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两汉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

陈小慧

南昌大学 作为中国文明古国，张骞出入西域后，开始了中西交通的新时代。 此后，中国文化不断向中亚和欧洲传播，推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而海外对中国的关注最初以汉学为中心。 随着大一统格局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汉朝的物质文明和文化观念达到了古代中国的最新高度。汉朝时期我国的发展远超周边各国，与周边邻国都有着十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其对外关系模式的形式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国家政策，两汉的文化交流尤为耀眼和扩大。汉初，儒家思想得到充分传播。

1. 两汉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政治文化背景

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在秦代还没有很大的发展，但到了汉代，国家变得越来越稳定和发达。 丰富的物质文明和先进的文化理念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当时中国在东亚次大陆的地位不可忽视，与周边国家日本、朝鲜、马来等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汉族对外交流的地域越来越广阔，在文化传播领域，政治文化意义初现端倪。 汉朝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实质上是在汉朝统治思想的指导下展开的。对于国家政治而言，文化的统一早已被证明是其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之一。 因此，汉朝建立后，封建统治者历来更加重视对民族文化的引导，制定了各种文化政策。 汉朝时期统治者各郡国的风俗文化成为巡查的内容之一。东汉顺帝汉安元年,顺帝从全国知名儒生中选拔了最为人推崇的八人,派遣他们对各地风俗文化进行巡查。在汉代的各种规制体系中，地方督察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巡视任务外，汉朝还十分重视巡视使节的选拔。可以说，这种巡查使节制度对汉朝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制度的实施下，主流文化迅速遍及各地，为建立汉朝统一的文化基础提供了前提。 汉代，中央政府可以直接选择地方县、州的管理权，从中央到下级选拔的官员深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文化的影响明显体现在这些地方官员的具体治理措施上，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主流文化。文化交流与传播与统治大局密切相关，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控制自然受到汉朝统治者的重视。同时，汉朝希望通过控制和引导中外文化交流，传播有利于国家统治的主流文化。汉朝统治者深知政治稳定与文化的关系，因此汉朝统治者将主流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作为其执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汉朝呈现出日益壮大的态势。在汉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和儒家学者开始单独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们通常将儒家思想视为汉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象征。汉儒学者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两汉时期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群体

儒家集团在汉代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废百学独尊儒”以来，在经济治理的引导下，儒学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和政治中心，从而影响着汉族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在对外交往的领域。在古代，圣人的启蒙，都是通过他们名下的一群儒家弟子，圣人的言行得以广泛宣传。儒家作为圣人的弟子，大多肩负着宣扬“圣人之教”的使命。自汉初以来，儒家的主导文化已经确立，因此儒家的文化交流和教育活动在传播内容上有所体现。从两汉时期儒生群体活动来看,他们在中国与域外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活动中广泛参与且具有重要影响¹。

中原为何能成为汉代文化发展的核心区？从汉代文化区域来看，中原不仅具有政治联系的优势，还具有资源流动和信息流动的优势。另一方面，中原文化的发展与政治有很大关系。在中央和汉代地方县任命的儒家官员几乎都是中原人，这也是一个明显的证明。汉朝的国家官员主要是儒家学者。他们不仅主持中央和地方事务，为国家政治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传播了汉朝文化。 汉代在治理地方事务上，儒家所坚持的前提是大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另外，儒生的身份使得这一群体非常注重文化建设和教育。所以,在边郡地区的统治方面汉朝时期可谓是通过行政治理和文化渗透两种方式共同进行的。与边郡少数民族政权的接触是汉代常见的手段。 此外，官县和移民也是汉族统治者加强与边陲各民族政权联系和边县管治的有效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主要是军事、外交和政治行为，但它们往往还具有文化传播的性质。 儒生在边郡地区文化传播多种推动因素中,属于非常重要的角色。汉朝是承接秦朝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在性质上汉王朝属于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交流密切,除此之外汉帝国还将贯穿中西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通过西北开边活动打通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一些国家一定程度地建立了联系。汉文化的高度发展,在文化交流中极大地影响了周边其他国家;汉代引进外来文化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在文化交流的媒介中，汉代儒家学者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例如，当佛教首次传入中国时，儒教团体成为佛教传播的直接媒介。东汉时期，佛教与儒家的接触与交流频繁，在皇室和上层贵族中传播越来越广泛，佛教的传播也离不开与儒家的冲突与交流。 汉代，东汉的儒生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汉代的使节出使西域。 在西域的三十一年，班超实施了一系列政治举措，在西域树立了良好的威信，得到了西域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至此，汉朝与西域的政治联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班超经营西域的另一个成功点，就是为汉朝与西域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 在这种相对稳定和谐的环境中，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从两汉的现实生活开始，政治文化理论的中心逐渐产生，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汉代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儒教和儒教团体的推广和影响不同程度受到中国文化的渗透 ，渗透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习惯上，还体现在政权表达形式和社会伦理上。 例如，日本的文化框架是以儒家为基础的，以至于很多日本学者承认，日本战前的亚洲观与对儒家文化的尊重相伴随，可见在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

汉代儒家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对西方的学术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外文化交流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影响。因此，整个汉朝的文化交流尤为耀眼。

参考文献

[1]王纪东.儒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以汉初七十年为中心的考察[D].曲阜师范大学,2014.

[2]程丹.汉代复兴儒学先驱陆贾“以民为本”的教化观考证[J].兰台世界,2014(9).

[3]党超“.齐整风俗”:汉王朝对社会文化的软控制[J].河北学刊,2007,5(5).

作者简介：陈小慧（1997年--）女，汉族，籍贯：江西赣州，在读研究生，单位:南昌大学，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1 张继刚.两汉中坚社会势力略论——以士大夫阶层为中心的研究[D].南开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