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政治监察制度

儒学与中国政治监察制度

赵梓若

外交学院 2018级本科生 ， 英语系翻译专业 ， 北京 102206

内容摘要：纵观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赫然醒目、带着浓厚中华文明印记的便是儒学。经历了百家争鸣，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上升为官方哲学，再到尊孔复古逆流、文革错误批判，儒学这一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思想文化几度起伏，至今尚存一息。尽管儒学在现当代政治制度中逐渐出现撕裂的迹象，但是这一思想是刻画在中国人骨髓里的。本文将以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的监察制度的历史脉络为例，探索儒学在历代与中国政治监察制度的结合和为今天的中国监察制度寻找借鉴，力求在中国建设一个法治化、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提供思想借鉴。

关键词：儒学 监察制度 民本

儒学作为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民族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在经历了过去一百年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彻底转型后，基源于封建社会的儒学曾一度被错误的利用，更甚至是在文革时期经历了严重的、颠倒黑白式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且在各个领域逐渐与世界重新接轨，甚至被迫卷入了西方理念中的“全球”和“世界”的概念。我们批判性的引入了西方的一些思想比如民主、平等的概念，也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儒学，作为曾经历史的伤痛使得人们不敢提及、不愿提及、不屑提及的旧思想、旧理念、老封建。教育普及后，儿童从小便进行儒家经典诵读活动，但是真正愿意并且有能力探索儒学内核，并且运用到现代社会生活的人还是主要在专业的学者，这是非常扭曲、抛弃传统的不正确的现象。

事实上，儒学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有着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对于我们的思想发展、社会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尤其在建设两个“一百年”目标、建设法治化、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节点，重视儒学的作用是必要的一步。

1. 儒学的本质和当今社会中的合理定义

1. 一门中华文化中关于三观的一类学问

儒学，无论是孔子的儒家思想、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这一系列的思想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就是中国人的三观的学问。而这学问的核心，就是“学好做人”。

从道德观上看，儒家思想从两个角度讲道德。一个方面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认识自然。《周易·序卦传》中有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论语·阳货》中讲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是孔子对于自然的认知与敬畏，即人属于自然、生于自然，但不征服自然。“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正是今日我们讲的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取之有节，用之有度，这是人对于自然的道德观。另一方面主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观。如果说道家讲“无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放在被动状态，那么儒家便是相反的“有为”又“有所不为”的君子道德。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孟子·滕文公上》中“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道德，用道德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儒家矢志不渝的追求。

从价值观上看，儒学的核心便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孔子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 无论从哪个角度解读，都离不开教人做人的道理。

从世界观上看，从孔子的天命观到朱熹的天理观；从王阳明的心学到王船山的元气论，抑或是后来发展的阴阳、太极之说，儒学包含的世界观可谓是包罗万象，没有一个词可以容纳和概括。但是究其根本，都离不开一个本源，便是“人”这个本体，这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直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才将“人”的地位从“神”的地位中解脱出来，但是自孔子开始，中国的儒学就强调人的作用，不信怪力乱神。

综上，儒学的本质之一在于塑造人的三观，是一门教人学做一个好人的学问。

2.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

现代很多人把儒学称为儒教，便引起了人们对于儒学定义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人们把儒学看成是一种宗教，本身可能就来源于受现代西方思想影响的一种信仰危机。在西方世界的天主教、新教、犹太教、东正教等宗教以及东方世界的佛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与无神论、科学主义并存于世界的社会，很多中国人被质疑甚至自我质疑中国人难道没有信仰吗？很多人也许会回答，“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其实这是错误的，中国人当然有信仰，无神论和信奉科学并不代表我们没有信仰，我们只是不把现实生活的明天寄托于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力量。中国人的信仰不在乎于一个上帝、一个主，我们信仰自然、信奉祖先。在生产力低下的过去，我们曾遵奉神权下的王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今天，我们信奉自己的努力可以创造价值，“撸起袖子加油干。”

其次，要正确看待宗教的定义。“宗教”强调“宗”与“教”。

华严五教章卷一有“分教开宗”之说，即将宗教二字分开解释，一般以宗为主观的、个人的主义信念；教则有客观教说之意。又一宗之教旨，亦称宗教。我们一提到宗教就与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其实传教、迷信行为只是“教”部分的一个手段，而儒学更在乎“宗”，强调我们那所供奉、信仰的祖先神灵，这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始终如一的思想，就像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会在清明节祭祖。因此，如果从中国意义上讲，儒学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儒教”，但绝不是消极式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否把“儒学”与“儒教”建立某种关联，都不能规避儒家思想中强调祖宗亲法关系、礼德结合、血缘关系的核心。这也是解读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上升到官方哲学，成为维系血缘政治纽带的思想指导工具的根本。

理清这一点，也有利于借鉴到我们当今的政治思想之中。“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道德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到今天为止，这些观念在中国社会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不能简单地将信仰自由看做是公民政治自由中的一种，而是说，公民所有的权利和自由都植根于信仰自由。所以，信仰自由的理念及其具体实践可以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治文明的试金石”。¹

3. “政教合一”下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指导思想

儒学作为传统中国思想文化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其实是互相关联、扶持发展的。

（1）儒学是先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为了特定统治阶级而产生的思想。从百家争鸣阶段起，诸子百家为诸侯谋天下各抒己见，因此从起源看，便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这也是儒学思想看起来与今天的民主社会“格格不入”的原因之一。然而，儒学作为官方政治指导思想，在当时和今天都有非凡的意义。在封建时代，儒学思想有两个主体：帝王将相与平民百姓。这其中的纽带便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官吏。因此，儒学与吏制自古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监察制度作为吏制发展的一个成果，同样也是与儒学密不可分。

