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别王琰

试论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别王琰

王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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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形成的最主要基础是自然与社会基础，中国和西方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基础、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

一、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基础不同

首先自认为地理环境对中西政治文化有影响。任何民族为了生产首先是要获取一定的生活资料。自然环境正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基础。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我国的汉文化发源于西北和中原地带，自然环境适宜于农业，我国又是地处西北多山，北部为大沙漠，东南面临大海，影响了对外交流，这就决定了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性的特点。

而西方国家的文化大多发源于海洋附近，人们面对大海，以海为生，较早从事海上贸易，因此在文化形态上比较开放。其次是中西方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都是自然经济形态，这种方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由于传统的政治上的重农抑商，使商品经济在我国一贯受到压抑。所以我国的古代文化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化，而西方虽然也经历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但较早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不断壮大，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是不同于中国臣民文化的公民文化。再次是中西方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社会政治生活是一个民族政治文化的直接基础。在我国古代，奠基于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而在西方君主立宪制或三权分立的国家中，人们敢于冲破封建的束缚，呼唤理性和人的自由。

二、看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治国之道不同

所谓治国之道也就是治理国家的政治思维。首先，中国寻道，西方穷理。中国自诸子百家起都致力于“道”的求索，最终形成了儒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治国之道和做人之道。而源于希腊文化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在政治思维路向上是追求科学、理性，其对政治科学的行程和理性价值观的确立，对于现代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有很大的意义。其次，中国对治国之道的探寻和西方对国家本质的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中国历来关注治国之道，追求德、礼、政、法的统一结合，强调以民为本。中国古代由君主总揽国家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大权，对臣下和民众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君主专制下的权利结构也决定了人们的相互关系，唯上、崇上意识突出，形成了官贵民贱现象，培植了等级森严的官本位制和特权制。而这种君主专制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长期存在，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有民本主义的调节，使君主滥用权力的现象不能不有所遏制，而不至于公然以天下为敌，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把民众作为君主治国的基础，而绝非让民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

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崇尚理性主义，注重政体研究，对公民的“自我”表现关切，另外政府保障公民对人权的追求，强调法律统治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后出现的法学政治就取代了神权政治观、伦理政治观，使公民有了公共权力观念、法治观念、自由平等观念、人权观念，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三、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体制的建立思路不同

中国政治体制设计的导向则适应中国国情采取一元化，中国早期国家如夏商周无一例外都是巫——王合体的一元权利结构。这种君主被奉为神一样的地位并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权利结构形成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形式的基础，并延续到封建社会结束。在这样的社会中皇帝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利，立法权制法权司法权都由一个权力中心——君主所有。

西方政治体制设计的导向一直实行多元化，西方政治体制中几乎没有单一权利所属的独裁体制。国家的几项基本权利也都不是集中于一个人手中的。古希腊城邦的例子是多元化的典型体制，孟德斯鸠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关于“权利分立”的管道可谓家喻户晓，成为西方社会共识，司法独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且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方面已形成了稳定的良性的社会模式，政治体制监理思想的不同，形成了中西在政治局面上表现为一统天下和分立主义的不同。

四、在政治权利认知方面，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存在差异

中国“家天下”的传统认识。基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说，中国更重视统治集团与官僚队伍的自身制约。强调重道、正身、舍生取义、廉洁奉公等政治道德，把伦理道德作为人的本质，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而完善自身，把实现完美的道德人格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家天下”认识。

而西方政治更注重“公共权力”。在政治权利监督意识上，西方强调权利分立与制衡。在西方的政治舞台上最显著的一种政治权利是三权分立，它分别是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相对独立。在美国，行政权指政府，立法权指国会的上下议院制度，司法权指法院。三权分立很好的实行了“宪政”的主旨思想。实现了依宪治国的目的，也是法治国家的根本面貌。随着资本社会的发展，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出现，使国家权力不集中于国家机构的某个部门或一部分人，而应当合理地划分成若干部分，由宪法授予不同的国家机构（部门）和不同的人所指掌，这些分立为不同部门的权力之间形成彼此制约的关系，其中任何一部分权力都不能独占优势。

五、治国基本方略问题上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存在差异

从古至今无论中国西方每个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治国方略，只是主流和重点各有侧重。中国主德重德，中国儒家政治文化讲求礼、也讲求法，把礼法关系定位为“德主刑辅”。

儒家立法合一的人治政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注重贤良。孔子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他把贤人看的比良法更重要。其二，注重礼法德刑的关系。所谓“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强调礼为本、主体、为主，法为末、为用、为辅。

西方主法重法，致力于正义国格的追求。而西方的以法治国思想认为，法律拥有超越时空的权限，法律永远高于人，而不是人大于法。西方重法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希腊雅典城邦时期，希腊城邦建立了古代公民权利最发达的民主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所著《政治学》中说：“城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到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时，雅典城邦的政治已达到古代奴隶制条件下最民主的程度，当时雅典城邦的执政者是绝对受法律约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六、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公众政治角色定位不同

中国由于农业社会和农民是人口主体的制约，是以个体义务为本位，个体对国家具有强烈依附性。西方则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工业化经济进步，是以个体权利为本位，个体对国家具有独立性。因此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自己在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管理中的角色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子民文化源远流长，因而公众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子民身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诗句，开创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沿袭的臣民文化。

“所谓顺从，就是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但是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作用的看法却仍然是顺从者的看法，也即他们受政府行动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行动。他们不仅可能对警察和行政官员给予他们的待遇抱有积极或消极的预想，而且会有各种政策选择。他们甚至还可能对证券和权威人物产生某种合法感或者疏远感，但是他们对于政治参与则始终抱被动的态度。”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的这段话，精炼地诠释了臣民文化的影响和表现。中国沿袭两千年的政治文化正是这种典型的臣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