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教学中杜甫“忧民”思想探源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教学 中杜甫“忧民”思想探源

严艳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广东佛山 528000 ）

杜诗被后世称为“诗史”，因诗中形象真实的展示了当时的社会。杜甫又被称为“诗圣”，则在于诗人虽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心怀天下苍生。“诗史”强调了杜甫诗歌的内容特征，“诗圣”则赞颂了杜甫思想人格的崇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正体现杜甫忧思深广的文人情怀。诗人自叙所住茅屋被秋风破坏以致全家遭雨淋的经历，但面对自己的痛苦，诗人却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哪怕自己“受冻死亦足”。诗中凸显出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那么是什么奠定了杜甫“忧民”的思想呢？

一、家族儒风的影响

杜甫虽然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展现的是穷困潦倒生活，但他却出生于历史上显赫的襄阳杜氏家族。王力平在研究中指出襄阳杜氏一直保持有优良的儒学传统^①，如杜氏家族中叔毗“励精好学,尤善《左氏春秋》”。

襄阳杜氏的历史可追溯至魏晋时期当阳县侯杜预（222-285年）。杜甫《祭远祖当阳君文》中云：“维开元二十九年，岁次辛巳，月日，十三叶孙甫，谨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晋驸马都尉、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之灵”。可知，杜甫为杜预为第十三世孙。杜预博学多才，时人誉之为“杜武库”，意即其学问就如同武器库一样，数量繁多、形式多样。杜预后裔于永嘉之乱后南渡定居襄阳，隋唐时期其中一支又迁徙至河南巩县。在时代的变迁下，襄阳杜氏家庭也慢慢由儒学向文学转化，家族成员也开始以“文学俊异”受称。至杜甫祖父杜审言（约645-约708年）时，襄阳杜氏家族文学成开始繁盛。杜审言为咸亨元年（670年）进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初唐“文章四友”，尤擅长五言律诗，成为中国五言律诗的奠基人，被明代胡应麟推许为“初唐五言律第一”。杜审言二子杜并、杜闲，并“善五言，尤攻书翰，恃才蹇傲，深为时辈所嫉”。杜甫父亲杜闲历任郾城尉、奉天令、衮州司马等职。杜甫亲生母亲来自于清河崔氏家族，亲母早逝，父亲后娶卢氏。崔、卢二姓都是唐初山东郡望家族，是当时知名的高门大姓，在壁垒森严的婚姻关系中，高门望族根本不与普通士族与庶族通婚，从中可见杜甫家族在当时的声望。

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杜甫幼年就开始作诗，他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杜甫在43岁写《进雕赋表》时称“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余篇。”然可惜的是杜甫早年的诗现在仅存数十篇。杜甫成年后，家道逐渐中落，“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进雕赋表》）虽然家族不能象从年那样辉煌耀眼，但杜氏家人依然一如既往地遵奉儒家思想，兢兢业业。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正是他践行儒家“仁爱”思想的表现，推己及人。孟子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杜甫的诗歌不再局限于一己之私中，而是将之扩大到整个民众中，将民生疾苦作为自己的责任，“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儒家的特点在于，它所倡导的爱是以推己及人为逻辑起点的。”^②正是在家族儒风的影响之下，杜甫在自己遭遇不幸之时依然想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二、社会动荡的影响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于公元761年，当时杜甫正处于国破家亡时期。在759年，杜甫因关内大饥，辗转至西南地区投靠亲友，在成都建一临时庇所的茅屋。杜甫（712-770年）一生大致有四个时期，即读书与壮游(712-745年）、困守长安（746-755 年）、陷贼时期（756-759年）、漂泊西南（760-770 年）。由人生经历可知，杜甫自35岁起便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安史之乱”（755-763年）时期国家更是战乱不断，烽烟四起。

