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驾南巡日录》与《大驾北还录》研究

《圣驾南巡日录》与《大驾北还录》研究

张敏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

署名单位“黑龙江大学”，此论文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YJSCX2017—101HLJU

摘要：明代历时近三百年，正史所呈现的史实多为宏大磅礴，但笔记以小观大，更于细微处体现时代特色。《圣驾南巡日录》和《大驾北还录》分别记录陆深随世宗皇帝南巡显灵及北归京城途中的见闻。笔记中多出细节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是研究当时政治文化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圣驾南巡日录》；《大驾北还录》；陆深；笔记

从陆深笔记可以看出，在“大礼仪”事件中，他更倾向于“议礼派”，视世宗的举措均为“上心之独断”。很多人都持这样的观点，支持“议礼派”人就是迎合世宗的喜好，此说辞固然是不严谨的。正如学者田澍所说“在议礼之初，形势不明，特别是在杨廷和集团暂时的强大攻势面前，张德等少数反对派的力量十分微弱，如果他们没有超人的勇气和远见卓识，是不可能击败杨廷和集团的”。此次南巡对世宗个人及整个政治生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能简单否认陆深等人“议礼派”的主张。

1.南巡对世宗的重要意义

世宗南巡和北还的起因都源于“大礼仪”，是该事件的延伸。而“大礼仪”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明世宗朱厚熜复杂又特殊的身份，他以地方藩王晋升皇位。因此世宗面临着将谁视为皇父皇母的难题，是生父朱祐杬，还是养父朱厚照。朝廷自上到下明显分出两个派别，即以为杨廷和代表的护礼派，和以桂萼为代表的议礼派，世宗明确，追封生父生母为皇父皇母。提升父母身份，更是巩固自身权威。因此南巡不简单是个人安顿已故父母的问题，更是抉择未来哪一流派能够成为权力的主流的重大争论。嘉靖十八年，世宗毅然带领着大队人马开始了他的南巡。

《圣驾南巡日录》开篇即写到“上心之独断，诸凡机务，咸躬亲裁决”。从陆深的记录可以看出世宗着实用心，考虑事情面面俱到。首先是稳定皇宫内的各方势力，为此册封了太子和各位亲王，安排好留守，同时不忘边疆的防御“遣使行边”；他不仅注重实质，同时兼顾外在的形式，无论是车旗还是服饰都要求焕然一新，这都是其他臣子达不到或不敢达到的奢华，“皆出夙办，非臣工之所能与”，目的是要让旁人看起来有气势，不失君主身份。

“嘉靖十有八年巳亥春正月望，圣驾巡幸承天，相度显陵迁合。”世宗这次出行的直接原因是生母千古，加之安葬父亲的显灵漏水，需要南下实地考察，来定夺是母亲南渡还是父亲北迁。但是如果只是单纯地考察陵墓的环境，完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耗时耗力亲自南下。为此，很多人想制止这次行动，但都未果，“南京御史胡宾等疏，止南巡，不听”因为，对世宗来说这不简单是考察陵墓，更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举，是彰显皇权的重要途径，因此他必须亲自前去。

2.“大礼仪”氛围下官员的生存环境

笔记是正史的补充，《圣驾南巡日录》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南巡途中的具体细节，如官员的奖惩等相关信息，真实反映出当时官员的生存环境。世宗南巡和其他皇帝不同，以往帝王出巡都热衷于游玩山水，或考察民情。而这次南巡的政治目的特别强，因而显得格外严肃，文武百官从上到下都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整个行程安排紧凑，整体氛围肃穆庄重。这对身边的官员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虽随行人员在朝廷上均居显要地位，但因途中表现不同，最终命运也不尽相同。

