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美经贸摩擦向“竞合”时代过渡之趋势

浅析中美经贸摩擦向“竞合”时代过渡之趋势

方羽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西安 710122

【摘要】随着中美经贸摩擦逐步升级，基于各种压力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空间有限，为了避免两国陷入某种形式的“敌意螺旋”，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向“竞合”时代过渡的趋势。本文从强国竞争的历史经验出发探索国际行为体互动的学理假设，在中美互动与美苏冷战的区别对比中阐释“竞合”意涵，并结合中美关系新特征分析了“竞合”关系虽然不是最佳方案，但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良性发展。

【关键词】 中美关系；中美经贸摩擦；强国竞争；美苏冷战；竞合

引言

中美两国建交对国际格局已然产生了巨大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更是意义深远。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关系下行，尽管在十几轮的谈判后达成了初步协议，但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面对这样的压力，大概有以下三种前景：第一，两国走向全面对抗，回到类似于美苏冷战形势的“新冷战”状态；第二，两国再进一步的磋商谈判，维持一种竞争与合作相持的状态，即 “竞合”模式；第三，对于两国未来的发展空间期待更好的则是携手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①但就当下来看，出于各种环境压力，一种不坏的趋势便是两国都应竭尽全力维持“竞合”关系、管理“竞合”过程，从而避免两国关系陷入某种形式的“敌意螺旋”。

一、强国竞争的历史经验与学理探索

国际行为体在长期的实践与交往的过程中，已然达成了某种默契，其互动的基本模式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冲突与合作。1984年，马歇尔·科恩（Marshall Cohen）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自私和残暴的历史。在这个故事里，间谍、欺骗、贿赂、不忠、忘恩负义、背叛、剥削、掠夺、镇压、屈从和种族灭绝都是太显眼了。这段历史很可能以核战争的道德灾难而告终。^②可见各国际行为主体在互动过程中是极易爆发冲突的。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国际合作的基础和途径都在不断加强和扩展。国际行为体之间基于相互利益的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在一定的问题领域中所进行的政策协调、调整、妥协均被视为国际合作^③。国际合作往往是基于国际行为体之间合作的利益回报率和相互妥协度上开展的积极行为。然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冲突往往占据了绝大多数时间，冲突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更为深远，直至今日也更加发人深省。

（一）伯罗奔尼撒战争与修昔底德陷阱

在公元前431~前404年，一场结束雅典古典时代以及希腊民主时代，并且强烈改变了希腊的国家的战争爆发。在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写的长达六百多页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描述了这场战争的背景、经过和结果。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当雅典的势力达到顶峰，并开始侵犯斯巴达及其盟友，斯巴达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强势，决定发动战争，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打击雅典城邦，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摧毁雅典的势力。经过长达27年的战争，双方也曾几度休战，但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

修昔底德评价这场战争时写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④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将此结论转化成“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议题，明确定义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他于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书中，从历史上16个案例中仅有4次例外的情况下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然而，在这样一个核威慑时代，在世界强国（great powers）之间，解决冲突的军事手段的优先性地位明显下降。进而，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论断上应该做出一定的调适。首先，它所指应该是强国竞争，而不必然是强国战争；其次，强国竞争更多的则从安全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因此，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虽然是在经济领域，但不可忽视其对“高政治”关系的重大意义。

（二）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与金德尔伯格陷阱

1929年的大萧条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见的，在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书中这样解释，是因为英国的没能力和美国的无意愿承担稳定危机的责任，使国际经济体系变得不稳定。当每个国家都开始保护本国的利益时，特别是首强国也如此行事，则世界公共利益极有可能将付之东流，所有国家的自身利益也会随之付之东流。要想稳定世界经济就必须有一个稳定者，且这个稳定者是唯一的

^⑤。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后来将这一著名论断引入国际关系，强调了“霸权稳定”（HST）的功能，并且加以系统性完善，提出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依赖维护世界体系稳定的领导国来制定和执行体系规则，即维护世界体系稳定的领导国不愿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力量，全球体系陷入衰退乃至爆发世界大战。一个霸权国家，即一个拥有军事和经济支配地位的大国，对于一个自由的世界市场经济的创建和充分发展是即为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国，自由贸易的规则就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施行。由此可见，对于世界强国而言，他们之间的竞争显露着国际社会的风起云涌，不仅关乎到强国自身的命运，而且也决定着由谁来提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诸如贷款、国际制度等一系列的国际公共物品。

二、中美“竞合”与美苏冷战的区别

中美“竞合”，即既竞争又合作，这就是一种介于冲突与合作两种较为极端之间的方式，也不能称之为国际互动主要模式的替代选择，其实则是一种僵局。竞争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努力超过对方，与冲突的关系甚为微妙，两者是相互包容、相互转化、彼此交织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主义看来，竞争，特别是安全竞争往往是造成国际政治体系性悲剧的原因；而在理想主义者看来，竞争，特别是基于比较优势的竞争，则往往带来利益和谐。所以，当下竞争中的症结就在于，其一，传统的安全竞争，尤其是地缘竞争，使得两强关系被牢牢锁住；其二，新兴强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会冲击到与体系主导国的全球价值链或者比较优势行业的原有分工。所以，从哪个层面来看，竞争都是利益对冲造成的。而合作之所以必须，可能是出于核武器、供应链、依存性、道义性等诸多因素。