杜甫在创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前，早已品尝到人世间悲欢离合，生死离聚。杜甫虽有文才，却生不逢时，他在壮年时期正值李林甫为宰相期间（735-753年）。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尤忌文学之士”^③。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杜甫虽然“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 《壮游》）却逃脱不了科举中落第的命运。没过几年，又碰到战乱频仍，杜甫在国破家亡中举家流离失所，面对亲人生死离别。《旧唐书·杜甫传》中称：“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杜甫也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与自责，如作于天宝十四年(755)的《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幼子饿死，“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犹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家族众人也飘零各处，他在作于乾元元年（758）的《忆弟二首》中称：“丧乱闻吾弟，饥寒傍济州”，乾元二年（759）又作《月夜忆舍弟》中又写“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而杜甫自己也是过着靠人接济的生活，受尽冷遇与白眼，“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这样的生活里，杜甫深切感受到贫与富之间的差距“朱名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生与死也只是在刹那间。

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杜甫的诗作正是他自身的个人体验，但经过诗人艺术化的审美表达后又远远超出原有的生活。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用一枝写实之笔描绘了自己个人现实：杜甫借助于亲朋之力才建了勉强庇身的草庐，谁知次年即碰到狂风卷走屋顶茅草。一夜暴雨如注，杜甫一家衣被尽湿，“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这一生活窘况并不是偶发现象，却是诗人大半个人生的写照，诗人感叹：“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在茫茫黑夜里，杜甫百感交集，由自己的遭遇想到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百姓。“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动荡不安的社会，战争频仍带来的苦难，才令杜甫对生活于底层民生的疾苦有深刻的体悟，成为杜甫“忧民”思想的生活来源。

三、旷达人格的影响

杜甫生性旷达，傲诞不拘礼节。《旧唐书·杜甫传》中评价他“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新唐书·杜甫传》中亦称杜甫“性褊躁傲诞”“旷放不自检”。

杜甫傲诞旷放的性格尤其体现在房琯、严武之事中。《旧唐书》载当时杜甫官居右拾遗，上疏替房琯辩护称“罪细，不宜免大臣”。因房琯（697-763年）与叛军交战于陈陶斜（今陕西咸阳市东），然所率四万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杜甫在诗中也记载了这一惨烈历史事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然《旧唐书》在房琯传中称“琯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杜甫上疏之事令肃宗震怒，欲严惩杜甫。宰相张镐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肃宗才没有重责，但仍将杜甫贬官为华州司户参军。

因杜、严两家有世交，杜甫的爷爷杜审言与严武的父亲严挺之是故旧。杜甫在避走西南时期，就投奔严武。但据唐史载杜甫见严武时“或时不巾”、还“尝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新唐书》中称这令严武衔恨于心“外若不为忤，中衔之”“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然宋代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六《严武不杀杜甫》中却认为严武对杜甫的倨傲行为并不以为意，因杜甫集中为严武所作的诗作有近三十篇，与严武都有很深交情，“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如严武在给杜甫的诗中“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鵔鸃冠”（《寄题杜拾遗锦江野亭》）提醒杜甫注意不要恃才放旷。《鹦鹉赋》典出东汉著名文士祢衡因侍才傲物却终在26岁就惨遭杀害之事。然而杜甫却回诗称：“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且直称“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谢安、阮籍都是东晋时期蔑视礼法的名士。姑且不论严武想不想杀杜甫的公案，杜甫的个人旷达的性情却从中却展露无疑。

正因杜甫傲诞旷放的性格，他才能“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还自称“少陵野老”。这让杜甫突破了儒家思想的局限，虽然他一心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在当时的社会里，他也深刻认识到这样的政治理想很难实现，因此感叹“儒术诚难起”( 《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在儒家的观念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只有得志之人才会想着造福于民。但是杜甫作为一介寒儒，却始终心忧天下。在自己饱受饥寒，备尝艰辛之时，不是像儒家所言不得志时只顾自己，心里却依然想着百姓疾苦，这才达到“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精神境界。

①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Gg07161阶段成果

**严艳，文学博士，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教育学院，特聘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域外汉文献整理与研究。

王力平：《四至九世纪襄阳杜氏家族述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

② 莫励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唐纪》三十一，“唐玄宗天宝元年( 742) ”条，第 685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