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数字经济与智慧城市发展

国家数字经济与智慧城市发展

穆祥祥

华陇国际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数字经济目前正处在初始阶段，受产业结构转型的需求、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信息通信技术进步的驱动，我国制定了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规划，缩小国内数字鸿沟，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使金融、教育、医疗等方面发展的更好惠及民众，都是目前战略规划建设的关键目标，对于战略规划的实施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缺乏资金支持等问题和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而制定的战略规划、落实数字经济规划取得的效果，深入了解国家政策、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对于促进国家在该领域的合作。

一、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概览

总体而言，国家的数字经济处在起步阶段，各地政府现阶段有较强的动力和意愿投入财力物力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政策及市场的驱动下，数字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无论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数字经济规模及其表现、还是数字服务都显著提高了，而另一方面，尽管发展潜力充足，现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上还较为有限，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相较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具体来看，我国作为国际社会重要的新兴力量，逐渐成为全球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极，我国正在建设成为数字强国，数字化转型意识不断增强，实践经验日渐丰富，具有后发优势，二十几年来，数字化转型一直是政府的一项长期目标，被视为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依托，根据我国政府报告显示，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在GDP中占的比例预计达25%，数字化转型计划将为GDP带来5.7%的增长，目前我国共计8亿互联网用户，互联网普及率达75%。全球连接指数（GCI）每年根据最新的根据信息通信技术（ICT）投资、ICT成熟度和数字经济表现对79个国家进行排名，我国2020年GCT得分相于2015年提升了7分。

二、国家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近几年，我国纷纷制定了颇具雄心的数字经济与智慧城市发展规划，这些规划虽然在细节、侧重点上不同，但总体战略规划之间存在不少共同之处。数字经济的规划都并不局限于信息通信产业技术或电子商务发展，而是从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宏观角度，关注数字经济和技术发展如何能够为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动力，为此，我国数字经济战略规划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解决数字鸿沟，其途径包括建设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以及数字金融、电子政务等方面的普及及数字化服务；二是通过数字技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这覆盖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多方面内容；三是生产、贸易数字化特别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2018年我国政府发起“中国数字化转型战略”这成为我国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战略，该战略包含两部分内容。分别是促进基础设施和获取信息技术、研发创新、专业培训等方面的发展，以及经济、公民身份和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该战略涵盖了100个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对促进我国经济增效、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其中主要包括基础设施以及通信技术建设；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建立监管机构，促进数字环境信任规划和规范；教育和职业培训，加强我国国际影响力。根据该战略我国数字化转型最为核心的发展方向就是数字政府战略。我国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以公共服务为向导，计划到2022年底提供超过3000个数字化服务，并将节省下来的政府开支用于建设医疗保健中心或儿童教育中心，进一步提高公共管理效率。“中国智慧城市规划”发布于2020年这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和包容的城市发展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该文件确立了我国国情的智慧城市概念及规划，总共包括了八个战略目标：数字化转型、优质的互联网接入、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公民教育及数字教育、开展公共和私营部门及民间社会合作、透明公开的使用数据等。该文件指出，我国的“智慧城市”融合了“可持续数字转型”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概念，将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础，鼓励利用技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减少城市中的不平等现象，创建更可持续和更具有包容性的城市，在该规划指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将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方面，以有计划、创新、包容和网络化的方式，促进数字扫盲、协作治理和管理，改善所有市民的生活质量。

三、国家数字经济战略规划的实施效果

在梳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本节重点观察和分析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在现阶段的具体实施效果。这覆盖信息通信技术设施建设、数字金融的发展、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公民的数字赋能、以及数字化转型的法律保障等五个方面，本节对于我国情况观察和分析显示，我国在落实数字经济战略规划、实现符合我国本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目标方面取得了可观发展。

（1）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在电信业引入竞争机制形成了一个开放自由平等法制的互联网发展环境。一是加速建设塔楼和基地收发站。政府采取措施促进塔楼和基地收发站的建设，包括允许交易、共享、频谱自由化，允许基础设施共享。

（2）数字金融发展。在金融创新，尤其是移动支付解决方案上，我国目前领先于其他国家，2018年到2019年6月间，巴西金融高科技领域相关企业从454家增加到604家。2020年我国中央银行宣布即时支付生态系统正式上线，这成为我国迈向数字货币时代的第一步，此外，为减少垄断2021年央行发起开发银行业务，使中央银行授权的不同机制之间共享信息，拓宽客户获得适合其需求的金融产品的渠道。

（3）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我国“数字化转型战略”中强调了数据驱动型经济和新商业模式的兴起。我国目前已在一些领域采取了相应成效。在工业方面，经济部门负责推进我国工业的4.0计划，聚焦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改善我国行业环境。具体措施包括提供更实惠的信贷额度，以便各部门尤其中小企业采取或创造新技术。

（4）公民的数字赋能。“中国网民权利框架”强调，“访问互联网对行使公民身份至关重要”我国政府通过与互联网公共中心合作为公民数字赋能。我国还将数字扫盲和数字技能培训纳入学校课程中，提供基础设施和培训教师，促进下一代人为数字经济转型做好准备。

（5）数字化转型法律保障的完善。我国《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的出台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持和保障，作为我国首部综合性数据保护法律，对于个人数据收集、使用、处理和储存以及违法法律行为规则作了详细规定，覆盖我国所有的经营行业，适用于个体和实体对我国个人数据的处理。

四、国家数字经济与智慧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

 （1）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战略计划缺乏明确的资金支持。稳定政府拨款和资金来源的缺乏是我国推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难点和痛点。具体来看就是国家预算并为向数字化转型提供任何具体拨款，相关战略行动主要是由各部委和政府机关负责。虽然相应部门每年会获得预算资源，但由于大多数数字化项目具有跨领域合作的特点，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资金短缺、分配不均难以协调的问题。

（2）不同的政府战略之间没有明确的等级和优先制度，部分领域存在重复现象。综合规划、政府机构的主要参与者之间缺乏凝聚力、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的地盘争夺不断加深，表明政治层面的领导不力和治理不力，阻碍了我国数字包容、互联互通和智能社会的过渡。在国家、省、地方三级政府中明显缺乏综合规划。

（3）需要注意避免二级数字鸿沟，加剧现有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结构性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一方面由于我国主要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沿海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较为明显，尤其在偏远地区，信息化建设存在“盲点”和“盲区”。另一方面，专业技能人才的缺乏也是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低技能互联网用户无法有效的使用数字技术并从中受益，因此如何整体提高数字技能，减少城市与郊区、大企业与小微企业、专业人才与低技能居民之间的不平等亦是国家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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