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辽东地区海事问题研究

清代辽东地区海事问题研究

张军

（沈阳大学，辽宁省沈阳市，110041）

清朝的辽东海疆经营主要在于对海上的经营和秩序的维护，对海上的经营是为了向内陆地区输血维持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基础，对秩序的维护则是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运行。本文的着眼点虽然是对辽东地区的海事问题进行研究，但最终的落脚点则是从海事问题穿透到对其核心体制的变动和分析。

一，清代辽东海疆经营的基本逻辑

（1）在辽东海域秩序和安全的打造上。

一直以来，清朝对辽东海疆的统治遵循着一个基本的逻辑，即以陆定海，以海守陆。所谓“以陆定海”是指以陆权来管理海权。例如，清政府将辽东海域交由盛京地区统一管理，然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海疆的统辖，又将辽东海域细划给大连，锦州，营口，丹东等多地进行分管，以此建立起纵贯辽东半岛南北的一整套海疆管理系统。同时，清政府依托旅顺口，通过奉天八旗水师维持辽东海岸近海秩序。最终实现以陆地治权来划定并管辖海洋治权。

以海守陆则相对复杂，是指清政府通过稳定半岛海岸经济与秩序来维护陆地区域的统治秩序。

辽东半岛由于紧靠辽海，其海洋渔业，海盐制取业，海运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海洋商业相当之发达。这些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辽东半岛上的经济，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辽东半岛的陆地区域创造税收的同时，还维持了民间的稳定，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因而从根本而言，对辽东近海经济与安全秩序的维护，从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内陆地区的稳定，其职能虽然在海上但最终落实在内陆地区的管理上。这也从侧面决定了辽海的经营方向不在于向外开拓，而在于守内。

（2）在对中华朝贡体系的控制方面。

在辽东海域方向，清政府主要面对三个国家，分别是韩国，琉球，日本。其中韩国，琉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都臣属于清国，而日本虽然在政治上不属于清国等等臣属国，但在经济上仍然属于清国的臣属国。清国多年以来与这几个国家之间维持着一种朝贡贸易，借此对它们施加政治影响构建清政府的“天下”系统，维持其“天下”共主的地位。

作为东亚地区陆地面积最大，文化政治军力最强的国家，清政府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其本身带有一种“天下”观念。这种观念是清政府在前中期对外交往中的基本逻辑。其“天下”观落实到具体的对外交往中，就是目之所及都应归于清政府的地位之下。而这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理中就演变成了一种“朝贡”体系，即宗主国与朝贡国之间的关系。

二，清前期经营辽东海疆的“重陆轻海”问题

清朝前期在经营辽东海疆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其布局重心上，简而言之就是“重陆轻水，重塞防虚海防”。

首先，辽东地区沿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在辽东半岛的各个口岸中，仅仅只有旅顺一地设置有成建制的水师营地，而且，清政府对水师部队的经营也明显没有重视，其水师力量在前中期一度孱弱的惊人。首先从清朝前期的水师人员的构成来看，以奉天八旗水师为例，统领者为一名职衔并不高的副都统武官，其下辖佐领两人，防御4人，骁骑校8人，士卒加水手总共610人，其人员构成甚至还不及陆地上的一只普通的驻防部队。在雍正年间奉天八旗水师部队配置的战船为十条，但到了乾隆年间就被裁撤的只剩六条。从相关文献来看，奉天八旗水师所具备的力量仅仅只能用于对辽东沿岸小规模海盗的清剿，以及保护沿海的海上贸易和日常的海上巡查而已。就这样的水师规模显然无法用于大规模的海上作战以及对整片辽东海域的保护。

其次，从宏观层面来看，清政府在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的布防显然是看重在对内陆地区的军事布局。如在黑吉辽三省的内陆各个关隘之地设置星罗棋布的屯兵点，四处分防，在盛京建立大量的驻防地和边门，又在这些屯驻点的边墙内外设置卡伦，光是卡伦就设置了110多处，一环套一环的加强管辖。根据清史稿记载，辽东半岛上的军事屯驻点有三十多处，卡门八十多处。

由此可以看出，在辽东半岛区域，清政府军事战略的精力主要投注在对内陆控制的上，轻视对外部海域的经营。这也就注定了清政府，先天性缺乏海军战力。

在清朝前期甚至是中期，清政府的主要敌人来自于北边的沙俄以及以及内部延绵的叛乱等，而在海上除了打打海盗维护商路外，再无其它。这些都决定了清政府的军事布局在内不在外，在陆不在海。

然而，这种重陆权轻海权的布局仅仅在没有强大的海上压力的环境下得以成立。确实，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每个王朝的统治危机没有一次是来自海上的。清政府对辽海的统治思路放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没有任何错误。

然而直到清道光年间，清政府迎来了其千年未有之变局，冲突来自海上。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从海上轻松撕开了清国的近海防线，一路从海上平推攻入辽海，击败清国。

西方列强借由强大的海军迅速侵占清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辽东海域的朝鲜，琉球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被撬开国门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这种背景下清国所构建的“天下”体系也在这场危机中土崩瓦解。

