦社区还是关注整个大社会都提醒我们的社会工作要把握好社会工作主体的主动性，积极创造社会价值，而不是成为政府的附庸。无论社会工作以何种模式在中国社会发展，都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

四、结语

嵌入式社会工作发展到今天，已经暴露出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内部建制化等诸多问题。在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上，众多学者提出建议思考，社会工作要找回社会、回归本真、扎根实际生活世界，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社会工作的服务要进到百姓心里面去，让社会工作更接地气。社会工作体制的建设，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培养，社会工作要树立文化自信，根植传统优秀文化，运用“仁”“家国”“受人以渔”“和而不同”等文化价值观来代替个别化原则等西方语境并解释和发展社会工作理论。结合本土化的语言背景，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更多的考虑用中国思维解决中国问题，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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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J].思想战线,2011,37(04):38-39.

[3]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3,28(01):43-64+242.DOI:10.19934/j.cnki.shxyj.2013.01.003.

[4]张昱.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务的实践逻辑及其反思[J].社会科学,2008(05):81-84.

[5]徐选国.走向双重嵌入:城市社区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机制演变——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经验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16,3(01):163-180+244-245.

[6]王思斌.社会工作参与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专业功能的嵌合性实现——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为基础[J].社会工作与管理,2020,20(06):5-11+21.

[7]徐选国,田雪珍,孙洁开.从外部移植迈向本土自觉: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逻辑[J].学习与实践,2021(10):119-129.DOI:10.19624/j.cnki.cn42-1005/c.2021.10.012.

[8]马丽,张国磊.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逻辑理路——基于“结构—机制”视角[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05):75-85.

[9]李明.嵌入式发展:文化兼容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选择[J].社科纵横,2016,31(03):83-85.DOI:10.16745/j.cnki.cn62-1110/c.2016.03.017.

[10]徐选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J].社会科学战线,2016(08):184-193.

[11]陈立周.“找回社会”: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议题[J].思想战线,2017,43(01):101-107.

[12]卞文忠,梅梅.从“嵌入式”转向“合作式”发展——治理背景下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J].人民论坛,2016(02):50-52.DOI:10.16619/j.cnki.rmlt.2016.02.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