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飞力先生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在学界曾引起过不小的轰动，这本书也给了我很大的收获和启发，因此才有了本文。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作者孔飞力先生，其次介绍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最后稍微谈了一下笔者看完这本书后的收获与思考。

【关键词】叫魂；妖术大恐慌；普通民众；君主；官僚君主制

笔者读书一般多倾向于读故事性较强的书，孔飞力先生的《叫魂》恰巧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乍一翻开就被作者的叙事手法和他所讲述的故事吸引了，然后一气呵成，看完了整本书。看完之后对于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以及写作功力，笔者深感敬仰与佩服，于是上网对孔飞力先生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作者简介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大学期间，孔飞力受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教授的影响对人类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为此选择欧洲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对孔飞力影响较大的还有社会学家诺曼·包拔(Norman Birbaums)、政治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受他们影响，孔飞力开始研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并对怎样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理解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到英国著名的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1955年夏，回美国，应征入伍，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旅生涯。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一年的中文学习经历对孔飞力的人生旅程产生了关键影响。偶然的契机让他开始注意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并与之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中文学校的学习结束之后，孔飞力转移到东海岸。在那里，继续服完了剩余的18个月兵役。与此同时，他在乔治敦大学攻读研究生，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稍后，孔飞力考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华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学习中国历史，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 196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

孔飞力的著作不是很多，但每一本着作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问世便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现代中国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¹

《叫魂》的主要内容

（一）“叫魂”案概述

《叫魂》这本书共十章，前八章主要就1768年“叫魂”案的始末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穿插着对此案涉及到的人员心理和反应的分析与解释。后两章主要就“叫魂”案背后所体现的官僚君主制下帝王与官僚相互之间的控制与抵制展开详细分析，以及君主、官僚阶层、普通民众对妖术的看法和认识做了精彩的解释和说明。开篇用浙江德清县石匠吴东明的“叫魂”案引入从而揭开了这场1768年席卷中国的妖术大恐慌的序幕。

这场妖术大恐慌在时间上有一个很大的跨度，从1768年1月一直持续到11月，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4月：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5月：苏州张乞丐剪辫案、胥口镇净庄和尚案；6月：书生韩沛显剪发案；7月：乞丐蔡庭章剪辫案；8月：乞婆剪侍女衣角案；10月初：觉性和尚案，直到11月军机处的大臣们将初春发生在浙江德清的吴石匠案彻查清楚，并将涉案有关人员遣回乡里释放，“至此，书中故事里最初出现的那些角色——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这场妖术大恐慌在空间上也有一个很大的跨度，首发在浙江、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二）“叫魂”的社会背景以及恐慌形成的原因

1、“叫魂”的社会背景

作者在第二章给我们介绍了“叫魂”危机发生的社会背景，他首先不否认“盛世”的图景，但更多的着重于揭示“盛世”背后暗藏的种种危机，这一点从他用“镀金时代”来形容弘历统治下的“盛世”就可以看出。其中 “盛世”背后的危机是通过揭露江南地区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种种现象以及带来的相应后果体现出来的，如书中提到的劳动力的解放给一部分人带来的生计危机；商业发展导致生活竞争加大以及生存空间变小；人口急剧增长以及土地资源减少带来的物价上涨甚至是通货膨胀的危机（1748年及以后稻米价格猛涨）等等，这些都影响了人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认识。伴随而来的不仅仅只有以上现象，以上现象都是发生在当时相对高度发达的杭州地区，在高度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那么偏僻的山区可想而知又会是怎样一种境况。人们无需远离已经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便可以看到赤贫、失业与秩序的混乱。那么存在于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以及富庶的三角洲与贫瘠的山区之间的巨大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人能够抹煞。以上所述现象必然会向外部与下层流动。

2、1768年妖术大恐慌形成的原因

笔者认为妖术大恐慌形成的原因主要应该归结于三类人对“叫魂”的反应，一是普通民众；二是乾隆皇帝；三是大臣官僚，这也是作者在书中着力介绍的。通过这三类人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关于“叫魂”案的不同的版本，而这也是作者叙事分析的高明之处：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件事进行分析叙述，不仅可以让读者对整个事件有一个全面整体的认识，还可以从中总结出自己的观点。