世宗十分重视藩王朝见的礼仪，藩王是维护皇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同时又是制约皇权的危险因素，未经允许藩王不敢贸然出现。世宗出巡是藩王表现的好机会，同时因世宗曾经身份特殊，也是他展示皇权的好时机。为了使接见藩王之礼得体而大方，世宗专门安排人员进行讲解相关的礼仪，“会介溪讲送亲王还国之礼”。笔记中记有接见汝王朱祐椁的具体细节，场面非常隆重严肃：“汝王来朝，司礼监太监张佐，自行宫东门引王入东席殿，上升座，文武官僚侍班。王由行殿东门入，至御前行五拜三叩头礼，上避座受之，王叔行也，王退，复入东席殿。从官朝参如仪，后渠面见赐酒饭，鸿胪。”这件事之后又有人受到了相应的惩处，“劾彰德知府王旒失朝，有旨逮治”。相应的《国榷》也有记载：“彰德知府王旒失朝，下狱。”同时高三峰夺俸半年。同一时期还有很多人被罚俸，“松皋夺俸三月，该司六月以推补有忤也”；“遇高三峰，知张方山夺俸六月”。陆深等多位官员因失送亲王受到了惩罚。“晚至樊城候驾，得旨切责，以失送亲王也，与蒲汀杨峰俱待罪。……十二日庚辰黎明入朝待罪……十三日辛酉入朝仍待罪，巳刻始得降俸两级之命，喜惧交并，报名谢恩”。陆深被降俸两级，对此他已深感庆幸。官员们的生活并非安逸，需时刻谨慎小心。削减俸禄还都是小事，后来的发展才至关重要。例如在出行之前世宗“升夏言为光禄大夫、上国柱、少师、文渊阁大学士”，“升严高为太子太保”。但南巡结束后，他们二人就向着截然胡同的两个方向发展了，严嵩一直平遥之上，而夏言却一跌再跌。可见南巡，对多数官员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巡结束，北归京师也就预示着这件事得以告一段落，从陆深的笔记中可以看出氛围明显不同了。“二十二曰庚寅晓，发笋舆步柳巷中，旭曰清风，莺花燕麦，殊令人忘疲。春衣映草色，脉沐若浮，亦归途一乐也。”这是在《大驾北还录》中的记载，谢赏之后如释重负。“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心情好了，写出的文字自然是畅达的。在归京的途中明显多了几分闲适之情，沿途祭拜了多处名人之墓，如宋玉墓、黄宪墓、淳于髡墓、张释墓、欧阳文忠墓、陈文惠公墓、吴正肃公墓、裴晋公墓、宋文贞公墓、刘伶墓等。一方面是行官方的祭拜礼，同时也是与先贤共勉。

不得不承认，官员的生存状况都和当时的大背景息息相关，政治方向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顺应了帝王的心意自然顺风顺水，反之则步履维艰。对此陆深遭受挫折时才意识到：“不意君臣朋友之间，一旦瓦解若此，此罪何止诛殛？”

3.南巡途中的卫辉之变

“行殿亦灾，卫辉之变，焚毁法物甚多，后宫中贵受祸数辈。”相对应的《明实录》也有记载，“独锦衣卫指挥陆柄，负上出御乘舆，后宫及内侍有须于火者，法物宝玉多毁。”笔记与正史相互参照，更说明确了这次火灾损失惨重。

笔记能够佐证正史，对于研究卫辉之变弥足珍贵。此次南巡分两路出发，陆深担任的就是先行官的角色。所以他的笔记都是从个人视角出发，写他所见所闻所想。而正史的记录以世宗为准，所以对沿途的记录二者存在差异。陆深经历了南巡的全过程，其《圣驾南巡日录》一书对世宗南巡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有自己的感受，某些细节更具体入微。其中，陆深有两次写到行宫失火。二月二十八日接见汝王之后，陆深一路人行至亢村，“三更，行车途中，望火光，巳知行殿灾”，此事后，知州被罚俸六个月；三月一日，“行殿亦灾，卫辉之变焚毁法器甚多”。《明史世宗本纪》只记录了三月一日那次失火事件，“丁卯，次卫辉，行宫火”，《国榷》中也明确有两次失火“驾行而赵州临洺镇二行宫失火……夜行宫失火，宫人所遗烛也”。两天之内就接连发生火灾，“卫辉之变”绝非偶然，必与当时政治事件有关。

参考文献

[1]田澍．大礼仪与杨廷和阁权的畸变——明代阁权个案研究之一[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1）．

[2]（明）陆深．俨山外集卷六，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3]（清）谈迁．国榷[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

[4]明）徐阶等．明实录·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二二一[M]．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

[5]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作者简介：张敏（1986年11月—），女，黑龙江省北安人，哈尔滨市南岗区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