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红白杜鹃花》浅谈彝族传统的婚姻制度及爱情观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8-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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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红白杜鹃花》浅谈彝族传统的婚姻制度及爱情观

刘杨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红白杜鹃花》是贵州彝族地区广泛流传的爱情叙事长诗,讲述了彝族姑娘阿菊、奇珠娄和年轻毕摩布吐赫斋三人的悲剧爱情故事。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剖析了彝族青年的爱情观,解析了彝族过去的婚姻制度,提出了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彝族婚姻制度的观点。

关键词:彝族;爱情叙事诗;《红白杜鹃花》;婚姻制度

《红白杜鹃花》是记载于彝文手抄本中,在贵州彝族地区广泛流传的爱情叙事长诗。《红白杜鹃花》全诗共3000多行,是彝族民间叙事诗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彝族的婚姻制度以及青年男女的爱情观,表达了彝族人在等级制度和姑舅表优先婚制度下,渴望冲破束缚,追求美好爱情的愿望。长诗讲述了彝族姑娘糯恒阿菊、芒布奇珠娄与年轻毕摩布吐赫斋的悲剧爱情故事,全诗爱憎分明,悲壮深沉,语言自然朴实,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层层推进,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一、彝族传统的婚姻制度

(一)等级制度

“君长是君长,百姓是百姓,好比天和地,高低要分清。君与民开亲,万万不可能。”[王子尧,儒觅弘博翻译整理:《红白杜鹃花》,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6页-17页。]彝族传统社会奉行严格的等级内婚制度,不同等级制度之间的人结婚是万万不可以的。《红白杜鹃花》中,男女主人公的悲剧爱情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等级的藩篱和封建礼教造成的。胆大热情的彝族姑娘糯恒阿菊热烈地爱上了年轻毕摩布吐赫斋,她鼓起勇气恳请舅舅“牵线做主张”,但舅舅却坚决反对,说是“阿菊啊阿菊,我的好外甥,你人小年轻,还不懂世情。君与民不同,主奴要分清。那布吐赫斋,是平民百姓,不能乱开亲。”[王子尧,儒觅弘博翻译整理:《红白杜鹃花》,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0页~第21页。]因为等级不同,舅舅无情地拒绝了阿菊的请求,一意孤行要阿菊嫁给乌撒君长家。

阿菊在兄长的逼迫下,无奈只能与乌撒阿苦的儿子结婚。同样的悲剧似乎还在上演。阿菊心地善良,在离世之前,竭力撮合奇珠娄和布吐赫斋,在月下为他们做媒证,让他们交换信物,拜天拜地。但是,阿菊的竭力相助,还是没有促成们的美好爱情。当布吐赫斋上门提亲时,奇珠娄的父亲芒布君长却愤怒地说:“布吐赫斋么,他算哪等人?我家是君长,他家是百姓,根底不一样,牡丹富贵花,杂草怎比它。君长家门栏,民奴敢来跨?这荒唐念头,真是个笑话。”[王子尧,儒觅弘博翻译整理:《红白杜鹃花》,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单纯美好的爱情难以逾越等级制度的厚壁,诸如此类关于等级制度的描述在长诗就有15处之多。彝族原始社会制度是奴隶制,社会等级严格地分为黑彝、白彝和奴隶等,不同等级之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通婚的,跨等级婚姻被认为是给家族抹黑的事,是被严厉禁止的。因此,森严的等级制度酿造了一个又一个爱情悲剧。

(二)姑舅表优先婚

彝族传统婚姻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姑舅表优先婚。彝族重视舅权,阿菊想与布吐赫斋结亲,先要请求舅舅提亲。舅权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女性的地位,是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后的一个遗风,然而从某方面来说,舅权也酿成了一些悲剧。

恪守彝族古代姑舅表优先婚的婚姻制度,阿菊的舅舅逼她嫁给了门当户对又“亲上加亲”的乌撒阿苦家,与一个根本没有感情的人结婚。阿菊不愿却又无可奈何,欲自焚而不能。重复的悲剧,亦在上演,阿菊死后,奇珠娄没能和布吐赫斋结成连理,反而被逼着和自己的表哥糯恒者舍克结婚,一个根本不懂爱情的纨绔子弟。两个彝族姑娘相似的悲惨遭遇正是彝族女性不幸命运的真实写照。

在糯恒家提亲时,芒布君长说道:“老亲对老亲,还有啥不行,糯恒者舍克,他是我外甥。外甥家不走,怎能给别人?亲上又加亲,符合老章程。”[王子尧,儒觅弘博翻译整理:《红白杜鹃花》,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73页.]女性在婚姻中是被动的,处于弱势的,女性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完全凭父母的意思,而且必须恭敬地遵守姑舅表优先婚的习俗。婚姻又总是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芒布君长在为外甥女阿菊说亲时,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利益,亲上加亲,利益互补。在为自己女儿说亲时,完全不顾女儿的意思,一心只想着门当户对,符合章程,为的也仅仅是自己的颜面。

(三)其他婚姻制度

除了《红白杜鹃花》中体现出来的等级内婚和姑舅表优先婚这两大特色外,彝族婚姻制度还实行族内婚,即彝族人所说的“绵羊找绵羊,山羊找山羊”,另外还有姨表不婚制度。除此之外,彝族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在一些大地主、土司、黑彝等特殊人群中还是存在着一夫多妻的情况。

