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与促进对策—以湖南H县为例

民族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与促进对策—以湖南H县为例

李雪芹  ,李自航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长沙，410005）

摘要：2020年实现了现有扶贫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我国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重点的后脱贫时代。扶贫实践表明，非农就业不仅帮助农村女性劳动力实现了增收，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而且在防止农村女性劳动力返贫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何通过非农就业帮助农村女性劳动力增收，防止农村女性劳动力贫困或返贫，是后脱贫时代乡村治理的重点。文章以湖南省H县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法了解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现状、特点以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具体解决措施。

关键词：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

湖南省妇女学研究会重点项目：“湖南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困境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044585201）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国家非常重视女性就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保护女性平等就业权。然而，这一系列政策所覆盖的受益女性群体十分有限，主要针对城市就业女性，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妇女非农就业问题尤为突出，亟待解决。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逐渐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政府做好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支持服务工作，积极引导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也有利于解决农村因夫妻两地分居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本研究以湖南民族地区H县农村女性劳动力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收集的第一手资料确保研究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非农就业服务等多角度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对策建议，为当地政府改善非农就业环境、促进女性非农就业提供事实依据和参考。

二、H县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现状及影响因素

1.H县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征

根据《湘西统计年鉴》统计，H县农村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从2014年的9.45万下降到2018年的8.14万，数据显示2017年H县农村女性劳动力从业人员为6.26万人，其中有4万人从事农业生产；2018年H县农村妇女劳动力从业人员为6.41万人，其中有3.7万人从事农业生产。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重在逐步提高，但与农村女性劳动力总人口相比，非农就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占比仍然较低，仅占四分之一左右。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重在逐步提高这个总体特征外，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年轻农村女性劳动力大多外出非农就业。留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中有78.1%的年龄处于36--55岁之间，大部分的农村女性青年劳动力离开家乡，在外谋求发展，特别是在H县B村走访时，发现没有外出就业的年轻未婚女性劳动力屈指可数，绝大部分都是已婚状态。

（2）农村女性劳动力主要从事制造加工业，从事低技能、可替代的简单体力劳动。在H县L村的帮扶车间、金仕达制鞋厂以及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她们掌握的劳动技能单一，其从事的工作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上岗。

（3）农村女性劳动力工作地点离家近，多数岗位由政府提供。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H县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多数生产车间由政府出资建设或者引入，如L村的帮扶车间其本地工作人员占比八成以上。

（4）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岗位主要来源于线下招工。在已经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中，绝大多数农村女性劳动力主要通过用人单位直接招工和政府组织介绍获得工作岗位。其中用人单位直接招工也是在政府部门组织下进行，这说明政府在帮助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信息渠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H县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

（1）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影响就业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且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地域特征。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致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降低，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存在着公共服务不到位、产业层次偏低、城镇化水平低等特征，这些因素不仅仅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也从总体上减少了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1]。

为了促进经济困难家庭人口的就业，H县出台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制造业，创办帮扶车间、进行就业、创业培训等举措，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具代表性的是全国精准扶贫的首倡地“D”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帮扶举措后，当地村民实现了就业增收。例如，苗绣作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产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当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建立了苗绣制作车间，成立了苗绣特产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

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也为一大批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了工作岗位。H县有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但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例如，乡村游、猕猴桃产业对于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为充分体现，因而女性非农就业机会和岗位没有得到有效开发。 

（2）传统家庭角色观念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纷纷挤身于就业市场，实现人身价值。但由于农村地区相对闭塞，接受外界的信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了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思想观念趋向于保守陈旧，对能否就业、怎么就业了解不深。

在农村社会，传统家庭角色观念根深蒂固。对于女性劳动力而言，在家庭照料与就业不能兼顾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照顾家庭,满足家庭需要,其次才是就业[2]。通过调查数据显示，59.46%的调查对象认为其就业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家庭因素，66.08%的被调查者会因为不能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而放弃工作机会，由于家里有小孩、老人、病人需要照料，特别是种植和收割的旺季，还有许多的农活需要做，这使得农村女性劳动力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中，因此认为去寻找非农工作也没那么必要了。家庭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向、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求职行动，是农村女性劳动力走出家门、拓展视野、接受教育学习、实现自身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3]。

受农村教育环境与传统观念的影响，一部分农村女性劳动力具有自卑心理，自我意识觉醒比较低，她们不愿意外出从事非农就业，认为呆在家更安全。有些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参加完保姆培训，掌握技能后，并没有选择从事家政服务工作，而是回归家庭照顾自己的孙子女。

（3）个人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水平的影响

文化素质对劳动力个人就业能力和就业选择能力具有直接影响，不同素质的劳动力决定了就业方式和转移方向的不同。一般来说个人文化素质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概率成正相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参加非农就业的概率就越高；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与未参加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村妇女相比，其非农就业的概率要高[4]。

