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改编理论与实践障碍

电 影改编理论与实践障碍

黄洁茹

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 江苏省徐州市 221000

摘要：目前，不少学者认为改编电影是无价值、无意义、人为模仿的不必要衍生品，它既无法体现文学作品的价值，也无法展现影像语言的魅力。爱森斯坦曾在《狄更斯、格里菲斯和我们》一文中指出狄更斯作品中包含着电影特性，他仿佛在用一种“镜头语言”来写作，用超清晰的焦点来实现他的场景，以达到文学上相当于特写镜头、长镜头和柔焦镜头的效果。之后，狄更斯的作品将格里菲斯引向了蒙太奇。诸如此类的观点表明，文学和电影这两种媒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兼容性，如何打破两种媒介参照意义的相对研究转向和解，如何将两种媒介的价值之争转向对改编作品本身的美学批评，成为文学和电影得以对话的前提。

关键词：电影改编理论;克服改编障碍;文学与电影

引言

电影自诞生之初起就源源不断地从文学、戏剧、新闻等其他艺术媒介中汲取丰富的故事素材与创作灵感，对已有艺术作品与创作素材进行加工改编成电影是艺术家们在创作中经常选择的行走路径，并因此诞生了大量的优秀电影作品。相比于改编创作的繁荣，改编理论在一段时间内却被人忽略。大体而言，国外改编理论早期依附于改编创作，理论研究滞后，中期对改编创作进行具体分析与总结，并展开形式主义研究，后期形式主义研究与泛文化研究并行，改编理论独立于创作之外，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内改编理论研究相比于国外来说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起得到迅速发展，自新世纪以来改编研究趋向多元化发展的情况。

1诗化小说的特征及与电影的契合点

1.1融非线性叙事于影像空间的建构

中国文学史中并存着“史”与“骚”的传统，相较于现代小说继承了“史”的叙事一脉，依靠明晰的时间和情节线索讲述故事，诗化小说则接续了“骚”的抒情意志，随着人物意识的流动信马由缰地谋篇架构。在小说《黑骏马》中，来去草原二十年间的往事记忆，随着骑马人返乡途中的所见所感而展开;《那山那人那狗》中，父亲陪着儿子走上任后的第一次邮路，途中二人的交流逐渐频繁，成长中的记忆碎片在父子心间不断地浮现，成为父子关系修复的情感纽带;《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往日家庭生活的琐碎点滴随着现实事件的发生，在姐姐安静的思绪闪回中穿插交织，以主人公带有主观情感偏向的细腻目光来对一个家庭和生活在其中的成员进行审视和描绘。

1.2诗化叙述语言与通俗化对白语言相结合

传统小说通过讲述事件情节、展开矛盾冲突，来完成故事起承转合的叙事规律，语言中不可避免地缺乏优美的词藻和灵动的旋律。而诗化小说文本的内心化、情绪化塑造了语言风格的音乐化，使得其充盈着节奏韵律和诗的氛围。“夏夜光景说来如做梦。饭后坐到院中歇凉，挥摇蒲扇，看天上的星同屋角的萤，听南瓜棚上纺织娘子咯咯咯拖长声音纺车，远近声音繁密如落雨，禾花风悠悠吹到脸上。”沈从文的《萧萧》在此成为考察诗化小说叙述语言的范本。散文式的遣词将夏日傍晚的湘西村庄描绘成一副闲适悠然的田园牧歌景象，这片乡土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仿佛不受时间流逝的影响而永恒存留在这片刻之中，给读者一种畅游诗书画卷般的阅读体验。

2电影改编研究的议题及障碍

在将文学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编剧试图将小说浓缩成剧本文本(叙事骨架)，然后交由电影制作人将其加工为电影成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改编算不上是高精度的技艺。具体而言，从文学到电影的旅行，并不意味着将源故事元素一对一地转换成图像，而是对文学最重要方面及其意义的视觉处理。在这种艺术转换中，对于源故事元素的择取是十分主观的。那么，我们如何界定改编，如何区分文学和电影呢?

