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浙江湖州313000
【摘要】目的文章主要针对精神心理护理在老年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研究。方法将我院收治的老年抑郁症患者64例随机平分为常规组与研究组。常规组患者接受常规化护理,研究组在常规化护理的同时接受精神心理护理。结果研究组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显著低于常规组(P<0.05);研究组健康感觉、疾病认知、社会支持、行为能力、总体感觉等生命质量指数评分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结论为老年抑郁症患者加强精神心理护理,可减轻其抑郁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值得临床借鉴普及。
【关键词】心理护理;老年抑郁症;应用效果
引言
老年期抑郁障碍(seniledepressiondisorder,SD)可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广义的SD是指存在于老年期(≥60岁)的抑郁症,包括原发性(含青年或成年期发病、老年期复发)抑郁和老年期的各种继发性抑郁。严格而狭义的SD特指年龄≥60岁、首次发病的原发性抑郁。SD除具备一般抑郁障碍的主要症状外,常具有躯体症状、疑病症状、焦虑激越、精神运动性迟滞、自责自罪、妄想、认知损害、自杀倾向等。SD患者常无典型的抑郁心境,多以躯体不适为主诉,共患焦虑高,未发现率高,求治率、治愈率低。SD病因未明,可能与机体老化特别是大脑的进行性改变有关,也可能与躯体功能衰退、家庭结构变化、原有社会支持网络削弱等导致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有关。本文从SD的流行病学、影响因素及预后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早日发现和建立预警系统提供思路。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我院老年抑郁症患者64例,在2016年12月-2017年12月间入我院并接受治疗。均为初次发病;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伦理学要求;不曾用过抗抑郁药物。排除系统功能严重障碍、酒精或药物依赖、双向情感障碍者。通过电脑随机的方式,平分为两组,即常规组与研究组,两组分别有32例。研究组中19例男性研究对象,13例女性研究对象,年龄61~88岁,平均(71.5±5.1)岁;13例猜疑或嫉妒,11例自杀倾向,8例焦虑。常规组中20例男性研究对象,12例女性研究对象,年龄60~88岁,平均(71.6±5.2)岁;14例猜疑或嫉妒,9例自杀倾向,9例焦虑。对比两组临床资料,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比性较大。
1.2SD的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1.2.1性别和年龄对SD的影响
研究显示,SD的发生与性别有关,女性SD发生率高于男性,女性为社区SD的风险因素。这可能与不同的暴露和易感性有关。如对台北社区3970例≥65岁的老年人采用短版GDS分≥5分定义为老年抑郁的横断面研究发现,SD患病率为9.8%,女性SD患病率(12.4%)高于男性(7.8%),可能和与女性相关的因素如低受教育水平、丧偶、独居、经济条件差、认知受损等有关对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以色列的4449例75~84岁的老年人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forepide-miologicstudiesdepressionscale,CES-D)、GDS量表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除了瑞典男女发病率差别不明显,其他国家女性患病率均高于男性。有研究发现,抑郁发生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亦有研究未发现此现象。
1.2.2居住地对SD的影响
有研究认为,农村老年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城市,但也有研究发现,城市SD发生率高于农村。采用GDS对江西省461例≥60岁农村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SD发生率为63.50%。采用健康调查简表和CES-D对衡阳市农村社区311例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SD总发生率为32.68%。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等对深圳市1260例老年外来人口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老年期抑郁症状阳性率为21.8%;且年龄大、非在婚、有慢性疾病、睡眠状况不佳、自觉精神压力大者SDS得分较高。有研究显示,福州城市社区老年人抑郁发生率为60.3%。年龄、文化程度、有无配偶、家庭关系和睦与否、是否受家人尊重等是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男性、自评健康良好、无慢性疾病、社会活动参与积极的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相对较低,年龄、饮酒状况是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月收入水平是城市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居住地可能通过与经济相关的因素影响SD的发生。研究显示,城乡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为经济状况、健康水平和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并不直接作用于老年抑郁;其中健康状况对城乡老年人的抑郁影响最大,而经济状况则对农村老年人的抑郁影响最大。研究发现,韩国疗养院中老年人抑郁发生率、抑郁评分均低于社区;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后,居住状态为重要预测因素。
1.2.3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对SD的影响
受教育水平低的老年人发生抑郁的风险最高;文化程度是综合医院住院患者SD的风险因素。研究显示,老年大学班55岁以上老年人抑郁情绪检出率为9.0%,且抑郁程度较轻,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而对排除医院、养老院的社区居民的研究显示,低教育水平、年龄较大、低收入阶层者不是抑郁的高发人群。文化程度可能与社会经济有关。有研究发现,老年抑郁发生率随月收入增加而下降,经济条件影响老年抑郁的发生,是其危险因素,月收入水平最高的城市老年人抑郁发生率相对较低。对418例湛江60岁以上居民采用SDS调查,未发现经济收入对抑郁有影响。
1.2.4躯体疾病对SD的影响
患躯体疾病者为SD的高发人群,老年高血压患者抑郁发生率为64.4%,61%~67%的80岁以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合并抑郁。自评健康状况影响抑郁,且其是韩国社区老年人抑郁的有力预测因素。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慢性疾病、自评健康差为抑郁的风险因素,且自评健康差的老年人患抑郁症的风险较患慢性疾病老年人高1.3观察指标以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两组抑郁症状改善情况,分数越低,抑郁程度越轻。采用QL-Index生命质量指数评估两组患者健康感觉、疾病认知、社会支持、行为能力、总体感觉,各项2分,总分10分,分数越高,生命质量越高。
2结果
2.1对比两组SDS评分
研究组SDS(35.5±4.1)分,常规组SDS(46.4±4.5)分,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128,P<0.05)。
2.2对比两组生命质量指数评分
研究组健康感觉、疾病认知、社会支持、行为能力、总体感觉等生命质量指数评分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见表1。
表1对比两组生命质量指数评分
3讨论
老年人为抑郁症高发人群,心理素质差,容易出现逆反和配合度低下的现象,影响治疗效果,导致生活质量降低,在积极进行药物治疗的同时需注意给予患者有效心理疏导和精神护理。心理疏导有助于根据患者心理状态进行个体化护理,增强其治疗信心,使其保持乐观态度,促进患者治疗配合度的提高;精神护理则根据患者病情给予有效护理,在较为配合的情况下加强健康教育,在敏感时期加强监护,在稳定期加强沟通,可有效预防不良事件的出现。本次研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护理。结果显示,研究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抑郁自评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且抑郁症康复效果、依从性评分高于对照组,平均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这是因为老年抑郁症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护理可有效缓解其抑郁情绪,而情绪的改善有提升了患者的临床配合行为,有助于提高患者遵医用药依从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从而加速了患者康复,缩短了住院时间。也显示,心理护理干预对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症状的效果确切,有助于提高患者满意度。
综上所述,老年抑郁症患者行心理疏导和精神护理的应用效果确切,可改善抑郁症状,提高护理依从性,缩短住院时间,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高寒.认知性心理护理应用在老年抑郁症护理中的临床价值探讨[J].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2017,2(3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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