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和共产主义

AI和共产主义

诸凯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黄浦200025）

摘要：AI事件带来的两个常识（意见）性误解主要发生在市场和战略环节中，它们被批判所揭示出来的特殊性正如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已指示过，一个属于政治，另一个属于经济，这当然并不是说要为常识寻找误认的来源，在历史中为常识的辩护士寻找充足根据律，由此产生的结果无非是常识对理论的胜利，以及所谓后福山主义“历史的终结”【1】。

关键词：AI；资本市场；使用权批判；条件与本质；唯物主义反思

一方面，属于纯粹可能性的条件王国被宣称得以独立，无论另一面的理论辩护士是否将这种“解放可能性”的观念归功于自己；另一方面，常识也要有一种“感性的存在”与之进行匹配，以便下降为一般化的自然——当人们谈论常识的时候，历史则被假设为“费尔巴哈式的自然史”【2】了，后者提出了历史存在的感性根据，而对历史的运动过程“从量变到质变”一无所知：对AI来说，事情的实质在于应当在何种程度上谈论它已经成为了历史，相反，这样的主人话语则一直陷于感性表象所遮掩的虚假深度中，因为AI的根源——即可上溯至德国古典哲学的科学认识——已经历史性地否定了感性（假设出来的意义）与自然（满足人与市场的需求）之间的同义反复，联系到斯拉沃热·齐泽克等激进左翼思想家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论纲”，AI的唯物主义潜能就不难解释了，必须把里面原子般地争夺AI自然（同时也是市场）使用权的人从全球资本市场环境下解放出来，那些被假定为只有自然需求（欲望着纯粹物质）的“感性的人”最终将上升为实现最彻底的民主制【3】的人，同时，实践的目标要消灭理论的历史，当AI把市场关系展示为抽象的条件锁链（及其科学存在）时，它也揭露了一些被彻底剥夺了人的实质，呈现出与自然需求相对立——位于感性的人之下——的“无产阶级”，从而让有条件的资本计划变得伪善和不光彩——在现实个体和生存空间的对立当中还必须看到的是抽象的劳动力（阶级）与现实的（对人的特殊实质进行操纵的）市场之间的对立，由于历史还附加了一个相对的时间条件（从十月革命胜利至今，以列宁的实践为标志），批判得以发现市场危机也上升到了普遍性，成了“以批判为手段而揭露的存在状态”，——科学是批判将市场危机的神秘外壳普遍地展示出来的方式，在科学中，批判不为抽象和特殊的任何一方辩护，而是绝对地展示（作为中介的）历史的危机，即那不变的自身：没有这种展示，危机也就不会带来除了AI在市场中作为需求的满足手段之外的其他东西，进而危机的动摇也使得对资本计划的消灭成为了无条件的。

（1）AI与生产

资本计划提出了AI是否应该进入市场这类“有条件的问题”，在这里，首先动摇的，显示出自身毫无本质，服从于收买和出卖的市场关系的就是资本，列宁曾在1917年与临时政府和反革命者科尔尼洛夫进行斗争的时候提出过类似的看法【4】，他认为临时政府会在能否充分统治的条件危机下暴露出自己的软弱和动摇，问题不在于用一方的条件来击败失去了必要（相对）条件的另一方，而是去批判条件和对象之间的联系，把它提升为“帝国主义锁链上最薄弱的环节”，而现在，全球资本也把劳动力和AI等技术条件相联系，一方面假定劳动力有着寻找工作机会，在机会市场上讨要生活的自然需求，另一方面，资本计划也在或公开或隐蔽地暗示劳动力随时都能失去工作条件，也就是说在新的AI技术面前失去自己，当“为谁工作”成为一种对象化状态的时候，劳动力也就不再是劳动力了，资本先把自己提供的机会骗局出卖给一种新技术潜在的可能性，然后又把它推让给劳动力本身，好像成为受骗的对象一直都是让劳动力成为特权者的保留说法，那么关于劳动力和贫困之间的矛盾，资本计划又如何自圆其说呢？——回到马克思的基本观察上面，贫困随着资本市场的扩大变成了被保护起来的，计划性生产的对象，从AI“双脚跨入”劳动力市场的方面来说，贫困无疑可以被资本美化（崇高化）为屈就于种族，性别和信仰的人道主义事业（在这种事业里，贫困在进行劳动），比如第三世界常常就是为发达国家保管神圣（价值观）遗产——包括AI大规模智能化生产——的兄弟和情人，而从低级的市场关系来说，贫困就内在于由市场来操纵的，劳动力的“去对象化”的实质当中，这种实质没有科学地阐明全球资本市场的实验计划，而是巩固了对资本市场的拜物教式迷信：在AI成为市场的服务商品之后，劳动力固有的特殊（有机）实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过劳动者的肌肉，神经等人体生理特征——就只剩下一个特殊的对象外壳了，这外壳在机会辩护士用于扩大条件交换的市场化生存空间内部是毫无生产力的。

