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鄘风·干旄》诗义泛化浅说

《诗经 ·鄘风 ·干旄》诗义泛化浅说

杨树郁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鄘风·干旄》本为一首爱情诗，单纯从第一文本的意义上看是非常简单的，古今解其主旨之说竞有十三种之多，究其原因，除了受汉学、宋学和五四新学的影响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其文学特点本身所导致的。

关键词：干旄 诗义 泛化

《鄘风·干旄》作为一首爱情诗，单纯从第一文本的意义上看是非常简单的，即一位地位显赫的贵族乘着马车到浚邑去求见他的心上人，他的车乘装饰华丽，车上的旗帜挂着牦牛尾，画着鸟隼的图形，装饰着禽鸟的羽毛，还有素丝织成美丽的花边，这一切已经准备的停当周到，但心里还一直忐忑不安，始终担忧着一切的准备是否符合那女子的心思，以致影响此行目的实现。然而，据张树波《国风集说》所载，古今解其主旨之说竞有十三种之多。[1]其中影响较大的，大约是《毛诗序》为代表的“美卫文公臣子好善说”、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卫大夫访贤说”和现代一些学者所持的“男恋女情诗”三种。如此纷纭其说，除了受汉学、宋学和五四新学的影响之外，更主要的还是文学自身的特点决定。

一、情境的特定性与运用的灵活性——情境赋予

当这首歌第一次唱响之时，歌者的身份无疑是特定而明确的，他的那位姝子，即情感表达的对象也一定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情感特征同样具有特定意义，在这样的特定情境之下，歌者仅仅唱出如此三章的内容，内心情感的状态已然表露无遗了。而我们在歌词中读到的却是省略掉“境”的单纯“情”的表达。当他人乃至后人唱起此歌时便可以借情赋境地表达属于自己的特定关系中的独特情感了，歌的境况赋予的随意性造成了运用上的灵活性。今天的歌中唱的“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所有人唱起时，对象关系都发生了转换。借用歌中“求”的情感特征与急切的情态，作为访贤歌，表达求贤若渴的情感倒也恰当。借用歌中郑重其事的车马仪仗和求姝的内容，赞美“卫文公臣子多好善”亦觉妥当。“干旌”在古代已然成为好善或好善的显贵者的代称。这种对《诗》信息点的选择运用，在先秦数百年间十分流行，使得这部歌集俨然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方式，《汉书·艺文志》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2]先秦数百年间，《诗》是必不可少的外交语言。许多话不便直说，不能直说，只好说“微言”，引《诗》来委婉曲折地表达，既表示了对他人的尊重，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态度。

二、层次的特定性与取用的灵活性——夸张借用

单纯就文本来看，那无疑是属于特定的贵族阶层的生活状态，那样的车，那车的装饰，那样的马，那马的数量，都绝对特权阶层所独享的，普通人别说没有能力拥有，即使有条件拥有也没有资格享用。然而，现实归现实，理想归理想，幻想归幻想。当一位贵族男子唱起这首歌时，那是根据社会地位，等级资格，物质条件等现实状况形成的完全“现实主义”的表达。而这也不能绝对化地认定只有贵族才可以唱这样的歌，等级是可以划定的，物质分配是可以规定的，资格是可以规格的，但情感是不能垄断的。对异性的追求，对美的向往是上天赋予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当一名非贵族身份的男子唱起这首歌的时候，那完全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展现，生命感觉的艺术表达，是完全的“浪漫主义”的幻想。

其实，艺术表达向来对夸张不仅不排斥、不拒绝，而且是情有独钟的，可以说夸张是艺术表达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更是情感体现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一名非贵族身份的男子，在现实语境中对人说，他要拥有那样的车，那车的装饰，那样的马，那马的数量，都会如陈胜所谓“苟富贵，勿相忘”一样招致质疑、不屑，甚至是鄙夷。但当他在生活中发现了合乎心意的“窈窕淑女”之时，当他在心目中确定了“君子好俅”之时，当他的痴情如火如荼地炙灼心灵之时，他冒冒然地、昏昏然地唱起这首《鄘风·干旄》有谁还会无端地去质疑、不屑，甚至是鄙夷呢？因为在他的情感概念里只有如此的郑重其事，只有那车的装饰，那样的马，那马的数量才能与他心目中的那位姝子相匹配。汉武帝刘彻幼小时对他的姑姑说“若得阿娇，当以金屋储之！”后来为帝果得阿娇真以金屋储之？未必，原来所谓金屋储之，不过是喜欢程度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而已，岂可当真！果然当真的话，坐了皇帝宝座天下为家的刘彻确实有铸造金屋的实力，但亦不见于经传，可见说是说做是做，何况天下古今有此实力者可谓寥寥，而此语却不致因此失传，恰恰是因为其夸张中蕴涵着一个比喻的意义，所以，我们方可以无视经济实力和现实条件去随意使用金屋藏娇这这样的成语。所以《爱你一万年》这样极度夸张的歌得到广泛传唱。

三、情节的有限性和想象的自由性——实虚转换

考察文本本身，客观地说那有限的情节的现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敲死坐实地认定这故事已然是一种真实发生的客观存在。因为《诗》中普遍存在着悬想类的示现的运用，单就开卷的《周南》第一篇《关雎》中那“钟鼓乐之”、“琴瑟友之”的情节便是，其他如《卷耳》中的“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汉广》中“之子于归，言秣其马”之类情节亦是。从《鄘风·干旄》的盛仗求女的所谓“四马”、“五马”、“六马”的变化来看，其虚拟和悬想成分确实很大，如果是现实情节一切都应当是确定因素，只有虚拟和悬想之中的情节才可能时此时彼，飘然忽如，清人邓翔《诗经绎参》说此诗是东汉张衡《四愁诗》“所夺胎”，恰恰为此章情节的非现实性寻到了一个类证。常被人们用来与《四愁诗》互相引证的《秦风·蒹葭》便是最为典型的虚拟的悬想。退一步讲，即使篇中原始的情节是完全现实的，一旦被广泛传唱，在人们的流传过程中，其情节中的所有固定的因素，诸如人物、时间、地点及矛盾关系等等都会被诸多新的因素所替代而成为虚拟和悬想的内容，恰恰是歌诗具有如此的千变万化的可能性的个性赋予和替代悬想的无限自由空间，才使其如同生长着具有无穷力量的强有力的翅膀，超越时间的藩篱，飞越空间的界限，翱翔在广阔无垠的天空。

其实，任何一首歌，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聆听的，都是经过自己的生命情感去浸润的，都是遵照自己的生命原则去接受的，现代文艺学中的所谓若干个文本之说，恰恰揭示了文学接受的根本性原理，为我们解决所谓的本旨之争找到了关键所在。说法之多，本属正常，然自以为是，互相攻讦，便极不足取了。一个文本，尤其是流传久远的文本，其具体产生背景的缺失，主旨探讨的客观性是会受到极大影响的，即使是产生背景明确的情况下，主旨探讨的主观性影响也是难以消除的。别说是阅读者，难免有“子非鱼”之类，即使是作者本人若干年后对自己作品的解说，也难免受到时过境迁的影响，其自说自话的信度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是叙事性作品，其情节相对完整也会给主旨的探讨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但作为抒情性作品，尤其象歌这种情节及其简单的文本，其背景性描述和交代的阙如，更加使得主旨的探讨无所依傍，几无根据。即使如洋洋洒洒、情节丰富的《红楼梦》，还不免有“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3]的仁智自见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张树波.国风集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302

[2] 班固（汉）.汉书艺文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32

[3] 鲁迅.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作者简介：杨树郁　男　（1962－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教授 从事古典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