二、彝族青年男女的爱情观

(一)富有反抗精神

在等级制度的压迫以及姑舅表优先婚的束缚下,彝族青年男女依旧渴望平等自由的爱情。他们敢于和一切阻力作斗争,坚决捍卫自已的爱情,富有反抗精神。

阿菊忠于自我,敢于追求爱情。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布吐赫斋等级不同,但是她还是勇敢地表露自己的感情。向舅舅求助失败,被迫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后,她仍旧在反抗,反抗这不公平的婚姻制度。她暗中撮合奇珠娄和布吐赫斋,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高贵无私的品质实在可贵,虽然自己美好的爱情梦破灭了,但却依然想要成全别人的美好姻缘。虽然美丽高贵的她没能挣脱命运的牢笼,在嫁给乌撒阿苦家后,万般无奈下绝食七天而死,可是她一直都在与不公的命运做斗争,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诉说了当时千千万万彝族青年的心声,充分体现了彝族青年渴望自由婚姻敢于反抗的精神。

奇珠娄与布吐赫斋为了捍卫他们的爱情,一直都在反抗。身为百姓的赫斋与君长芒布斗争,想要用自己的诚心和行动打动君长,让君长成全自己的婚事。无奈君长无情,执意将女儿嫁给丑恶的外甥。奇珠娄也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女子,在恶势力的压迫下她没有屈服,在迎亲途中,她跳河殉情,以明心意。所幸的是,奇珠娄没有被河水夺去性命,在依格鲁老人的帮助下活了过来。布吐赫斋得知噩耗,以为自己心爱的女子已死,对残暴的君长恨之入骨,决心以死相抗。苍天不负有情人,最后二人巧遇,成就一段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奇珠娄被另一个丑恶的君长看上,两人在反抗过程中,双双被剁成肉酱,变成了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自始至终,两位情投意合的彝族青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爱情,坚决与恶势力作斗争,他们的反抗精神激励着无数渴望爱情的彝族青年为爱而活为爱而活。

(二)不被世俗所同化

彝族传统的婚姻制度要求等级相当,名正言顺,但爱情给人以冲破束缚的力量。彝族青年男女在爱情中忠于自己的感情,不愿受世俗的羁绊和束缚,不甘被世俗所同化。

布吐赫斋起初碍于两人等级不同,不敢吐露自己的心声,在得知阿菊要嫁人的消息后才开始醒悟,开始追求自己的爱情。而在与奇珠娄私定终身后,他勇敢无畏地捍卫自己的爱情。

奇珠娄不追求荣华富贵,不嫌贫爱富,只执着内心最单纯美好的爱情。“可是奇珠娄,虽是君家女,却有好心肠。她不分贫富,她不论贵贱,把我记心上。她和我二人,永远不能分,生死不能忘。”[王子尧,儒觅弘博翻译整理:《红白杜鹃花》,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68页.]从布吐赫斋的口中,就可以看出,奇珠娄不在乎贫穷贵贱,不觉得布吐赫斋配不上她,因为心动的感觉,因为爱情,她不甘于被世俗所同化,被金钱利益所玷污。

爱情是贯穿人类社会的永久主题,彝族青年男女富有反抗精神,渴望平等自由的爱情,他们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敢于和恶势力和封建礼教做斗争,在爱情中始终抱有一颗单纯美好的心。

三、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彝族婚姻制度

(一)悲剧色彩反应美好希望

彝族爱情叙事长诗大多具有悲剧的色彩,包括《红白杜鹃花》收录的三个故事以及流传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区的三部爱情叙事长诗《则谷阿列》、《贾斯则和朱武斯》和《扎莎则与勒斯基》,这六部作品虽然有的以喜剧收尾,但在作品中都体现出悲剧的影子。

正如鲁迅这句话:“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现实中彝族的爱情并没有文学作品描写得那样悲惨。在传统社会,女性属于附属地位,必须依靠男性而生存,在婚姻制度中也确实存在一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从客观的方面来看,彝族悲剧色彩的长诗恰好表现出了彝族人追求美好爱情、打破不合理制度的愿望。悲剧更能引起人的思考,引发人对现实的审视,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促使人对社会不合理的制度进行改革。因此,在现实中彝族的爱情和婚姻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与陈腐婚姻制度的瓦解而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二)特定的制度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决定的

“存在即是合理。”特定的婚姻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不能一味地否定这一婚姻制度,而应该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彝族的婚姻制度。

特定的制度有它产生的社会土壤,在生产力低下且物质生活不丰裕的过去,生存就是头等大事,人们的意识里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一切能够支持生存的东西都是合理的,是老规矩就应该遵守。例如转房制度的实行,一方面是为了使经济效益最大化。因为彝族结婚男方要给女方身价钱,一旦付出了金钱,就不会让丧夫的女人再轻易转嫁给别家。从另一方面考虑,也是为了女性的生存,大多数女性是依附男性而生存的,寡妇一般很难再嫁,为了生存她必须依附于男性。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应该单纯地用今天的价值观去审视过去存在的“糟粕”,而且在时代的潮流下,彝族一些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已经被抛弃。

结语

《红白杜鹃花》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饱满,反映出彝族一些不太合理的婚姻制度,对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同时也表达了彝族人追求美好爱情的纯真愿望,讴歌了彝族青年敢于追求爱情和勇于反抗的精神。在新时代,应该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包括彝族在内的所有少数民族的婚姻制度,尊重他们的习俗,平等地看待他们的爱情观。

参考文献:

[1]王子尧,儒觅弘博翻译整理:《红白杜鹃花》,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2]李生福:《论红白杜鹃花的思想和艺术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