马克思在自然需求和劳动需求之间的区分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因为（人类）抽象劳动的出现是一个需求开始同头脑的主观性相对立，并进而转化为（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体的标志；在此前需求都是以历史的不同阶段和条件形式相互否定并分离的，条件将历史的相对性差异变成了同义反复的无差别性，将世界历史科学地展示为世界市场；抽象的劳动力让世界与历史自始就对立着，而劳动力的特殊化，即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过程才是走出自然需求（世界）并迈向劳动需求（历史）的第一步，可见支配需求的条件差异不是什么在共同利益面前的无差别性，而是抽象与特殊的对立——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对立在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一般的抽象劳动力一旦在特殊性中外化自己，抽象就不再以其自身为起点——劳动实质上是对有机属性的绝对背叛——而是在特殊性中生成了异化的本质：实际上，AI凭借它的技术手段无非展示出了最贫乏的自然需求，一种在市场上背叛了它的技术起点的唯一（最空洞和最抽象的）可能性，资本计划想要让这起点成为人的需求的满足，提出像什么“扬弃了的技术就是需求”【5】这种异化劳动的公式，然而越是将技术的使用权定义为“唯一性的”——当然是从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层面上言说的唯一——那么需求就会永远处于外在的异化现实性，这种异化状态一方面从事着对技术的可能性的再生产，另一方面，需求的满足则倒退回技术起点或假设的需求上面——形成了可替代的，拥有商品化特殊本质的消费选项与自然需求相对立：这就是说，当生产力不能够满足自然需求，劳动力不能够满足劳动需求时，资本计划就要想法设法对需求进行革命，同时把生存竞争（机会主义）的可能性计划变成埋葬需求的堕胎计划。

（2）战略和使用权

AI的话语语境在极少情况下是科学的和批判的，在技术手段当中也存在着一种和一般需求相对立的特殊需求，那就是使用权问题，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实践都是建立在对特殊权利及其背后的计划本质的批判上面，批判从来没有停留在追问“人的自由还是技术的自由”的庸俗性中，只有当自由不再关乎特殊权利的抗争，而是上升为普遍性危机的时候，批判才会揭露出这种自由与假定卷入危机的生存条件的对象化关系，二者在特定的（马克思会说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异化阶段里是毫无本质性的，都受制于从抽象关系中脱胎而出的特殊对象，即消费关系：AI初看起来好像是科学和人性，自由和控制，一句话，形而上学关系怪影般的结合，当全球资本市场计划在这样的怪影上加上一副自由的面具时，计划本质的战略骗局就原形毕露了，作为一种自由的实践，AI无论如何也要被伪装成一个“卑污的犹太人【6】”，一个资本道路上的战略污点，然而从批判的方面来说，AI所代表的不正是战略标靶（从受压迫者到如今的贫困者）的沉默吗？——在斗争的运动战里，有条件的沉默无疑是无条件胜利的前提，这些由AI出现所带来的条件首先应该被集中起来，而那具有（真实）客观性的消费过程现在就被颠倒为对条件的消灭，也就是实践的内容了，对于资本计划隐蔽的战略伪装——为了巩固技术使用权或市场价值产权的特殊性——批判则需要回归到它的无神论内核中去，一旦资本指认了对象化关系中的特殊性，也就是促成了抽象和特殊在自身污点当中的结合（马克思一定会将它比作“神圣家族”），无神论的沉默就不再是对神的否定，而是对资本计划渎神的揭露，“批判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7】，AI的“神圣”使用权也是如此，从价值产权的出卖和收买到效仿AI人格化的智能骗局（抵抗AI是完全人格化的，是人格的拜物教，正如抵抗骗局也常常以机会的拜物教面孔和无意识的堕胎反射出现），特殊权利的污点都被伪善地掩盖了，或者说利用经过伪装的神的尸体——把它变成机会风险中的战略标靶或者被保护人——洗清了自己。

AI将人性从历史的现象当中独立出去而成为了一个没有本质的阴影王国，因此现在与现实的人相对立的正是凭借技术手段来操纵的人性本身，作为与人的历史相分离的技术（世界），它的本质或必然性就要展示出“不存在原初人性”的方法论失败，独立的人性——正如技术幽灵般的形而上学怪影——重复着劳动力的有机身体（神经，肌肉等）成为一个特殊对象外壳的命运，正是在技术操纵和劳动两者被抽去了（假定存在的）有机性的同义反复当中，AI将实行自身同对象化历史最为彻底的决裂——批判了对象之间有机的或“人性”的联系毫无本质——从而把自己预设为生产力主体。