回顾冷战的那段历史，很大程度上可以阐明中美“竞合”与美苏冷战尽管从矛盾性质上看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在表现形式和区别对比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当前的挑战不是在30年的全球战争和萧条之后，而是在大国之间实现了30年的和平、经济增长（尽管出现了2008-09年的大衰退），以及大幅消除贫困（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之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贸易收缩，关税激增，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商业、外国投资和资本流动显着扩大。在当今经济相互依存、供应链复杂、中国借贷和美元储备的背景下，美国的“冷战政策”将对国际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健康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

第一，从矛盾性质上看，美苏冷战与中美竞斗具有一致性，即都属于结构性矛盾，均为制度霸权下的强国竞争。新兴强国无论是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的崛起势必都会给守成国带来压力和恐惧，从而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权力争夺，但限于核威慑时代双方都能确保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才将这种矛盾突出且集中表现在经贸竞争领域。第二，从表现形式上看，美苏冷战着重体现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战略对抗，双方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经年累月的军备竞赛三个方面。而在当今的大数据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中美两国的关系更加偏向地缘经济的竞争，着重表现为金融和技术两个领域。第三，从区别对比上看，美苏之间是一种负相互依存，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平行市场上的针锋相对，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存在着彼此共同毁灭的可能性。但是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成了最后的赢家，从而也为其建构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赢得了空间和实践。区别于美苏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市场，与美国同在一个体系内部竞争，两者的关系为正相互依存，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均朝着共赢的方向迈进。

三、中美经贸摩擦的探源与展望

（一）中美关系新特征

纵观贸易摩擦的起步、试探、升级到磋商，若论导火索，失衡的双边贸易催生了美国危机感；但论根源很大程度上，贸易平衡是表，价值链重塑是里，过去的20年全球价值链的深刻变化则改造了旧有的利益分配方式。以前美国一直处于高端，中国在中低端徘徊，近两年有向中高端迈进的趋势。作为制度霸权的掌控者美国来说，自然不愿意和挑战国分享价值链高端的利益，因为保持全球经济体系稳定需要领导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而这样的国家有且只能有一个。郑永年认为，“今天，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最终目标，就是把中国的产业定位在产业链和附加值的低端，只要中国的技术不挑战美国、不超越美国，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⑥因而，关于价值链重塑的国际分工是贸易摩擦的根源。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情势下，中美关系新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相互依存关系很深，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几十年里，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关系都很密切，在很大程度上难舍难分。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一种新兴的经济和技术竞争模式，与美苏集中资源于军备竞赛不同，在大数据和知识经济时代中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金融领域和科技领域的较量。

（二）维持“竞合”，管理 “竞合”

如果试图想把民族同质性和团结的传统传递给做一个整体的现代世界帝国的居民，或传递给这个帝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成员，那么会掩盖真正的事实，增加战争的威胁。事实上，各种族甚至各国家之间的战争可被描述为物种进化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但是今天的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的最有效的进步来自个人间有意识的合作而非盲目的冲突。这也可以证明整个人类的进步来自基于对各个种族或个人价值认同之上的有意识的世界目标，而非来自单纯的战争。

^⑦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但同处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下。中国方针的正确出发点必须是谨慎地对待所作出的决定是否有能力影响与美国的长期发展方向。中国的战略不应该依赖于美国对华政策发展轨迹的假设，而应该是持久的，无论未来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应该寻求实现一个有利于中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条件下达成的一种稳定的、清晰的共存状态。这种状态将涉及竞争与合作的因素，而中国的努力奋起则是为了争取这些有利的条件。这可能意味着在近期内会有相当大的摩擦，因为中国的崛起被视为对美国的挑战。展望未来，中国的政策必须不仅仅是美国希望拥有的那种关系，它还必须是美国希望确保的那种利益。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实事求是，审慎悲观”将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一个态度。虽然“竞合”不是处理两国关系的最佳方案，但这却意味着接受竞争与合作同时作为需要管理的条件，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傅莹.中美应该为“竞合”时代做准备[N/OL].金融时报,2019-11-07[2020-05-20].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5045.

[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徐松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M].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4] Charles P. 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3[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5]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宋新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 Melvyn P. Leffler, China Isn’t the Soviet Union. Confusing the Two Is Dangerous. [J/OL]. (2019-12-3)[2020-5-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9/12/cold-war-china-purelyoptional/601969/

[7]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J].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9.

作者简介：

方羽(1998-)，女，汉族，陕西汉中人，西北政法大学本科在读，国际政治学方向

①《中美交往45年前重启 今日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7-02/28/conten, 2017年3月1日访问。

②M Marshall Cohen,“Moral Skeptic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13, No. 4 (Autumn, 1984),p.299.

③ 参见阎学通、何颖：《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9页。

④ 转引自[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1页。

⑤ 参见[美]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369页

⑥郑永年：《郑永年：文化中产与中国经济的未来》，载《联合早报》2019年12月3日。

⑦[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郑永年，李茂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