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转型及优化路径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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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转型及优化路径

杨翌铎

(西南大学,重庆北碚400715)

摘要: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冲击着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格局,这为城市社区治理的转型及优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网络属性既能加强治理主体之间的联系,又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实时的资讯以及需求应答。如何实现“互联网+”与城市社区的有机结合、实现社区主体间的协同治理将会是未来社区发展的研究重点。本文通过梳理凝练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并据此提出相应的转型优化路径,以期突破传统社区治理的格局,发挥互联网等现代化技术作用,整合多元力量,从而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向“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的转型。

关键词:“互联网+”;城市社区;社区治理

一、社区治理与“互联网+”基本内涵

(一)社区治理

国内外对于治理的概念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究其权威性与代表性而言,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定义为:治理是指个人与公、私机构管理其自身事物的各种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诉求不同的利益趋向得到调和并逐渐走向联合的持续过程。具体而言,治理是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而并非是某种制度的表现形式,它没有一套固定的规章制度,也并不是指某种活动。治理所依托的是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在某种意义上二者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

将治理深入到城市社区治理,则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一种持续的活动过程。在这个持续活动的过程中,政府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为达到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协调合作,为社区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与服务,这一点正体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共治。

(二)“互联网+”

“互联网+”是随社会信息化发展而衍生出的一种新思维理念,就社区服务供给而言,它是利用互联网及现代化信息技术将各个行业的资源进行统筹,通过大数据平台、技术分析、云计算技术等手段来融合传统的服务供给模式,最终实现传统社区转型的经济社会新形态。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作用逐渐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发展成熟,“互联网+”对中国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互联网+”对于城市社区治理的意义

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社区治理的优劣结果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为传统社区治理的转型和优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生产方式及社区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互联网+”是城市社区治理转型的必然途径。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覆盖率极高,时至今日,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平均上网时长逐年增加。在城市中,互联网技术已进入到千家万户,几乎改变了每一个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而社区居民又是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信息传递渠道,实际上是弱化了政府的主导能力,相当于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渠道。同时,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尚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对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多样化需求,而互联网的网络特性促使社区服务实现多方共谋、共建、共治、共享,多方供给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更好地对社区民意、需求和意见进行收集和分析。无论在何时何地,社区居民都能够有效表达自身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多元治理主体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从而对社区服务资源进行重组整合以及配置,采取具有针对性、差异化的服务行动。同时,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平台技术开展社区协同共治的创新,极有效地促进了社区组织的扁平化组织变革,促进社区服务模式实现转型优化,拓展了城市社区治理的操作空间。

三、互联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互联网所具备的优势性条件带来的极大创新与机遇,与之相应的是“互联网+”社区治理的转型过程将极其困难,处理转型优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也会影响到最终城市社区治理的成效。具体而言,在转型实践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主导者的认知水平及传统思维束缚将会影响转型进程的持续推动力

我国社区的管理体制当前仍处于从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型的阶段,政府部门对社区拥有极强的控制力,在大部分政府官员的思想观念中,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单纯的统辖从属关系,即以政府部门作为唯一的主导者,通过社区、街道委员会对社区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从根本上而言使得政府部门对于其他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态度仅由不支持变为了不反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敢真正放权与社区及社会组织,二是在接纳社会组织加入社区治理体系的行动中仍旧保持着消极的态度,不愿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加之部分官员的认知水平较低,对“互联网+”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动力或是不愿意尝试互联网治理创新,或是认为将“互联网+”与传统社会管理简单结合就能完成社区治理转型,缺乏详细的规划。但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向“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曾考虑到的挫折与难题,甚至难以取得成效,这需要主导者持续的关注与修正。这与主导者的认知判断本就具有一定的出入,若是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改革,整个转型优化的进程难免功亏一篑。

(二)多元主体的知识水平以其与主导者的观念冲突导致转型进程寸步难行

互联网技术虽有各种优势益处,但与以往的社会变革而言,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社区治理转型本就对多元治理主体的知识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社区居民对“互联网+”的概念内涵认知不清,对于新鲜事物的接纳程度不一等因素一定程度上会与主导者之间产生观念冲突,社区居民能否对互联网技术加以理解运用也会直接影响到“互联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最终成果。举例来说,社区居民中的老年群体很可能会因为难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及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被排除在社区治理体系之外,这反而违背了传统城市社区治理向“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转型的初衷,加大了社区内部的不平等,使得部分人群的参与程度不高。另一方面,由于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与主导者存在冲突,二者思考问题时所立足的层面不同,即主导者更多地是出于社区整体发展的考虑,而部分社区居民只是立足于自身利益去考虑问题。同时,当治理所涉及的领域极具专业性时,部分居民也难以从专业性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加剧了参与主体参与程度上的不平衡,使得这部分主体难以了解主导者的意图,从而导致转型优化进程寸步难行。

(三)网络空间中的非理性表达阻碍互联网参与社区治理过程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原有的信息流通渠道,在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对平等的交流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非理性表达”的机会。网络信息传递本身所具有的匿名属性为部分极端分子提供了“合法”的保护衣,即在网络中社区居民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但很有可能出现极其不合理甚至违法的言论或是行为,一些非理性的言论所带来的负面的煽动作用不可忽视。若对这种情况不加以约束,这些非理性言论必将对社区治理造成极大困扰,对于互联网交流平台的监管将是转型优化过程中的工作重心之一。

四、“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及优化路径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从整合资源、信息监管规范及思维理念三个方面推进“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及优化路径。

(一)发挥互联网优势、整合资源,提供多样化、特性化社区服务

“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要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平台的优势,对政府、社会、社区等各类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利用信息平台不断提高人、财、物、居民需求等各方面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丰富社区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日常等各个方面的基本需求,实现资源纵横联动有效配置。

(二)加强信息安全建设与网络监管力度

信息整合是“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的最大优势,而信息同时也是该模式中的薄弱环节。一方面,无论是各个治理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及频繁的调用,还是政府、社会、社区之间产生的数据流动,都存在信息安全隐患。在信息管理及防卫方面要做好软件硬件的维护更新,在技术层面确保信息资源的安全,尽可能避免信息资源的泄漏与滥用;另一方面,网络交流中的尺度把控也是监管的重点,非理性言论的影响不容忽视,必须订立严格的规范制度,从法律层面约束各个主体间的非理性交流,规范网络参与行为。

(三)摆脱传统思维,树立多元化治理理念

政府应主动拓宽社会力量的参与渠道,摈弃政府主导,一家独大的传统观念,充分认识到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能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通过全面系统的规则制定执行,真正做到将一部分管理权力让渡给其他多元主体,引导各个主体履行治理职责,发挥城市社区治理分担者和合作者的作用,保障民主权利,集思广益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社区治理难题。同时要建立符合社区情况的民主协商制度,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为多元治理主体提供理性沟通和社区决策的平台。

五、结语

“互联网+”背景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倡导利用网络信息化技术在社区治理的各个方面实现颠覆性的变革,“互联网+”既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也是一股能够提供极大助力的时代潮流,它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其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主动的去尝试去适应一定会好过被动的转型。“互联网+”参与社区治理是大势所趋,能否实现传统治理模式向网络化互联网社区治理转型,不仅要看政府是否持有端正的开放态度,更要看各个参与主体能否始终保持决心和毅力,共同完成这一重大转型。

参考文献

[1]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王国华,骆毅.论“互联网+”下的社会治理转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10期.

[3]李潇,王道勇.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网络参与问题分析——基于上海市X社区的个案研究.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杨翌铎(1995年3月—),男,苗族,贵州铜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