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生态环境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关系

浅谈生态环境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关系

段婵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得到创新与应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过分的自信与片面的发展观使得人类在物质财富涌入、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付出了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惨重代价,而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恶化的生态环境对人类一次次无情的惩罚。如何使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实现双赢,人们在不断反思探究,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生态环境观应运而生。

一、生态环境观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相近

1.生态自然观:生态自然观是系统自然观在人类生态领域的具体体现,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现代形式之一。它以生态危机作为确立的现实根源,用生态科学积淀理论基础,主张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2.可持续发展:随着生态自然观的确立,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模式在现代人类意识形态领域萌发,“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成为学术界共同的心声。具的讲,就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采取保护环境和合理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方针,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人类提供包括适宜的环境质量在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还要考虑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二、生态环境观与可持续发展观产生的现实根源相同

1.生态环境观的确立

从生态学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生态自然观确立的现实根源可以归结为“生态危机”。这种生态危机又集中表现在了以下几个方面: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问题;人口问题。这些“生态危机”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使得当代人类不断的对其进行反思。与此同时,随着生态科学的进步与完善,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生态自然观的确立。

2.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类社会活动对大自然干预的程度不同,因而产生的环境问题亦不同。但总的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程度亦愈深,而受到污染破坏的环境又成为社会发展新的制约。尤其是近现代,这个矛盾日益突出,为此各国、各级政府纷纷加大了环境保护投资,制定一系列环境法律、法规,加强环境管理,同时大力开展环境科学研究,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和发展低污染、无污染的工艺技术,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人类正是经过不断反思、探究与实践才终于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目前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接受。

三、生态约束途径

1、承载力

承载力(CarryingCapacity，即CC)是用以限制发展的一个最常用概念。CC最早在生态学中用以衡量某一特定地域维持某一物种最大个体数目的潜力,现在则广泛用于说明环境或生态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它被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机体的再生能力、适应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机体数量的限度”。CC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对环境造成的总的冲击与我们所估计的地球环境承受能力之间留有足够的安全余地，因为尽管我们知道环境存在着某种顶极的界限，但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越过这种界限。正象可持续性概念一样，承载力也是非常难以定义的。它必须同时考虑资源、基础设施和生产活动，另外还要考虑社会对生活质量的偏好。在区域环境规划和管理中，CC一般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①生产过程赖以进行的资源；②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包括物质需求和服务需求；③生产原材料和生活用品分配方式及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④环境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的同化能力。CC概念应用较多的是自然公园游人容量的控制。在这些应用中，承载力的定义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社会承载力，涉及到游人对其体验的满意程度；另外，是自然承载力，它与自然本身的环境和生物过程有关，并与自然地的保护相联系。前者可以根据对公园使用者的抽样调查来确定；而后者则通过某些方法来测定，如简单的专家评定，复杂的模拟、遥感技术和长期的定点观察。只有当CC能真正被定义之后，其在环境与发展中的应用才有意义。然而，定义CC的方法远未成熟，定义CC必须依赖于建立某些限制因素与增长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很难确定的，这正是CC研究很难有成效的主要原因。CC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某一地域的内在的某种数值，环境能承受的冲击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环境管理者对环境维护的目标，所以，有多少观点就可能有多少种承载力的定义。因此，Hardin提出了文化承载力(CulturalCarryingCapacity)的概念。

2、顶极环境阈限

顶极环境阈限(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s简称UETs)是上述城市与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阈限分析方法的最新发展和延伸，用以讨论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及其对发展的种种限制。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强加在发展过程的阈限中，有一些限制是绝对的、最终的，即顶极阈限。Kozlowski对UETs的定义是“一种压力极限，超过这一极限，特定的生态系统将难以回复到原有的条件和平衡。某种旅游或其它开发活动一旦超越这种极限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态系统或其重要局部的不可逆的破坏”。UETs是开发过程的最终环境边界，它们在为开发过程确定生态上健康的“答案空间”上有关键的意义，每一层次的规划都在这种“答案空间”中寻求开发的途径和方案。这种“答案空间”被认为是对定义“承载力”的一个贡献。规划应在保护自然的同时指导甚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矛盾可以通过把规划过程分解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来解决：即限制性的和促进性的。在限制性阶段中，优先权应归于生态和资源的保护，而在促进阶段中，规划应注重在“答案空间”中探索各种开发的可能性方案，而这些可能性方案的边界是由规划的限制阶段所决定的。UETs从环境的4个方面来定义“答案空间”：地域边界、定性边界、定量边界和时间性边界，由此来确定特定开发项目的区位、规模、类型和时间。可以通过分析开发活动形式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并结合对主要环境因素的评价，来确定UETs，这种环境评价包括下列各方面：①特有度,即一种环境元素或成分在某一空间范围内出现的频度；②变异度，即环境元素或成分偏离原先自然状态的程度；③耐受度，即忍耐不良冲击的能力和受破坏后的自我恢复能力；④生物学价值。UETs方法虽有许多启发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

四、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是实现生态文明,因为在生态环境的基本思想中,生态文明就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宗旨,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发展,在维持自然界再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再生产。而生态文明包含的物质生产、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等层面恰恰是可持续发展构成的要素。以我国为例,构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物质、社会、经济、国家战略四个方面。其中物质体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国家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以物质体系为出发点,一定的物质体系基础,决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战略与对策。这就是把国民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以实现国家“在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目标,并制定近年的具体战略与对策。相应的立法、法规、费用资金、文教、持续发展能力及团体公众参与规模都依据物质体系水平确定。社会因素方面,由于中国物质体系脆弱与相对贫困,国家相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了“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勤俭节约”的居民消费政策与社会服务结构,“基本温饱”的消除贫困政策,“统筹医疗”的卫生保健体系,“人人有基本住房”的功能并且整体、开放、动态平衡的系统。正是基于生态系统以上的特点,生态自然观理论主张把人的角色从自然共同体的征服者改变成共同体的普通一员,强调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统一体,人类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因子,人类与大自然其他构成者在生态上是平等的;人类不仅要尊重生命共同体中的其他伙伴,而且更要尊重共同体本身;任何一种行为只有当他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和谐、稳定和美丽时,才是正确的;人与自然之间要协调发展、共同进化。

参考文献：

[1]关伯仁主编.环境科学基础教程.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2]黄顺基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桂和荣主编.环境保护概论.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