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市博物馆藏明吕纪桃柳红鸭图轴赏析

新乡市博物馆藏明吕纪桃柳红鸭图轴赏析

张蒙 王雪 冯述一

新乡市博物馆

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一幅明代吕纪的设色桃柳红鸭图轴，丝质，纵131cm，横76cm，为国家珍贵文物中的一级品。该画作保存相对完好，但是画芯有大量横纵断裂折痕，色料处磨损严重，色料轻微脱色，大量动物损害（动物粪便、虫蛀）和微生物损害（霉斑），多处破损，画芯老化酸化严重，整体变色，文物病害情况严重，不利于陈展及保护收藏，亟需保护修复。

吕纪，明人，生卒年不详，字廷振，号乐愚，鄞县人（今浙江宁波）。善画山水花鸟，因其画工精湛于弘治末年举荐进入宫廷画院，深受帝王喜爱，官至锦衣卫指挥。史料记载：“吕纪益造精诣，兼集众长，尤工翎毛，如凤鹤孔翠鸳鸯之类，具有法度，生气奕奕。间作山水人物，设色久而不变。其在画院，凡应召承制，多立意进规。”与吕纪同时代的另一位宫廷花鸟画家为林良，两人时代相近，且吕纪深受林良影响，两人常常并举，并与戴进、吴伟称作明代的四大宫廷画家。此外，明初的宫廷画家画家边景昭亦是领军人物，明末时期的顾复在评述明代院体花鸟画时，提及边景昭、林良、吕纪三人“迩来三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易之，好事家所见之翎毛花卉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予不能不为三人危之”。顾复与他们三人年代相隔并不久远，其说法极具可信度。由此可见三人在花鸟画上取得的成就直逼宋人。

关于吕纪的生卒年月，史载不详，这和当时院体画家的身份地位不受重视息息相关。院体画最早出现是在五代时期的南唐和西蜀，是为了适合宫廷需要和满足帝王审美情趣而建立，具有极强的政治功能，其代表人物便是西蜀的黄荃、黄居寀父子，其“黄家富贵”的画风直接影响了两宋、明的花鸟画风格。到了两宋时期，因宋徽宗喜好丹青翰墨，出现了“翰林图画院”，将院体画的地位推向了顶峰。元代因江山鼎革，文人画兴起，院体画发展受阻。明代洪武时期重建画院，但因帝王审美不同，其组织建构不如宋代清晰明确，画家的地位也不如宋代先达，画家多授武官职务，在武英殿、仁智殿、文华殿供职，由太监监管。明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中记载：“文华殿有直殿中书，择能书者居之，武英殿有待诏，择能画者居之，如宋之书画学是也。”明代宣德至弘治时期是院体画发展的顶峰，这和帝王个人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吕纪生逢其时，故而进入宫廷画院之后仕途顺当，发展飞快。关于吕纪的生平，尤其是生卒年月，故宫博物院的单国强先生在《林良、吕纪生平考略》一文之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赵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讨，结合众家所言，笔者认为吕纪应出生于1439年前后，即明英宗正统四年前后，其去世时间应为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去世后致仕返乡之后，在正德初或中期。

吕纪画艺精湛，精山水，工花鸟，博采众长。吕纪所处的浙江鄞县距离南宋都城杭州不远，受南宋院体画风影响，加之明代初期院体画家边景昭画风的引领，吕纪初学边景昭，后又模仿唐宋诸家，他于墙壁间所画的雌鸡，竟被雄鸡认为是真的而不愿离开。林良早于吕纪进入宫廷画院，其画风风靡一时。吕纪进入后一度模仿林良水墨画风，几可乱真，后来杂糅各家，博采众长，终于形成了自己工写兼备的画风，成为明代中期院体画家的代表人物。从现存的吕纪作品来看，其画作，多以鹤、凤凰、孔雀、鸳鸯、锦鸡、苍鹰、芦雁等为主，辅以各种树木花卉。其代表作有《三鸶图》（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残荷鹰鹭图》（现存故宫博物院），《梅石狮头鹅图》（现存辽宁省博物馆），《花卉翎毛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乡市博物馆所藏的该幅设色桃柳红鸭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花卉翎毛图》从构图、赋彩、寓意等方面都非常相似，应为同一时期的作品。该幅画作绢本设色，描绘了鸳鸯、燕子、雀鸟、杨柳、桃花等元素，色泽典雅，是其早期受黄荃画风影响的作品，设色艳丽，工整细致。画作的主体是一对鸳鸯悠闲的嬉戏于河流州渚之上，设色富贵，造型生动，两只鸳鸯交头细语，极具动感，其游动拨动的水痕具有视觉连续性，形成一条明显的动线，让整个画面充满动感。画面右侧是一株杨柳，其枝干柳条覆盖画面上部，柳条下方是开的繁盛浓艳的桃花，与柳条的清淡色泽形成对比，又填补了柳条与河水中鸳鸯之间的大片空白，突显出一种热闹的动感。柳枝上栖息三只雀鸟，分上、中、下布局，叽叽喳喳似在对话。画面左上角一只燕子俯冲而下，身姿矫健，与雀鸟、杨柳、桃花、鸳鸯共同构成了春天暖意浓浓、生机勃勃的和谐画面。该画作在布局上，上密下疏，上半部分被柳枝、桃花填满，将最大的空间留给下侧的两只鸳鸯，使人的视觉焦点不自觉的跟随鸳鸯游动。柳枝与桃花的布局极具层次感，柳枝在上，桃花在中，鸳鸯在右下，左上辅以雀鸟与燕子，使柳枝疏而不空，充满生机与动感。该画作在造型上极为准确，两只鸳鸯生动自然，色泽艳丽，一只回首作哝哝细语状，非常传神；左上的燕雀之间亦有互动，增加了画面的律动感，很符合院体花鸟画的风格。该画作左侧上方有署款“四明吕纪”，下钤白文方印，无法辨识，画面左侧下方亦有一方白文方印，无法辨识。根据画作内容，笔者认为新乡市博物馆关于该作的命名《桃柳红鸭图》并不准确，不仅没有涵盖画面所有元素，将主体鸳鸯描述为红鸭也不准确，台北故宫博物院相似风格的《花卉翎毛图》可供借鉴。沈思孝曾评价吕纪“设色鲜丽，生意霭然，前与宋元并肩，后当无复能继其踵者”，吕纪很多画作因有宋意，被割款改为宋作，吕纪之后明代院体花鸟画再没有出现过领军人物，可知沈思孝的评价非常中肯。

该幅明代吕纪设色桃柳红鸭图轴为新乡市博物馆旧藏。新乡市在1949年至1952年期间曾是平原省的省会，当时平原省文管会四散全国搜集文物，大多未留下详细档案。平原省撤销后，文物于1952年底移交新乡市图书馆文物股，1958年8月入藏新乡市博物馆至今，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重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