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途径研究

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途径研究

郭敏,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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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乡规划作为全社会在特定需要下各利益主体间的一种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通过社会公权力、公共政策和公众参与等途径应对城市发展面临的系列问题，并利用干预-约束职能预防未来可以预见的重大问题，以达到长期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其作为配置公共资源和塑造城市环境的重要空间政策工具，在全球健康城市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致力于通过有效的空间干预政策，控制和引导城市环境建设来优化健康城市的外部条件，利用居住环境改善、绿色空间布局、交通引导和功能分区等规划技术手段确保健康城市的基本需求保障，既反映了城乡规划致力于提升城乡居民健康福祉的蓝图使命，亦折射出其公共政策属性的内在精神实质。

关键词：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途径；

引言

健康城市作为一种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城市规划理念，对于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成为后疫情时代人们关注的焦点。健康城市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1842年），英国召开都市健康会议，建议成立英国城市健康协会，协会负责解决都市健康问题。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一、概念释义

主动式健康干预讨论源于生理医学领域倡导的“预测、预防”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免疫增强，诞生于19世纪末期广泛探讨的医学主动免疫，最初关注疫苗或抗体直接接种人体，通过抗体作用使机体产生获得性免疫力，侧重关注由环境风险、流行疾病、不健康行为所引起的传染性疾病预防。随着运动免疫疗法普及，主动式健康干预更加注重从体育锻炼、体力活力、饮食营养等方面提升人群生理体质。对此，研究认为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理念应至少包含2个维度的理解：表现为“城市系统健康”干预和“人健康”干预。一方面，通过空间干预-约束职能降低城市污染源及人群的健康暴露风险，提升健康生活的基础保障，注重城市系统的完整性(山水林田湖自然要素、空气、生态环境等)，维持人群赖以生存的空气、水等物质要素的良性循环，加强城市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让城市居民能够享受高效医疗服务、洁净水源、清新的空气和宜人绿地等健康资源；另一方面，设计创造能吸引人们主动步行出行和方便参与健身锻炼等增加体力活动和改善人群心理疾病的适宜城市环境，促进人群健康行为，引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共同指向“城市系统健康”和城市中“人健康”，通过城乡规划干预-约束职能来降低健康暴露风险、合理配置健康资源和引导人群健康生活方式，获取城市空间环境对公共健康的最优效益。

二、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途径

（一）健康生活圈的生成机制

“三圈体系”是指尺度从小到大的三层生活圈（社区生活圈、片区生活圈、城区生活圈）之间衔接递进的系统，在规划治理过程能够贯通协同。城市生活圈体系与生活圈类型的职能、活动时间、空间尺度等要素相关联，居民出行距离、活动频率、出行目的等要素为生活圈尺度层级的判定依据。大小尺度层级间进行嵌套，各层内容各有侧重而保持整体协同。宏观尺度的城区生活圈，强调城市建成环境在生态基底上能有机生长、充满韧性，重在健康的生态格局；中观尺度的片区生活圈，强调片区之间功能互补、联动，片区内多元功能合理匹配，重在健康的城市功能；微观尺度的社区生活圈，强调社区日常生活设施的便利可达与不同群体的融洽交往，重在健康的社会生活。“整体协同”是指三层级生活圈的不同特性能够耦合，即宏观侧重生态性、中观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并重、微观侧重社会性，各层上下传导、逐步贯通落实。健康生活圈对于现代城市人（包括新市民）来讲，是一套相对完备而齐全的生产、生活服务体系。

（二）多途径构建健康城市风险防控体系

城市作为物质、信息和人流高度集中的流动区域，城市洪涝、极端气候、地震等自然灾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健康城市建设受到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因此“城市风险防控”是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必须考虑的因素，至少包含两个方面：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灾时应急防控和非灾时的主动防护，规划应分别梳理城市风险防控的应急保障和弹性防护措施，根据“刚性-弹性”原理建立多途径的健康城市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城市系统应对外部自然灾害冲击的韧性能力，提升内部自我调节能力和功能运行效率。首先，借鉴“韧性基础设施”“防灾减灾”等规划技术，针对自然灾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城市应急防控系统能承受事件的冲击，并有效化解冲击，维护城市基本生活和生产。在非灾情时期，前瞻性地布局防灾减灾设施和应急医疗设施，制定应对灾害的避灾和防灾行动纲领，划分灾害防控分区，预留必要的交通、基础设施等接入通道，保障应急防控时期的土地储备使用刚性需求。其次，建立传染性疾病的病源隔离、灾害避险减灾和疏散撤离等空间应急场所与防控通道，灾时通过医院、学校、绿地等应急隔离场所切断和阻隔灾害、传染性疾病的生态学传播过程，避免空间邻近传播效应。例如，可以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结构完整、用地面积广阔的应急防控优势，在城市绿地专项规划中增设公共卫生防控规划内容，根据绿地可达性、适宜性和承载力等指标，规划适宜建设的应急绿地斑块，并依托绿道、道路防护绿地和河流防护绿地等城市生态廊道空间构建避免与公共路径交叉感染的线性战略通道，并保障通风环境。

（三）面向健康城市全生命周期的主动式规划干预路径

城乡规划领域作为综合统筹和部署城市建设工作的排头兵，应当尊重城市发展的生命规律，掌握城乡发展规律，才能提供更好的决策支持。认识到实现健康城市的生命周期特征，城乡规划应综合考虑从“城市病”—“城市康复”—“城市有序发展”全周期的相互递进关系，建立针对不同阶段的规划干预路径，分别在外部扰动期、持续反馈期和自耦合调节期3个阶段构建面向健康城市的主动式规划干预路径：外部扰动期的主动式规划干预，切断与阻隔扰动源，着重系统资源要素监管和统筹持续反馈期的主动式规划干预，及时识别系统运转状态，着重系统运转环境的诊断和评估；自耦合调节期的主动式规划干预，提升自我调节能力，着重系统效率的提升和修补。

　（四）提升城市空气质量

城市功能布局、开发强度、道路网络密度、公共绿地以及住房环境等空间要素影响着室外与室内颗粒物的分布和扩散，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是衡量空气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在室外，可运用城市公共绿地布局改变城市特定区域内大气颗粒物浓度、提升空气质量。绿地中的植被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叶片积聚有效吸收污染化合物，从而净化局部污染空气。住宅小区的空间形态、建筑密度、交通路网、植物绿化等对住区内气流循环、风向及风速的影响规律。并证实，通过提高风场、下垫面、建筑局部形态、绿化配置等多方面的协同作用，可以改善低层高密度住区的风环境舒适性，改善局部空间条件。

结束语

新时期，全球健康形势面临新挑战，当前国内外社会对主动式健康干预的认知度与其重要性远未匹配，我们仍需清醒认识到，实现城市系统健康和人健康，不仅需要多学科始终围绕城市空间环境和人的行为关系进行复杂性认知，还需要公共卫生、医疗、空间规划等多手段协同作用。探索适宜我国国情的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理论、方法和实施工具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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