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成人教育对中国公民公共决策参与意识的独特贡献

批判性成人教育对中国公民公共决策参与意识的独特贡献

沈佳林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 201209 ）

摘 要：公民公共决策参与是一个国家民主进程的重要体现。目前，中国公民公共决策参与障碍可以归纳为四类：社会经济地位、地域与职业的不平衡；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的任意性；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功能的有限性；公民参与意识不高。运用批判性成人教育理论，分析批判性成人教育如何在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在参与意识不高的问题上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批判性成人教育者在公民公共决策参与过程中会唤起公众对无形霸权的感知，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与霸权的密切关系，从而提升公民参与意识。在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公民在参与的过程中会产生批判意识来反抗他们所认知的霸权。作为政治革命的场所，成人教育可以培养更多的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并适合建立一个代表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新霸权。

关键词：批判性成人教育；公民公共决策参与意识；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主进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公民公共决策参与方面。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指出，参与过程仍有壁垒。本文将首先介绍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主体、客体和参与方式，以界定讨论范围，并展示当前中国的决策参与情况。接下来分析中国公民民主决策参与的四大障碍。最后运用批判性成人教育理论，指出公民参与意识的淡漠并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公民自身，决策制定过程背后的隐形霸权才是根本原因。批判性成人教育可以为提高中国公民公共决策参与意识做出独特的贡献。成人教育为政治革命创造了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批判性的成人教育者可以帮助公民认识到霸权的全覆盖性和不可见性，并帮助他们发展批判意识，以反抗他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发现的所有霸权。在有机知识分子的触发下，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批判知识分子。他们会领导更多的反霸运动，并最终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第1章 公共政策与公民参与

公共政策通常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分析。例如，它被视为一个公民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1]。对于Dye来说，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选择做或不做的事情^[2]。Friedrich将公共政策定义为一个由个人、社区和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共同策划的过程^[3]。Garson和Williams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公众直接参与的方式，它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和与当局接触的机会，政策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或意图^[4]。

尽管关于公共政策的定义很多，但毫无疑问，公民参与是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公民的决策参与可以追溯到雅典教时期^[5]，至今无论在哪个政体中都是一个基本问题^[6]。在中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是政府实现民主制度化参与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介绍我国公民参与的现状之前，值得介绍的是相关的参与主体、客体和参与方式，以限定研究范围。中国的公民参与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谁来参与、参与什么、如何参与。第一个问题涉及参与主体。参与者可以是公民本人，也可以是社会团体，本文将集中讨论前者。第二个问题关于由不同的领域组成的参与对象。政治决策过程是公民参与的主要研究领域，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最后是关于参与方式。在中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制度化的参与，如投票；另一种是非制度化的参与，如游说和游行。在如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顺应潮流，倡导新的治理方式，引入了许多新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提高中国公民的政策制定参与度。例如，在政府官方网站上开辟热点问题讨论板块、举办公众听证会、咨询委员会和市长接待日等。

公民积极参与公共决策对政府及公众都有积极的影响。就前者而言，首先，它可以提高政府的民主水平，体现政府的民主程度。决策参与是一种民主，是社会成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作出对他们有影响的决定。Cohen提出了民主的三个维度，一是广度，即公民是否普遍参与决定；二是深度，这是以参与是否充分来判断的，三是幅度，这与民主的有效性相关^[7]。这一理论为中国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衡量决策参与水平的标准。第二，这种参与建立了公民对当局的信任，增加了政府政策的合法性。这是因为公民将提供他们的经验，使政策建立在公民的要求之上，这也有助于提高决策的质量。通过参与公共决策，公民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配合也会加强^[8]，决策参与还为公众提供了表达自身要求、争取利益的机会。此外，参与实践是自我教育的重要方法，通过公共决策参与，可以提高公民的批判意识等能力^[9][10]。

第2章 我国公民决策参与的障碍分析

当前中国公民公共决策参与存在四大障碍：社会经济地位、地域和职业的不平衡；任意性；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功能的有限性；公民参与意识不高。