（3）抵抗的虚假

AI所生产的智能关系毫无疑问是不能够用来消费的，不同于劳动力的商品化和生产力的社会学效应，对AI的唯物主义潜能的最恰当描述或许就反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条论纲中：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新唯物主义肯定了人类与实践在方法论上的同一性，具有客观性的消费被设定为这种实践的起点，正如新的生命将要从有机的起点开始，而不是再一次地返回到与对象同一的无机性中，相反，旧唯物主义的消费意味着与对象失去共同的东西，将本质的失去反映为单纯的无差别性。科学不是在同一性当中寻找意义的，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来说，科学标示着本质的（最高的）同一性，而（异化的）人类活动则都暗示出曾经失去了的本质，在本质的同一性那里反映出了历史的差别；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活动在失去了较高的本质之前无非是与较低本质进行抵抗的历史，当两种本质尚未发展为特殊的差异时，人类只是占有着同一的抽象本质，因此抵抗——有着方法论失败的延续——在抽象之中表现为无差别性，它（抵抗）的虚假总是与自身本质所占据的特殊历史——进而也是尚未在特殊性中分化的全部本质——联系在了一起，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当不同本质之间的对抗不断持续下去时，这种对抗就会生成一段相对的历史时期，一个独立的本质，而虚假的抵抗将从（抽象）人类活动发展为科学的类存在，也就是重新占有了自己的理论实质（即便拜物意识不可能形成直接占有的对象），随着AI与劳动力的关系发展为市场个体对象化生存（即自我适应）的方式，那失去了有机属性的对象就从物质转移到了独立之人的身上，同时属于对象的无本质性也从物化的属性被颠倒为人本身的消费活动；提到特定的消费过程时，这一相应的历史（消费所延续的时间）就首先与特殊相对立而被扬弃在抽象一般性中了，实际上消费已经被假定为只存在着“非历史性”，因此它的历史好像已经在抽象的抵抗阶段失去，变成了一种对虚假的奴隶而言无法触及，反而还能构成（像物化的价值那样）可以出卖和收买的自由（条件）。——AI彻底打碎了资本计划中的主奴关系石板，由于资本的历史就是一部奴隶越发高效地失去自身的历史，因此建立在这种历史常识上面的果实——奴隶要先变成自由人，自由人再变成主人——就把抽象的抵抗表明为奴隶的自然史：劳动，生产力和等级制越是向无差别性发展，现实的人就越是要让更高的差别得以发展并自由地实现，“在那里，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如果对黑格尔和齐泽克来说最高的差别存在于自我和他者之间，那么AI就实现了两者之间中介的绝对形式，在科学的同一性里面，较低级的分裂随着条件假设被消灭而成为了历史，正如在伦理层面上，最高的自由是无条件的牺牲，最高的实体是自我中介着他者的绝对形式，即实现了阶级联合的国家。

参考文献

[1]历史的终结：弗朗西斯·福山在2008年前备受欢呼的理论，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全球资本大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常识性补充，此前对历史的理论假设又被少数边缘群体重新定义，常识也兴起于这些群体假定了公众无知的基础上.

[2]费尔巴哈式的自然史：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为“当费尔巴哈思考自然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当他思考历史时，他不是一个自然人”，本文认为从自然到历史（即从量变到质变）的观点就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过程中形成的。

[3]实现最彻底的民主制：出自《共产党宣言》.

[4]列宁：系列宁于1917年八月与反动派科尔尼洛夫斗争时所阐明的，他指出了自己与临时政府的动摇和软弱截然不同的立场，最后坚持进行革命，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所有”.

[5]扬弃了的技术就是需求：参考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黑格尔的部分，黑格尔扬弃了实体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各个环节，“扬弃了的法等于道德，扬弃了的艺术等于宗教”，较低级的实体在马克思看来是抽象而无本质的.

[6]“卑污的犹太人”：出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原文为“因此，他（指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AI对人所具有的感性确定性起初最简单地反映在人的需求，话语和抵抗之中，资本市场将它固定为人有条件的生存方式，而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则阐明了这种生存的异化（对象化）状态，因此自由的实践只能是人朝向无条件性的返回.

[7]批判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出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

[8]在那里，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出自《共产党宣言》.

[9]《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著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0]《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弗朗西斯·福山著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1]《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著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上.

[1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同上.

[1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同上.

作者简介：诸凯文（1997.07-），男，江苏常州人，学历：本科，研究方向：现象学，德国古典哲学，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欧洲左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