首先是普通民众方面，从书中列举的各个“叫魂”案我们可以看出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其中最有可能沦为暴民私刑和官府堂上刑罚受害者的，是和尚和乞丐，而和尚其实也是一种乞丐，那就可以说，被怀疑从事“叫魂”的人都是乞丐。而人们为什么会对乞丐产生恐惧呢？原因首先是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变化：十八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而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是与新的发展方式有关的，当时引进了诸如玉米和甜薯等一类适合较干旱地区生长的作物。人口增长必然会导致人口流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人口向长江与汉江流域的高地、四川地区、满洲地区以及台湾和海外迁徙。但移民或者商业的发展并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就只有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普通民众对于社会下层乞丐的敌意大抵是因为乞丐们越来越侵入小区生活，这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与生存的压力，而后他们在关于乞丐“叫魂”事件上找到了宣泄口，因此他们将那些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

这主要是社会的客观现实给予普通民众的种种压力造成的，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民众的心理层面。民间之所以有“叫魂”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有身心二元的古老信仰。灵魂与肉身的可分离性使得民众相信灵魂可以被别有用心的掌握妖术的“术士”施以超自然的力量而偷走。这里的叫魂，意义上更倾向于“偷魂 ”。施以妖术的仪式过程显然是模糊不堪的。但在众多侵害身心的妖术活动记载中，普遍存在两个关键的物品：头发和纸人。在很多文化中头发具有神奇的魔力，被认为与生育能力有关，或与自身灵魂力量的效力扩展有关。这里的重点是古代帝制中国的纷繁复杂的法术观念表面上反映的是身处十八世纪乾隆年间的百姓对于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实质上更突显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身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无法抵抗天灾人祸、疾病灾害的焦虑而自然而然地将不幸诉诸于对未知的恐惧。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叫魂案中妖术施行者通常是和尚、道士或乞丐了。在民间，和尚、道士被认为是有能力与超自然力量连接沟通的人，人们害怕乞丐则是基于害怕他们带来的污染以及他们通过礼仪活动所造成的破坏。

综上，普通民众才会对“叫魂”者们有如此深的恐惧，甚至擅自对这些他们认为有威胁的人施以暴行。书中提到的几个案例中都有民众将和尚、道士或乞丐打死的事件发生。而民众间的信息传播力也是叫魂案横跨几省重要的原因所在。

其次是乾隆皇帝即统治者方面，他对于“叫魂”危机的反应主要体现在以谋反罪与汉化为核心对于统治者和满清政权产生的威胁。早在妖术盛行，叫魂恐慌发生之前，十八世纪中叶的统治者又为怎样的焦虑所困扰呢？显然，作为外来者的清朝政权，在朝野，无法回避满汉官僚之间的权力利益博弈；在民间，无法回避汉人对满人的敌意。尽管时至弘历统治，他的危机似乎已然消除。然而透过保存下来的朱批，从中似乎读出了弘历在处理满汉冲突中的谨慎态度。因此，危机可能非但没有消除，而且因焦虑感被长久积聚使他甚至试图利用叫魂案来对抗满汉之争的矛盾带给他的焦虑。在这里作者提到两个关键词：谋反罪及汉化。这两个关键词实际上是围绕同一个满汉冲突的主题而展现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这里的弘历，是一个充满割裂和矛盾的清朝帝国统治者形象：作为征服者，必须保持满族文化特性；作为管理者，必须与汉族地主精英共享儒家文化。弘历本人对汉化的态度可以在他对江南地区的态度中窥见一二。书中提到弘历之所以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是因为江南地区被认为是具有鲜明汉人特征的儒学文化的中心。作为中华帝国皇帝的立场使他不得不对汉文化亲近至少是表现出亲近的态度，但通过对满族中坚分子尹继善的处理态度，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弘历对满族汉化带来的腐化深恶痛绝。他之所以一再对官员施压也与他认为这些官员身上带有汉人官僚的恶习有关，这也对案件的进一步扩大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另外，统治者对于谋叛罪的敏感态度可以从典型的马朝柱案中得知一二。对于谋逆者马朝柱定罪的官方文献中，弘历有意突出的是谋反者冒犯了“列祖列宗”，而不是一个外来人的政权。尽管长达一年的妖术大恐慌案件中屡屡与剪辫行为发生联系，弘历却没有在其朱批奏折中公开提及。因为似乎一旦提及，即便是在其与行省官吏的秘密通信中提及，就意味着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或承认了这种罪恶的发生，而这将动摇作为外来政权的清朝帝国的合法性。弘历在其对叫魂案的众多朱批奏折中，不会主动将具有谋逆政治意涵的剪辫行为与民间反满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因外来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汉人小区带来的根深蒂固的统治焦虑一直在困扰着上层统治者。而1768年的这场叫魂危机，实际上为弘历提供了对抗这种焦虑的机会和环境。