2.1 社会经济地位、地区和职业的不平衡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地区、职业的公民在公民参与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在社会经济方面，有学者认为公民参与与其经济地位成正比

^[11]。Orum指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的政治参与比例往往超过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因为后者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来参与社会政治事务^[12]。此外，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也决定了公民参与的差异性。例如，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公民的参与意识要高于农村地区。公民受教育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例如，相比于农民和工人，知识分子和公务员有更高的参与意识。

2.2 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的任意性

我国有关公民参与的法律法规对公民参与的权利、义务、范围和手段的规定不够明确^[13]，导致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的任意性。这种任意性是危险的，因为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可能以损害、甚至剥夺下属的权利和利益的代价，从中决策制定中获取利益。公民参与缺乏制度保障，对政府和政策的信任度不高。一旦当市民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有时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抗议方式，如暴力，来反对政府制定的政策。例如，近年来，地方政府暗中在一些地区如厦门、大连、宁波等地引入PX项目，该项目的信息曝光后，引起了当地人的愤怒和广泛的反对，进而引发了群体性的抵制活动^[13]，最终以政府让步收场。如果政府事先允许公民参与这一决策制定的过程，听取公众意见，这场公共危机还是可以避免的。

2.3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功能的有限性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之一，其产生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级，与当局关系密切。例如，一些公民社会组织性质上是官方或半官方的，另一些则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支持，这使得这些公民团体难以寻求其政治独立性。由于政治依附性的存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在履行其收集和表达公民意见的职责之外，更倾向于协助统治集团对公众进行监督和说服。更糟糕的是，为实现后者，民间社会组织甚至以损害前者为代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公民不信任民间社会组织团体，不愿意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

2.4 公民参与意识不强

本文认为我国公民参与意识不强的原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方面，公民只有在政策和问题与其利益相关时才会积极参与政策制定。但由于霸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们往往无法察觉自己的日常权益受到了侵害，故而对政治参与持冷漠态度。

另一方面，公民参与意识不强与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的观念有关，如官僚主义、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等。这些观念残余可能会助长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对强权阶级决策的依赖。此外，小农经济所形成的自给自足的心态，使得公众只关心自己，而不是整个社会。这种保守的态度也抑制了他们关心公共问题的欲望。一旦涉及公共问题，公民就会不自觉地选择传统方式，有时甚至采取贿赂等非法手段来谋取利益。而这可能正是规则制定阶层所期望的^[14]。

第三，公民参与意识不强通常被归因于公民的能力不足^[13]。如果简单的将公民的能力不足归纳为参与能力不足，将进一步加剧政治冷漠。国内的研究者都曾提到公民的决策参与能力制约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却没有人质疑这种参与能力到底是什么，由谁定义的。他们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便是通过公民自身及政府支持，普及教育，从而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这种参与能力概念的模糊，也为权力集团通过暗中损害下级集团的利益，为自己谋取好处提供了机会。

第3章 批判性成人教育的独特贡献

公民决策参与背后的隐形权力结构不容忽视。本节将运用批判教育理论来分析支配权力如何以破坏从属权力为代价，从而构建有利于支配群体的社会关系。

3.1彰显霸权

在现代社会，主权权力被一种更难发现的意识形态权力所取代^[15]。Foucault解释了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霸权的：当主导思想存在于日常决策和判断中，同时被大众媒体的形象和信息所强化时，它就会发生^[15]。换言之，它是通过公共教育使公众对霸权产生无意识认同。Althusser称这种霸权是一种无形的意识形态操纵，它是在镇压性控制之前实行的。当作为国家机器之一的意识形态成功地确保了主导文化的复制和公众的认同，如军队和警察等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将永远不会被调用^[16]。意识形态霸权通常通过大众媒体、教会、学校、社区协会，使人们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的，为他们的最大利益服务的国家^[17]。这种无法察觉的力量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它诱使人们热情地接受占统治地位所施加的压迫。而这种压迫以损害其从属集团的利益为代价来支持权势集团^[17]。

