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建议李苏豫

新常态下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建议李苏豫

李苏豫

上海栖城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市200002

摘要：乡村产业的基础不应该是大规模借助外部资本来推动项目的进程，更多应以乡村自身的条件基础，通过农业的投入实现地方的人才和技术资源强化，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对特色产业的扶持具备更耐心更谨慎。关注整个项目自身的生命周期，不把招商和投资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在顶层产业规划和设计中，更多关注乡村自身的健康程度，不要关注过度时髦的技术新名词，切实为产业的孵化培育提供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关键词：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文旅康养；企业投资

一，乡村振兴已经度过试用实践期

自建国以来，我国一直不曾放弃振兴乡村的构想，”三农”问题一直是历年党政中央各种国家战略的重心，其参与部门也从早期的农业部主导逐渐扩散到城乡主管部门以及文化旅游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发改部门等多个部门协调攻坚。

但众多措施和政策并未停止乡村的人口和资源流失，城市建设和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给乡村带来的是居住组团空心化以及利农便民设施的低效甚至是空置。

田园综合体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PPP模式全面导入，使得三农问题开始进入到民营企业的视野中，由政府包揽的乡村振兴路径终于进入全社会资本和全民参与的阶段。然而此刻的乡村残留的资源已经相对有限，留下的经验教训远胜于其成功的案例，这些经验和教训成为一种固定的认知不但束缚了大多数基层管理部门的思路，也诞生了一大批钻营法律漏洞和政策机会的投机客。

三农的问题远比纸上谈兵的理论公式来得乖张复杂，从近期的研究现象标明，在现行更负责的全球化经济格局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也没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探索和试验，解决乡村发展问题已经面临刻不容缓的时刻。

二，乡村振兴之路曲折且唯一

（一）乡村经济的原型是从内向外的自发组织

从长三角盛行的“乡镇经济”和北方城市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其本质均是本土村民立足于本土资源和劳动力优化进行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通过聚沙成多的以村为组团的资源聚合体，通过宗族以及地方乡贤来制定资源分配规则，在我国市场经济早期以及全球化经济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我国早期市场经济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使得资源向城市倾斜，乡村的人口资源和技术资源通过市场的自我选择流向了城市和政策红利较高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一厢情愿的希望我国乡村产业能够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和工业化农业进化”是激进且不现实的。[1]

（二）大部分乡村并不具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基础

在田园综合体实际投资案例中，缺乏核心优质资源的山地项目是最不为投资看好的乡村资源，首先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较大，其企业而言风险较高；其次，由于其历史发展因素，此类地区通常人口空心化程度较高，除高端技术人才匮乏以外，基础劳动力质量和数量也难以支撑农业的发展，更不谈向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过度的可能。

而文旅市场的培育周期较长，除非文旅IP特别优质，否则投资和运营的压力使得项目的流产率大大增强。一些财政基础和融资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通过融资减轻投资成本的资金压力，置换出更多的富余资金投入到文旅基础设施的完善上，从而提升项目的品质实现文旅产业的健康运营。

而大部分开发成本较高，市场基础薄弱且融资压力较大的区域，企业的投资意愿非常低下。

（三）持续运营的可能性才是投资的关注点

实际乡村投资项目中，融资基础是作为项目投资的主要判断条件，其次是项目的持续运营能力，因此低投入的农业比高投入低回报的文旅项目更受投资者的青睐（排除以文旅康养为借口进行地产投资倾向的项目）。

究其原因是文旅和康养产业需要的沉淀资金要远远大于农业的投入，当融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文旅康养市场越成熟，对项目的要求和能级就越高，企业的投资意愿反而更加低下。

因此从实践可以得出，在乡村产业实际的项目投资中，相对低成本的以农业为主导的田园综合体项目反而有更高的存活力，毕竟从投资风控来看，农业项目持续投入的成本要小于文旅和康养的成本，在投资效率上，农业项目在审批流程上也要相对文旅项目更加灵活。

（四）靠社会资本很难推动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

以现行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来作为投资依据的当下，增加成本就意味着更大的融资压力，企业愿意接入农业项目的根本因素，是希望以此增加政府的好感度，从而争取在当地更好的投资参与度。

因此需要高投入的“工业化农业”和“现代化农业”并不在企业投资的预期中。依托拉动社会资本或政府资本的单方面投入和由企业主导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来促进乡村传统农业的自我更新和升级，就当下而言是一条可行性较低的发展路径。

三，与日韩乡村发展的对比

从日韩乡村发展的路径来看，文旅、康养和农业的结合似乎是破局乡村产业单一，优化乡村人均环境以及提高乡村就业岗位的良好方式。然而更深入的分析可得治，无论是日韩还是台湾的乡村旅游模式，从产业路径上是可行的，然而从实践中必须承认相对我国而言存在以下四种差异。

(一)农业市场化的差异

日韩本土的农产品价格较高，但通过进口大量国外低廉农产品来保障低层民众生存条件，而通过本土农产品高端化来强化本国农民利益，除此之外政府的补贴和强有力的资本监管也是保障农业资源发展的有力措施。[2]