第三个就是大臣官僚方面了。首先官员们将自己辖区内的外来流动人员尤其是和尚/道士或乞丐这些人视为扰乱社会秩序的威胁，作为读书人他们对于割人发辫的妖术显然是不信的，因此在叫魂案被上报之前大多数官员都采取了在我们看来正确的处理办法——处罚了从中作祟的人如捕役等，释放了涉案的无辜人员如石匠吴东明等。但显然他们的这种处理办法既不能达到安抚民众情绪的目的，也不能达到皇帝心中满意的效果。面对上下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皇帝的压力，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只能扩大搜捕范围，严加审讯甚至动用刑罚对涉案人员进行逼供从而得到皇帝想要的答案（这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要的）。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得不到皇帝的赞赏，皇帝就越发觉得自己的大臣们被汉化的太严重从而越发觉得有整顿他们的必要，并借叫魂事件大做文章。最终因为在各省的案件审理不能使皇帝满意，于是皇帝下旨把所有的叫魂案的涉案人员都押送进京，哪怕是之前就已经结了的案子，都交由军机处进行审理。最终，军机大臣们连日审理，得出结论：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这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罢了。他们随后顶着压力“说服弘历”了结了此案，弘历以惩罚行省官僚们并警告其地方官不能放松警惕来达到既使这次事件得到结束又挽回了自己面子的效果。

（三）作者对“叫魂”案的思考

在官员们与弘历之间就“叫魂”案的互动来看，作者提出了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这两个说法。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但似乎官僚们对这种政治罪并不像君主那样感到忧心，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这主要是官僚与君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反映在君主对官僚的控制以及官僚的抵制上。君主对官僚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效率的监督和指导来实现，其中包括对官员的考绩，如三年考绩等。但这类常规的控制制度又是有弊端的，例如弘历认为考评制度有滥用和误用的现象；各省巡抚对其属下的庇护；官员们根据皇帝的喜好对自己的考评标准加以修饰；没有人懂得运用人事考评过程中的自我否定机制等。皇帝自是对上述弊端不满，于是想方设法的加强自己的直接控制。在叫魂危机中，弘历通过严饬属下、重申官场规范、强化个人关系等来加强自己的控制。而官僚机器对皇帝的抵制无疑是存在的，也有着几种不同的情况，如忙而不动的吴绍诗在江西并没有大肆搜捕过可疑嫌犯；吴绍诗的儿子吴坛在江苏通过对苏州教派的迫害来转移皇帝的视线；在觉性和尚的案件中，湖南的官员统一战线共同上奏；高晋试图通过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对僧道重新登记来将叫魂危机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上来等等。

最后整个叫魂危机揭示了一个主题：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对妖术的看法在这里可能同时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版本：皇家的版本以对满洲统治、归根结底也是对整个政体的威胁为中心；农民的版本所集中关注的则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的死亡。对于君主来说，弘历的忧惧亦真亦幻，真实的部分在于他难以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幻影的部分则在于他对于无法为他所见的势力（妖术以及谋反和汉化）心存恐惧。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由于长期生活在无权的世界里，因此对他们来说妖术是一种权力的幻觉，也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三、笔者的收获与思考

笔者对于这本书也有所收获与思考，先来谈谈收获，首先，作者以小见大、着微见著的功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者试图透过事件史来反观时代史，不仅对于叫魂案这一事件的叙事既条理清晰、引人入胜，而且还能以此描绘出一幅18世纪中期帝国自下至上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层面的恢宏图景。其次，历史性的叙事结构，历史性抒写与结构性解释并置是全书的精彩之处。作者不仅向读者娓娓道来案件的前因、线索、进展及结果，而且在讲述一系列纷繁复杂故事的同时，试图将“盛世妖术”背后的种种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涵义书写出来。最后，作者对历史文献和档案的解读也值得我们学习。

书中作者分析了君主与官僚之间的控制与抵制的问题，不禁让笔者想到了之前老师所讲的在古代君主专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专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觉得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即制度与实施两方面。从制度的制定上来看，当然是君主专制，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君主专制。这从官员对君主常规控制的抵制就可以看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也让笔者想到了一句话“制度的制定不是为了遵守而是为了打破”，大抵就是如此。

书中关于“叫魂”这个谣言引起的大恐慌不禁让我想到了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上出现的种种谣言，而这也要求我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要有选择信息的能力，不轻信谣言更不要去传播谣言。

参考文献：

[1]{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三联书店，2014.

[2]叫魂读书报告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659208/.

作者简介：后杨易虹，1993年12月，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目前为中学一线历史教师。

1 參考360百科關於“孔飛力”的詞條，http://baike.so.com/doc/6255606-64690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