（2）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儒学思想的指导下发展的。如上所述，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有“吏民”之分，只是组成成分不再相同，我们不再有官僚体系，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公务员体系；我们不再是被统治阶级的普通百姓，我们同是平等的统治阶级的人民。但是群体变了，儒家的一些指导思想没有变，比如古代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思想与今天政治制度中的以人为本，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是一致的。

二、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监察制度

作为吏制的重要一个补充部分，监察制度自出现起就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作用越来越重要，直到今天的中国，监察制度改革，建立监察委员会等政策依然明显地体现了监察制度的地位。

1. 从人事管理制度到监察制度

“《礼记·内则》为我们叙述了氏族贵族从‘能食食，教以右手’起，至‘二十而冠，始学礼’，‘四十始仕’，‘七十致事’的一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培养奴隶主阶级接班人和专制国家的各级管理人才，西周王朝已形成了一套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和人事管理制度”² 这是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成型的人事管理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系逐渐发展，于战国时期演化出了监察制度。“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是我国成文法制定和公布的时期。封建统治者制定和公布法律，是以保护封建制度、巩固王权和打击旧贵族实力以及加强对广大人民的统治为目的的。监察制度是为监察百官、保障法律执行而建立的。”³ 这是早期人事管理制度向监察制度的转变。

2. 秦汉时期到清末的监察制度发展

自战国时期开始，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完善监察制度来巩固统治。秦朝时期中央设立御史大夫，御史府为其官署；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汉朝时期设御史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分为十三部监察区，由刺史代表皇帝对地方实行监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台成为由皇帝领导的独立的监察机构，言谏监督得到发展。隋朝时期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监察御史专执掌外出巡察。唐朝时期将御史台分为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形成了监察机构和谏议组织两个系统。宋朝时期把监察官和言谏官合二为一，广泛推行弹劾制度，允许台谏官“风闻奏事”。元朝时期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明朝时期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六科给事中，对六部官员督察，向皇帝进行规谏。清朝时期沿袭明代，仍设督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雍正年间，将六科给事中并入督察院，实现监察权的统一。

三、儒学与监察制度的结合

在儒学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深度融合的历史中，儒学究竟是怎么具体与古代的监察制度结合的呢？

1、古代二者结合的两条脉络

（1）最初，汉朝吸取先秦法家失败经验，采取儒家思想，以人为本，实行轻徭薄赋、约法省刑、与民休息；以德为主，先德后刑，儒法并举并孕育出监察制度。也就是说，一方面政府在加强对百姓的中央集权管控，另一方面，防止官僚体制的不正当行政加大百姓对于政府的离心力。此后，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监察体制不断完善，力求稳固统治基础，这是儒家思想“以民为本”的集中体现。

（2）“民为本，官本位”。儒学与监察制度的结合始终是跳不出封建社会阶级的局限性，儒学的指导思想始终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基础的工具。在强调“以民为本”的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监察制度也无法逃出“官本位”的设定。所有的监察制度，均为官监官，而民告官的道理则要艰难无比。比如《大清律例》规定：“民告官如子杀父，先坐笞五十，虽胜亦判徙二千里。”

2.当今政治监察思想与儒家结合

（1）批判性继承：“民为本，民本位”。今天的中国政治尤为强调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今天的监察制度也是从“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出发点设计。但是与古代监察制度不同的是，我们不再以官本位为标准，而是民本位，即人民的政府。监察制度也不仅限于政府体系内部，法律监督、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等各方面的监督共同形成了当今中国的监察制度，这是我们批判性继承古代儒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政治制度好的一方面。

（2）结合程度减弱且日益割裂。

然而不好的一面便是儒学渐渐不能适应这个时代，或者说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不敢于、不屑于接受儒学。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21世纪是个思想开放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学丧失了唯一的官方统治地位，甚至逐渐被妖魔化，被拒绝，被迫与旧社会、老封建捆绑。

第二，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使我们不再唯信儒学。但是值得思考的是，西方输出的思想文化都是科学的，或者是适应我们中国社会的吗？西方的经济思想、科学主义、人文利己主义和所谓的民主自由是我们需要并且能够消化的吗？“世俗化”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可以从目前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中一览无余。那么，目前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如何呢？一言以蔽之，是充满媚俗气息的大众娱乐文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官员的腐败对于目前的享乐文化一直起着巨大的支持作用之外，媒体于此不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堪称‘功不可没’。”⁴

第三，包括官员在内，人们普遍缺少崇高的理想。钱权交错、物欲横流、浮躁的社会风气更是助长了当今政治制度中贪污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的风气。清廉官太少，信奉钱权的人太多。

综上，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复兴是发展当代政治制度中监察制度的一个可行的指导思想。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朴素的三观道德思想、官民行政制度的思想、君子为人之道，相信未来的中国政治制度会因为有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支撑和指引而走的愈发稳健，到那时，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方能见曙光。

参考文献

1．专著、编著:

[1] 《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干春松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第1版

[2] 《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5

[3] 《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三版） 张创新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9年1月第1版

[4] 《天下大政 中国政治制度史话》（先秦至隋唐卷） 张程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

[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王春英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年8月第一版

2. 期刊：

[1] 《传统儒家思想与检察职业道德教育》李璐 法治与经济（中旬刊）2011年第10期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zyjj-z201110078

1 《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干春松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第1版 第92页

2 《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5 第124页

3 《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5 第158页-第159页

4 《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干春松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第1版 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