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仲淹的一生窥探中国古代士人的几个特点

从范仲淹的一生窥探中国古代士人的几个特点

詹茜卉

詹茜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K820文献标识码：A

摘要：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如同他身处的北宋王朝一样，他作为唐宋士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在中国古代士人这群浩大而辉煌的队伍中可谓是承前启后。因此，从他丰富的一生，我们不难品出中国古代智识阶层的独善修身、忧国忧民等独特之处。而这些特点，也许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关键词：范仲淹古代士人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①即是说，仅有知识并不就是知识分子，只有同时具有现实关怀和个体超越的人才能称为知识分子。然而，我们并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理解与界定来看待中国的知识群体。中华文明浩如烟海，历史的传承下不同时期的古代士人也有着不同的特点，他们作为社会上充满个性与责任感的阶层，着实可以成为他们所处时代的缩影。而唐宋时期，作为不断崛起的士大夫阶层，无论在政治演变还是学术文化上，更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北宋中期，这些士人甚至“取代了世家豪族而成为社会上的中坚与政治上的基干”②

宋朝是士人拥有相当的发言权的时代。政府重文轻武，使他们对于儒家倡导的“入仕”的实践表现的最为积极。另外，士人目睹国家积贫积弱，外族骚扰日益严重，相继提出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企图通过政治上的某种改革强国强兵富民并抵抗外患。范仲淹的一生正是处在这种积弱局势形成的过程中。因此当他登上政治舞台后，最先提出一套改革方案，并于1043年间付诸实施，这即是众所周知的“庆历新政”，北宋也由此揭开了改革的序幕。这里我们暂且将这项改革放置一边，来重新回顾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的一生。范仲淹作为历史名人，为后人所称颂，自然是符合自古皆准道义风范。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士人的一些基本特点，更可以窥探他作为一个个体所具有的他人所不具备的一些特质。这些过人之处，使他在中国历史上卓然不群，其影响甚至一直持续至今。

范仲淹出身于官宦世家，但到他这代已是家道中落，他自己也曾明确表示自己“起家孤平”。③正因如此，他日后才会说出那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从他一生的实践来看，这句话也基本是出于肺腑的。

范仲淹的孝顺暂且不提，单从他对继父的知恩图报就很为人赞叹。仲淹仍在襁褓时，父亲便去世，其母带他改嫁长山朱文翰，因此仲淹幼时亦冒姓朱，名説。由于朱文翰对仲淹有“长育之恩”，仲淹显达后“常思厚报之，及贵，用南郊所加恩，乞赠朱氏太常博士……”。这种知恩图报的性格恰正符合了儒家有孝有义的君子传统。

另一个也常为正史传记所赞扬的便是仲淹求学的刻苦节俭。这里不赘述，只引用《宋史·范仲淹传》里关于他苦学的一段话：“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寒窗苦读，带来的就是扎实的学养，以及“入世”的机会。早年的艰苦，使他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性，也不必多说。如果想青史留名，而且是好名声，这两点是必须做到的，那么范仲淹之所以在所有一同勤奋的士人中如此出类拔萃，一定还有其与众不同之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志向。范仲淹作为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对于儒家经典自是纯熟不过。但他认为读书人不但要体会经典的精义，而且还要实践笃行。仲淹入仕后，即是怀着儒家的政治理想，去进行政治改革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他一生自觉精神的鞭策，更被后人奉为经典名句。但是，范仲淹还曾说过一段同样使人为之动容的话，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士人高度的责任感以及超乎一般士人的“忧乐观”：

“且士大夫之于学也，固於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①

范仲淹还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所推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敢于直谏。当众臣畏惧眀肃皇太后的权威，不敢提出反对皇帝亲率百官为太后当朝拜寿的行为，只有范仲淹上疏谏阻，认为这会有失皇帝权威。仁宗向太后贺寿的仪式最终取消，仲淹的大胆敢言的作风，马上震惊了满朝文武，这一年，他四十一岁。之后，他上疏请太后还政，又讽刺当时的丞相吕夷简未能尽职，也因此第一次被贬。但是他的这一敢言，特开启了北宋中期士大夫好议论的风气。而范吕之争，也一直从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持续到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左右。范仲淹因此也几次被迁，甚至险些引起党祸。但是，他们两人同为后人称道的是，当北宋面临西夏威胁时，两人均弃前嫌。仲淹被起用后，向吕致信表示歉意，吕也向仁宗进言，升范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其中的政治因素等等暂且不论，国难当前，他们都能以国家的利益和前途为重，尽释前嫌。仲淹的推诚相与，夷简的立意补过，都表示了君子风度，是古代士人的忠义之道的极好实践。但是，这是仅从士人本身的修身志向而言，如果加上我们刚刚不论的政治因素，问题就不会那么简单了。他们两人毕竟是“士人”与“仕人”的双重身份，之前的争执让倾向于仲淹的士人无法同他一样释前嫌。这样的后果就是，朋党议论继续下去，今后凡有争执便立成党派，形成了极为不良的政治风气，不但影响了范仲淹之后的“庆历新政”，也影响了此后更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