而我国人口众多，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府收入不均衡，致使政府为了保障贫困人口及基础人口的农产品供给，其农产品价格措施与日韩恰恰相反，进口农产品价格较高，又通过限价等手段限制作为大部分农生支撑的本土农产品价格低廉，一方面是保护了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也遏制了作为低收入人群主要人群的农民的农业收益，更遏制了农业的资本投资意愿。

(二)产业投入规模的差异

日韩作为发达国家，其乡村文旅休闲市场相对水平较高，其文化休闲度假的需求意愿要远远大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其次且其文旅项目的规模相对较小，大多是以“小农化”模式以较低的投入自发性形成乡村旅游的背景资源，且强调本土风情，从建设和经营都由原住民参与，其投资和运营的成本压力缩减到最小值，与我国以规模控制和强调大资本推动的乡村振兴模式相反。[3]

(三)人才和技术的差异

作为进入世界发达国家梯队的日本和韩国，其全民文化程度和市场化理念都远超我国落后地区。而在大部分文旅资源优秀，继续以田园综合体和社会资本来填补政府资本的发展地区，都是我国技术、人才、资本的洼地，虽然我国雄厚的基础建设缩短了空间的差异，然而在资本选择面前，成本较低的一二线城市近郊更能或许更大的收益和降低投资成本，也造成许多偏远地区的乡村投资项目，其高端人才的成本反而远高于一线城市。人才和技术的差异决定了项目的生命周期，也因此限制大量乡村文旅项目的可持续性。

(四)社会发展趋势的差异

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还停留在城乡巨大的发展差异之上，资源和人口流向资本和资源密集区依然近期主要的社会现象，而目前巨大的贫富差异导致我国的阶级分层日益明显，从而使得底层人民摆脱自身困境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高考来提高自身的资本和进入更高层级的资源圈层，以“学区房”和“高考加分教育”的生活趋向主导了近数十年来我国人民的生存意愿，乡村文旅产业和农业的投入都不能本质改变教育资源匮乏这一现象，目前中国乡村注定无法保持长效的活力。

四，我国乡村振兴的方向选择

(一)乡村的发展核心永远是增强其内在核心引力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到现行田园综合体20多年的乡村实践变迁中，必须承认一个方向，想要切实进入到城市化进程的第三和第四个阶段，首先必须提高乡村的生活竞争力，提高产业和就业的拉力，然而以目前的文旅或者康养度假产业可行性较低，社会金融风险也较大[2]

(二)农业是乡村振兴现阶段的唯一路径

真正借鉴日韩的乡村振兴发展经验，绝对不是强行以资本推动文旅和康养产业嫁接在目前的农业基础之上，而是以培养更多的农业人才，改善农产品市场，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改善我国的农业产业环境，提高我国农业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在农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再适度衍生出特色产业，现行过度关注乡村特色产业，只会分流资本对农业的投入，并衍生出名不副实的所谓“特色田园综合体”。

五，从企业角度期望的政府支持

(一)安吉鲁家村和桐梓月亮项目的对比

安吉鲁家村位于浙江湖州，其发展模式是分借助18个家庭农村，以农业为产业基础，在农闲时期以浙江省完善的旅游体系作为扶持，发展特色乡村文旅项目。

文旅项目的重资产投入由家庭农村自身的民宅和乡村人居环境项目分摊，并导入较为成熟的文旅运营公司作为指导，实现文旅轻资产投入，以农带旅的发展路径，从而在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催生了健康的文旅发展体系同样是位于大城市近郊的桐梓月亮河风景片区。由于临近火炉城市重庆，其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使得众多重庆游客形成了自发性的夏季度假团，以农舍租赁的方式将桐梓乡村变成重庆的避暑胜地。

随着社会资本的介入，在于顶层文旅发展构想的深度研判后，发现目前桐梓的度假市场仍是以经济型主导的文旅需求，其文旅IP仍需较高的营销投入，同时当地的融资压力较大，种种条件使得企业不得不放弃投资。

(二)更宽容的产业准入条件和更长远的产业发展周期

许多投资项目在与地方发展规划磨合时，地方政府往往以企业的规划愿景和投资规模作为评判项目的依据。

乡村产业的基础不应该是大规模借助外部资本来推动项目的进程，更多应以乡村自身的条件基础，通过农业的投入实现地方的人才和技术资源繁衍，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对特色产业的扶持具备要更耐心更谨慎。关注整个项目自身的生命周期，不把招商和投资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在顶层产业规划和设计中，更多关注乡村产业自身的健康程度，不要关注过度时髦的技术新名词，切实为产业的孵化培育提供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六，结论

乡村发展注定是与城市发展存在差异化，清醒的认识城乡之间的差异而非强行生硬得用城市发展手段干涉乡村的产业变迁，是避免我国乡村振兴之路踟蹰不前的必备条件。

参考文献

[1]郭剑雄.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内生增长：工业化与农业发展关系再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

[2]彭迈.关于日本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其启示.中国物价.2009

[3]史玉丁、于浩淼.可持续生计视阈下日本乡村旅游运作逻辑及其启示.世界农业.2017

[4]李苏豫.从资本角度审视田园综合体的风险.价值工程.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