意识形态霸权有两个与公众决策参与意识相关的特点。首先，正如上文所讨论，意识形态霸权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它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构成了一种现实感。超出这种现实感，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在他们生活的许多领域就很难活动^[18]。Brookfield认为意识形态霸权植根于实践系统，而不是主导思想的有意设计，以加强统治阶级的权力^[17]。Newman持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敌人（指意识形态霸权）插入了我们的思想

^[19]。例如，为了抵制所谓的西化，我国对来自西方国家的电视节目实施了强有力的控制。但是，对一些存在着消极的文化传统如官本位、官权崇拜等的中国古装剧，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规范的意识^[20]。公共教育指的是各种在正规教育机构之外发生的教育和学习的形式、过程和场所^[21]。成人可以通过参与公共教育来学习霸权的特点，从而发现并抵制霸权。因此，作为成人教育学习的一种，公共教育学在解决公众政治意识淡漠问题上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意识形态霸权具有适应新形势的能力，能够在对抗性挑战出现时重新配置自己。它被不断地更新、再创造、保护和修改，同时它也不断地受到自身之外压力的抵制、限制、改变和挑战^[22]。封建中国是一个官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威的帝国。官僚通过参加科举入仕，通常在文学和政治方面有很好的修养^[23]。虽然当代中国强调主权属于全体公民，但封建中国长期存在的官本位思想至今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尽管没有被立法所承认，但参与能力却成为政治参与的一个基本要求^{[24] [25] [26]}。而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崇拜决定了决策参与模式仍然是精英统治结构，这种精英统治结构正是一种无形的霸权^[18]，反映了霸权正在为适应新时代的挑战而重塑自己的形态。

当决策过程与公民密切相关时，公民就渴望参与决策过程。公共教育学和批判性成人教育可以使霸权在日常生活中显露出来，使公民察觉到自身与霸权的密切联系，认识到霸权的无处不在。成人教育者是霸权大众文化与批判意识之间的关键环节^[27]。尽管大众文化可能会成为加强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但批判性成人教育并没有消极地看待大众文化，而是把对其中霸权的揭露当作成人学习和批判意识发展的契机。例如，虽然电视媒体有时会传播隐形霸权，比如洗衣液广告中做家务的大多是女性等，但其在激发批评性评论和提高问题认识方面也拥有巨大的可能性^[28]。如果公民能够发现大众传媒中隐藏的霸权，他们会意识到公共决策的制定与他们并非毫无关系，他们的利益可能将会受到损害。

3.2 培养公民批判意识

人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生物，容易受到从众或集体的压力。这毫不奇怪，因为人们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观念，遵循着流行的思想^[17]。然而，为了培养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成人教育鼓励大众形成一种敢于与众不同的意识。Gramsci认为大众应该学会如何远离流行文化，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资源。他认为，流行文化是一种表面上明确的、从过去继承而未加批判吸收的实践^[29]。这种意识是霸权的，因为它复制了从众和主导观念。

批判的成人教育者可以以政党成员和积极分子的身份，唤起对霸权的认识，触发批判意识的发展。因此，批判性成人教育组成一个发展批判性的意识，组织反抗压迫的运动的政党^[17]。中国的草根阶层一旦接受了成人教育，意识到霸权的无孔不入的本质，就会团结起来，带着抵制霸权的批判意识积极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追求自身应得的利益，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效率也同样会提高。此外，公众甚至可以在有机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组织起独立于当局的、纯粹的民间社会组织，在决策过程中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

3.3 发展有机知识分子

除了帮助公众发现日常霸权，树立批判意识，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并在此过程中发现其他霸权之外，批判性成人教育也可以培养新的有机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被培养者形成新的“霸权”。这种新的“霸权” 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多数人来反抗压迫者^[29]。