而在军事上，范仲淹亦有其过人之处。北宋积贫积弱的原因其实范仲淹在主持西北军务时，便有所总结。这也是他超出其他士人的突出之处。如上所述，当西夏危机北宋西北边境时，朝廷重新起用范仲淹，由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其军事上的能力，可以从一民谣上体现：“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朱熹的《名臣传》甚至说，当元昊听到这首民谣时“大惧，遂称臣”。其实范仲淹守边期间并不急于作战，而是用德政以得民心。这可以说是他用儒家传统应用于战争之中来使人心归服。比如他会教边民农桑，关心其捐税是否繁重等等。而他对士兵则体现在改黥面为刺手，这却看出他敢于颠覆传统不合理的规制，以人之尊严为上。

然而，他更敢于直视时弊的是主张教育文武合一，并且希望朝廷不要尽委文臣担任边帅。他几次上疏要求文武参用才能达到稳边防治于一的效果，同时还请特准对于有功的武将跳升两级。他重用武将的论调，与当时多以文臣领武事的基本国策不合，所以基本没有为朝廷所接纳。但他对于社会的洞察力和敢于直述的勇气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今都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范仲淹由于得到军民的拥戴，并采用了正确的防御策略，终于守住了西北边境。他在北宋积贫积弱情况下，能以局部之力，保住边境人民的安全，显然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北宋由于不断受到外族侵扰，国内经济自然会受到很大影响，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外忧下的内患显得更为棘手。韩琦、范仲淹二人联手，发起了改革运动，即“庆历新政”，这也为北宋变法时代的到来揭开了序幕。范仲淹与韩琦都认为内忧引起外患，要免除外患，必须先改革内政。因此他们变法内容的十项，只有一项提到了修武备，其他都是关于内政的改革。也正因如此，我们后来评价“庆历新政”多说这是一项着眼于吏治的改革。归纳三点就是澄清吏治、富民强兵、厉行法治。由于“新政”并不是本文重点，只是作为一种承启，因而也不多说。但是这里他要求改革考试，减少恩荫，裁汰冗官都触及到很多曾蒙受先人侥幸做官的士人的利益，不用深思也知这其中一定会充满各种阻力。

范仲淹在知杭州时已经六十一岁了，他在这里创办了历史上著名的义庄。而这与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由于自己早年艰苦经历的教训。他创办这个，就是为了“收族”，保证这个家族的凝聚。“他为了赡助穷乏的族人，置田收租，作为族中公产，名为义庄，田称义田，义田收获的米称义米。”①义庄周济的对象除了范氏家族这一主体，对于乡里外姻亲戚也会做出相应的济助。他通过让人民修筑义庄，寓救济于建设之中，解决了当时的流民问题，减少了不少的社会问题，这一点似乎一直为后人所参用。但我们不得不说，他的义庄也是族外农民的劳动剩余来维持的，从阶级观点看这无疑是一种剥削。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关于保护家族的做法极符合传统的家族观念，各地世家豪族凡有条件纷纷效仿，以常熟、吴县等地看，即有六十多处义田。这意味着土地的大量兼并，农民的无立锥之地。这无疑是说明了范仲淹即使再体恤百姓，也终究是站在优越的封建道德的角度。如果把这一情形拉远来看，“它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造成了零散分割的局面，加强了小群的观念，削弱了大群的意识，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绊脚石。”②

最后如果只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待范仲淹，他对于扭转一代风气，贡献是非常大的。《宋史》记载这样一句：“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而从思想颓废转为积极奋发不能不说是与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所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几次提到了范仲淹。如11月23日《修身》课堂纪录:“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范仲淹以其直率坦荡的人格和深厚的学术基础与政治地位，再加之如欧阳修、周敦颐这些挚友，将“经世致用”的学风不断发扬光大，直到近代，古代士人都深受其风的影响。

范仲淹本人的篇章千古留传，其大气而优美文风不知激起多少士人的壮志豪情。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后人什么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以深沉而苍凉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告诉后人什么叫保家卫国。在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士人有很多，但能留下如此丰富遗著又知兵善战，能办事又能传教的，范仲淹真可谓是一个典型。他集中国古代士人所称道的忠义、孝道、刻苦、俭约、正直、学养于一身，他满腹理想将一生用在负天下之任的行动上，不免让人想到《岳阳楼记》中他最后的一句感叹：“微斯人，吾谁与归？”

参考文献：

[1]陈荣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第194页；

[2]《范文正公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

[4]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香港.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第2页。

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

②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香港：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第2页。

③《范文正公集》卷十五《润州谢上表》，第4页。

①《范文正公集》，《褒贤祠记》卷二，第一页。

①陈荣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第194页。

②陈荣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