加拿大比较文学知名学者琳达·哈琴认为:定义“改编”的困难源于作为产品的改编和作为过程的改编在术语上没有区别，这导致理论研究上有可能混淆。她主张将二者分开讨论，前者很容易定义，而后者则必须考虑包括艺术创作及接受在内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言，即需要考虑“改编者的创造性解读”和“读者的互文性”等方面。此外，琳达·哈琴指出:将叙事模式赋予文学，而将电影模式赋予电影的一刀切分配界限，不仅不够清晰、不合逻辑且无法普遍适用，更何况电影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艺术。事实上，西摩·查特曼等学者曾试图通过规定电影与文学各自可以做什么，以图一劳永逸地将文学和电影二元对立，这种基于媒介专业化立场的责任委派视角，往往陷入僵局。

3克服改编障碍的理论可行性研究

3.1创作主体只能重建可能的“真实”

一方面，完全对等的原初事件是无法重建的，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也必然包含着一定的过去和一定的当前，它只代表一部分可能的“真实”。罗森斯通指出理论家们对他们所谓的传统历史的虚构元素的主要指控：数据只是插入到了叙述中，叙述的形式有助于塑造和控制“过去”，一个不可避免的主观因素是任何所谓的客观叙述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最初历史事件是无法重建的，他们真的只有构造“可能是”，这意味着所有宣称人们可以告诉过去的真相是虚假的。无论人们做了多少研究，无论人们浏览了多少档案，无论人们多么客观，过去永远不会以单一版本的真相呈现在人们面前。

3.2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达成虚实相融的深度真实

一方面，通过虚实相融来揭示人性的真相，比其他的琐碎真实更深刻。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提供的逼真是一种诗意的“内真实”，而诗意本质的标准要求创造性地使用现实证据。材料的选择是由创作主体对他所描写的人物的特点的看法所控制的，他在文本中所包含的作为代表的历史事实因此被转移到转喻甚至是象征的地位，它们作为细节展现了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它们被认为是一种内在现实的迹象。另一方面，“内真实”本就是虚实相融内容建构起来的。巴特就认为布莱希特创建的史诗般的场景和爱森斯坦（Eisenstein）的镜头与狄德罗（Diderot）的画面有关，他们建构了一个意义，并同时创造了“该意义的产生，突出了它的建构性事实”。约翰·里德利（JohnRidley）执导的电影《吉米：一切都在我身边》（Jimi:AllIsByMySide，2013），这部影片在评论界比在一般受众中更受欢迎，也许是因为那些受众中大部分都是亨德里克斯的粉丝，粉丝们对电影中虚构内容是感到气愤的。众所周知，吉米没有收录任何亨德里克斯创作的音乐，这使得电影的叙述一开始就是建构起来的“事实”；另外，电影中有两个场景是亨德里克斯和女友凯西埃奇厄姆之间的肢体冲突，第一个场景是亨德里克斯殴打埃奇厄姆，直到她倒在地上哭泣，第二个场景是他用公用电话砸她的头。实际上，埃奇厄姆断然否认曾发生过这样的虐待行为，称亨德里克斯是“一个温和的人”，并抨击这些虐待场景“完全是捏造的”。可见，所有的“内真实”都只存在于电影中，如果要将其中被建构的事实细节进行证据式地对比，那既经不住推敲，对戏剧性效果的强化也无益处。

结语

对于改编的完美无缺定义和万能指南是不存在的，文学原著中的哪些元素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于改编中加以利用或调整，需要依据不同作品、不同语境而产生不同叙事策略。事实上，改编电影过程中涉及的所有信息数量几乎是无法详尽量化的，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理论有能力涵盖改编的所有方面。要实现概念上的灵活性，使一个广泛多样化的领域能有一个有效的方法论，需要创建一个系统改编模式，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可辛谈电影《夺冠》：那些女排队员，每个人都像是天生的演员[EB/OL].上观新闻网，2021-1-28.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55.

[3]初琪．主题、情节与人物的重构———试析《师父》的电影改编［J］．当代电影，2017(07):18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