Gramsci认为，知识分子指的不是在文化或理论方面比普通人更有专长的专家，并非所有人在社会中都具备知识分子的功能^[29]。从批判的角度来分析，如果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占统治地位知识的产生机制，他们就会扮演着双重角色--同时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服务。没有知识是不可能行使权力的，而知识又不可能不产生力量^[30]。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产生机制是一种控制装置^[30]，无论谁掌握了它，就具备了生产出迎合掌握者所属群体的知识的能力；无论谁接受了这种知识，都不可避免强化了主导权力，削弱了弱势群体的权力^[17]。我国学者在分析公众对决策参与冷漠的原因时，一般都会提到公民参与能力低下，并将参与能力低下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公民自身。他们虽然据此提出了解决方案，但由于没有采用批判的意识去分析公众的参与能力，仅一味的强调公众因为自身参与能力低下而对参政议政持冷漠态度，实际上是对“自身能力低下就不具备参政议政能力”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复，并最终加剧了公众对政治参与淡漠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Gramsci提出批判性成人教育可以通过培养草根阶层形成有机知识分子的观念来对抗支配霸权。有机知识分子是一种新型的精英，他们直接产生于群众，始终同群众保持联系；他们也是能够敏感嗅到思想上的压迫者和操纵者。因此，他们可以建立一种为民众所理解的、代表民众利益的新“霸权”

^[29]。此外，有机知识分子以建构者、组织者和永久劝说者的身份积极参与真实生活，从而把群众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规则和发现的问题，加以解决和汇总。广泛反抗运动的意识无法来自群众，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除非通过一个精英团体（指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的衔接^[29]。换句话说，批判性成人教育者的任务是激发工人阶级对统治权力的反抗，并将其转化为一个革命政党。

除了培养批判意识以对抗支配霸权外，有机知识分子可以将更多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批判性知识分子。因为每个人都能思考，并能把因果联系起来，每个人便都具备可以被教育的能力^[18]。这不是把科学形式硬塞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而是持续更新，使批判成为一种持续性活动^[29]。教师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反对储蓄教育（banking concept，一味地死记硬背的存储式学习），帮助学生形成反抗压迫的意识^[30]。因此，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并不是从头开始教育成年人。相反，基于被教育者已经拥有的观念，有机知识分子将帮助他们塑造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思维观念。这对于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在有机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公民能够挖掘出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霸权，从而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对抗压迫者的力量。这些在思想上具有批判观念的人，将成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并致力于把更多的知识分子培养成批判思想家。

第4章 结论

批判性成人教育在提高公民的决策参与意识方面无疑做出了突出贡献，但这些成就的取得也依赖于成人教育者作用的真正发挥。首先，批判性分析源于目睹人们受到虐待的愤怒^[17]。除了从受害者的经验出发来界定敌人^[31]，权力结构的运作机也需要被分析^[19]。批判的教育家们应当开始察觉到组织一个政党的责任^[29]。在这种对权力运用的热情和能力的基础上，帮助学习者研究统治阶级是如何运用权力的，从而激发学习者的愤怒，唤醒他们的批判意识。第二，有机知识分子在面对任何明显的不平衡力量时，应该毫不妥协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教育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无论是为了解放还是驯化^[30]。最后，成人教育者可以形成一种策略，通过承认有时操纵可能是合理的，使学习任务转向提高操纵能力。通过学习合法的操纵，来指导学习者合法的使用这种强制性约束^[31]。

作者简介：沈佳林（1992–），女，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方向：教育学，高等教育学。E-mail:20170081@lixi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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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 to be Made by Critical Adult Education in Chinese Citizens’ Public Policy-making participation Awareness

SHEN Jialin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Shanghai 201209)

Abstract: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policy -making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a country's democratic extent. the participation barriers will be concluded as four categories: the imbalance in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region and vocation; arbitrariness of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and citizens’ engaging; the limited function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the low awarenes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paper is going to analyse how critical adult education make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in these issues, especially in the low participation awareness. First, the public will be evoked by critical adult educators to perceive the invisible hegemony in the participation process and realise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egemony, thereby increasing the involvement consciousness. Second, with the help of critical organic intellectuals, the citizens’ would develop th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to resist all the hegemony they recognised in the participation process. What’s more, as a site for political revolution, the adult education could foster more critical organic intellectuals and fitful the task of building a new hegemony which on behalf of the many, rather than the few.

Key words: critical adult education; citizens’ public policy-making participation awareness; critical organic intellectu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