这场来自海上的危机也也令晚清开始意识到自己海疆战略的失误，并在其后的时间里开始有意识的重建海防体系。

三，晚清构建辽东海防体系的成因与效果

   要分析晚清对辽东海防体系的的改革，必须了解晚清对外部压力的认识。从两次鸦片战争的入侵路线来看，英法两国的侵略路线是“广州-厦门-定海-大沽-天津-北京”一线。在这一线路中，最关键的是大沽-天津-北京一线。其中北京作为清政府的首都是清政府的核心，一旦北京被攻克将会危及其统治。而能够紧守住大沽-天津-北京一线的门户则是辽东海域。对于清政府而言，若要从根本上防止外部势力借由海路攻打其权力核心，则必须在辽东半岛的关键节点建立起强大的海防系统。

   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最终定都南京。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经历了鸦片战争洗礼后的清政府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那便是能够直接威胁到其统治权的太平军会不会沿着英法联军走过的路线再度从海路经黄海入辽海进攻北京。

这一系列的危机促使清国必须选择一条快捷稳妥的路径构建一个海上屏障。晚清政府逐渐开展洋务运动走上了“师夷长技”的道路，开始选择与西方列强合作。

   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把辽东体系的打造作为重点，其改革不再是仅仅在辽东半岛上修建岸防炮，而是着力在辽东海域上训练一只新式海军部队。为此清政府花巨资购买舰，向西方派遣留学生，请西方人做顾问等等。最终所打造出的强大海军部队便是北洋海军。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出北洋海军的效能也为了加强对辽东海防要塞的建设，清政府选择了辽东半岛上的旅顺口作为北洋水师的军港，通过北洋海军来强化辽东海防，拱卫京师。旅顺港在清政府的经营下，被打造为了当时西方列强口中的所谓“远东第一要塞”。至此，清政府成功打造了一个近可拱卫京师，远可控制属国朝鲜，驱逐日本的海防系统。

  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从之后朝鲜分别发生的“壬午兵变”以及“甲申政变”可见一斑，北洋水师迅速调动，成功平息朝鲜内乱，并驱逐了试图干涉的日本。由此可见清政府在这一时期的改革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的。

  然而，清政府所进行的这种改革最终还是受制于其体制的老化，在之后显得越来越乏力，早期取得的改革成果在之后的时间里，随着日本的强势崛起，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四，日清改革下的甲午战争本质

   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史中最关键的一个节点，是晚清和日本所进行的一场国运之战。在这场战争以前，晚清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启了自己的改革之路，晚清的“洋务运动”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这两场改革之中，双方几乎都把重点集中到了海洋，分别建立起各自强大的海军。晚清的“北洋水师”和日本的“联合舰队”。而这两只亚洲最强大的海军最终都把目光投注到了辽东海域。

   对于日本而言，控制辽海就能扼住大清的命脉，而对于晚清而言，辽海是其生命线。而双方最终分出胜负的内在原因，皆是源自于各自的改革。

（1）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中，日本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第一，土地改革。从1872年开始，日本大力推行土地改革，不惜触动上层社会的利益，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土地买卖，彻底解放生产力。促使工商业迅猛发展，为政府创造了大量的财政收益。

第二，殖产兴业。日本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行政力量主动干涉经济，创办扶持工厂，大力促进工商业发展，帮助国内的资本主义成长。

第三，文明开化。建立新式教育系统，聘用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创立国家教育制度。

   通过这三方面的深层次改革，日本迅速的累积起资本和人才。为未来的海军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洋务运动

相对于明治维新，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则是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原则，主要在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摇统治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造舰，造炮技术。其改革只限于“器物”的物质层面。

通过洋务运动，晚清虽然在早期迅速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和海防要塞，但并没有改变其政治体制愈发腐化的现状。

（3）辽东海防与甲午中日战争

从地理位置来看，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环抱渤海和辽海，可以为京师提供天然的防护屏障。特别是辽东半岛上的旅顺口具备停泊大型军舰的优良条件，其战略位置与地理优势突出。清政府自洋务运动以来，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旅顺口打造为近可拱卫京师，远可操控朝鲜，屏绝日本的的“远东第一要塞”。

然而，如此要塞却最终还是在甲午海战中失陷于日本人之手。北洋水师也在这场战争中被日本联合舰队击败。

结论

清朝崛起于陆权时代，最终完败于海权时代。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是清政府腐败不堪，食古不化，不思进取造成的吗？不，清政府其实汲取了来自海上的失败教训，它明显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它才会在那个时代积极转换思路，实行洋务运动，并重建了坚固的辽东海防体系。但它最终为什么又失败了呢？同样是改革，为什么日本的改革就能打败清国的改革呢。

究其原因，清政府所构建的海防体系根本还是为了维护其内部统治，保证其既得利益集团的的政权稳定，从一开始就缺乏进取精神。其对辽东海疆经营的基本逻辑贯穿始终都是为了维护其政权，而不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其所作的一切都是困守其既得利益集团的腐朽体制，而不是像日本一样从一开始就摧毁旧的既得利益集团重建新的体制。

参考文献

[1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2]何树才.外国海军军事思想[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

[3]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上下）[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4]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2018第２期

[6]戴逸．甲午战争的影响和意义．齐鲁学刊，2015第１期

[7]史演生．甲午战争与中国海军近代化．军事历史研究，2020第１期

第１期

[8]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2.

[9]戚其章.晚清史治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1]鲍中行.中国海防的反思[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

[12]黄顺力.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9.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清代辽东海事资料整理与利用研究》，项目编号：L20DZS001。

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