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梅雨之夕》

浅析《梅雨之夕》

赵纯一

长春理工大学

摘要《梅雨之夕》是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施蛰存的代表作。描写了梅雨季节的上海一对青年男女在雨中偶遇后展开的故事。本文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马尔库塞的文学通过“新感性”完成人类解放为理论依据，对《梅雨之夕》展开粗略的文学批评。

摘要《梅雨之夕》施蛰存马克思主义美学

一、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角度浅析施蛰存《梅雨之夕》

按照马克斯主义观点,在社会生活中人和环境总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

如果再从文艺的典型化来说,不仅人和环境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而且人物的典型性与环境的典型性也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所谓环境,主要是指环绕人物并促使人物行动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而人物的思想性格是否典型,不能仅仅从他本身孤立地来看,而必须联系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来看。

（一）《梅雨之夕》中的典型人物

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进行叙述，小说主人公就是“我”，“我”就是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进行归纳，“我”是一个典型的都市中产阶级文艺青年。首先，工作稳定，长期在固定的线路上上下班。同时从一些细节描写，例如“买一把质量上佳的伞”可以看出，“我”的收入情况可观，至少可以达到小资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城市中，典型青年中产阶级的形象。其次，“我”还具有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典型”之处。别人都选择在下雨天乘坐现代交通工具上下班，而“我”选择在下雨天撑着伞走路上下班，而一切使“我”能够忍受步行带来的不方便的，仅仅是步行过程中欣赏雨中城市景观带来的审美体验。比起上下班的出行方便，漫步式的生活方式更能使“我”感到满足。“我”喜欢将自己至于带有诗意享受的环境中，享受带有文艺气息的氛围，这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的形象。

（二）《梅雨之夕》中的典型环境

《梅雨之夕》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上海可以说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并与北京并立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此时“新感觉派”兴起，施蛰存更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当时的上海，现代交通工具方兴未艾，商业贸易繁荣，思潮流派的观点和论证与日俱新。是一个涌动着活力，处在时代变革中的大都市。现代技术的革新一方面给城市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都市中的人们带来了落差和疏离感，普通市民在城市变迁的迅速中，除了对于沧海桑田的惊讶，更多了对过去生活的怀念。这种典型环境中必然孕育出像“我”这样敏感又怀旧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典型人物本身也是带有矛盾的，既收到新思想的冲击，渴望个体解放，又对过去的生活状态有所眷恋。个体在矛盾中寻找生活的平衡点，寻求稳定的生活，寻求愉悦的生活状态以期达到统一，但又在这一次“雨中偶遇”中打破了原本被平静生活掩盖的统一。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形象与平静中蕴藏着变革契机的典型环境有着很高的契合度。

典型人物总要慨括一定时代、一定阶级中某类人物的共同本质,反映社会生活的某种规律。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是否能够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关键不在于作家选择什么人物、什么题材来描写,而在于是否能通过典型化,使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达到高度统一,使人物性格的普遍性与个别性达到高度统一。从这一点上来看，《梅雨之夕》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高度融合的艺术作品。

二、从马尔库赛关于“文学通过‘新感性’完成人类的解放”角度浅析施蛰存《梅雨之夕》

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对一个优秀人才的定义在于，其是否有能力适应城市生活；而一个人证明其在都市生活中的生存能力的重要标准，就是他在城市中体现出的生活品质。职业、薪水、居住条件，乃至个人爱好，甚至配偶的职业、薪水和审美趣味。越是现代化的大都市，衡量人才的标准越多。也就是说，在种种标准之下，都市中的人，想要在都市体面地立足，就必须用主动选择把自己塑造为一个符合都市人才标准的人。

弗洛伊德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三个人格的组成部分。本我层次包含两个最基本的本能:以爱欲为主的生本能和侵犯欲占统治地位的死本能。本我是按照“快乐原则”活动的,也就是不顾一切地要寻求满足和快感；自我是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从本我那儿分化出来的。当本我的要求与现实相抵触而不能得到满足时,便产生了自我。自我受“现实原则”支配,一切以日常生活为准则。超我是人格中的道德部分,它代表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要求的是完美而不是实际或快乐。这种原则使人获得自我保护,能立足于现实社会。超我遵奉理想原则,尽力使人向理想化方面去发展。

弗洛伊德所阐述的就是在上述典型的现代社会环境中，大多数典型人物的心理。然而马尔库塞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压抑性现实,他构想了一种非压抑性文明,希望借助于艺术的审美形式来抗衡现实,解放人性。也就是释放人类的“新感性”，从而破解工业社会对人类精神的扭曲和异化。释放“新感性”是一个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变革世界的政治实践和追求个人解放之间的调节者。

《梅雨之夕》中的“我”是在无意识地释放自己的“新感性”，而故事中，这次释放的导火索就是“我”在雨中偶遇年轻的女郎。文中提到，“我”对那位年轻的女郎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朦胧的爱意，以至于“我”纠结，在雨中苦苦等待，并把女郎送回家，且最后当女郎要分别时，“我”感到了不舍和惆怅，并久久沉浸在这有些忧愁的感觉之中。引发这种爱欲的，不是契合的社会地位和相同的价值关，而仅仅是女郎的外貌和着装，她仅仅是在“我”的面前掠过，就吸引了“我”的目光。这种朦胧的爱欲就是“我”的“新感性”的释放，是一种仅仅从审美感受上出发的一种自然的情绪波动。

参考文献

[1]韩林德.典型问题[J].国内哲学动态,1980(09):45-56.

[2]周均平.审美乌托邦研究刍论[J].文学评论,2010(03):73-84.

赵纯一（1998.10-），女，汉族，福建省福州市人，长春理工大学大二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