H县从事非农就业的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为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除了正式的学校教育外，社会的再教育也严重缺失。在广大农村地区，一方面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受教育认知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自我投资意识不够，缺乏接受技能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5]。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女性劳动力占比为39%，“没机会参加”占36%、“没钱参加”占10%，15%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参加。这说明广大农村女性劳动力对教育、培训的重要性缺乏清晰的了解与认识，此外，参与培训的机会与渠道也比较少。

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的限制，H县多数女性劳动力不得不在家务农，即使外出务工，多数女性劳动力也只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者对个人文化水平、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在工作环境、工资待遇以及工作时长等方面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对策建议

1.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拓宽非农就业渠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被写入了党章。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政府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出台优惠政策以吸引省外投资，为农村女性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二是结合当地特色资源，加快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如开发旅游观光业，对农副产品进行生产加工等来扩展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渠道，扩大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三是搭建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信息平台，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保障农村女性劳动力接收就业信息渠道的畅通。

2.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文化素质，提升自我发展意识

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素质决定了其就业层次。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也相对较少，这就导致了知识，技能欠缺的农村女性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者从事低层次的非农工作。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重在提升其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

在此次被调查的人员中14.29%没有上过小学，17.58%的人只有小学文凭，42.86%的人受过初中教育，大多数的人都是初中以下的学历，同时，调查数据显示有50.29%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文化或者职业技能是她们没有就业的主要原因，针对女性劳动力文化知识水平低的显示困境，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确保农村女性能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提升文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引导，唤醒农村女性自我觉醒意识，摒弃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思想，帮助女性劳动力摆脱自卑等心理，激发其非农就业的内生动力[6]。

3.加强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增强就业能力

专业技能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正规教育的欠缺，对于已经超过受教育年龄的农村妇女来说，进行技能培训所起的作用更大

。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多方合作，采用多种方式加强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培训，增强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

目前，H县的一些就业培训机构主要集中在城郊地带，这一情况使得即使有培训意愿但生活在村落里的妇女因交通的不便利、消息的不灵通等原因，不得已放弃宝贵的培训机会。为了便于广大农村女性劳动力更好地参加培训，应打破现有的地域界限，进行培训创新，使培训机构深入到广大基层，例如，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利用“互联网+”建立线上培训课堂，通过腾讯课堂、腾讯会议、钉钉等APP进行网络远程视频开展培训，使女性劳动力在兼顾家庭的同时也能学习劳动技能[7]；对于不善于使用电子设备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可以以乡镇为单位,设立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口的培训服务，且对培训效果做到及时反馈，并及时对培训服务进行调整和优化；营造良好的妇女技能培养的政策环境，针对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进行技能培养，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内容和方式。

4.大力发展妇女就业服务中介组织，维护妇女就业权益

对于H县而言，大多数年轻女性劳动力外出非农就业，而未外出非农就业的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在择业的时候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很容易被黑心企业欺骗，再加上对法律知识缺乏了解，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难以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此，在妇联的牵头与社会公益组织的协助下，大力发展针对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服务组织，团结广大女性群体，从家庭、就业、权益保障等方面为妇女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法律援助。

5.推行“工厂＋儿童关爱所”模式，减少妇女后顾之忧

家门口的帮扶车间可以提高农村留守妇女的经济收入，但如何使她们有安全感、心无旁骛的增收，孩童托管这一难题不得不解决。在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教育资源以及幼儿园、托儿所等教育设施的缺乏，再加上家庭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农村女性劳动力承担照看小孩的责任，这是阻碍其从事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8]。建立儿童关爱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农村女性劳动力照顾孩童的后顾之忧。例如，在农村女性劳动力工作场所设立儿童关爱所，配备专门人员看管小孩，使学龄前儿童有处可去、有伴可玩，有利于减少农村女性劳动力工作时的担忧，帮助农村女性劳动力减轻幼儿照料负担，从而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此外，关爱活动也有助于提升农村女性劳动力工作的幸福指数。

结论

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留守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和家庭劳作，这导致了其贫困的存续。实践表明，促进非农就业是减少农村贫困的重要途径。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一、二、三产业的加快融合，为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和机会。笔者通过对H县部分农村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阻碍因素。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不仅要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也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就业服务支持，只有当农村女性劳动力具有非农就业的意愿和相应的素质，市场和政府能够为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提供合适的岗位和机会时，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 刘越,姚顺波.农村已婚女性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2] 熊瑞祥,李辉文.儿童照管、公共服务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7.

[3]范红丽,辛宝英.家庭老年照料与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来自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9(02):98-114.

[4] 王 瑜.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分析: 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J].兰州学刊，2012.

[5] 周春芳,苏群.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与非农就业—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08.

[6] 韩叙,夏显力.子女处于不同受教育阶段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01):48-57.

[7] 马俊龙,宁光杰.互联网与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J].财经科学,2017(07):50-63.

[8] 朱佩佩.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政府服务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