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百鸟朝凤》看寓意的建构与解读

从电影《百鸟朝凤》看寓意的建构与解读

曹百惠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电影《百鸟朝凤》作为导演吴天明人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从上映到播出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本文从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入手，试图分析影片想要建构的文化含义在播出后与观众解读间的多元性和单一性，即单纯感叹于传统文化的逝去，同时从解码的三种模式入手分析了电影寓意与受众理解之间出现的差异性问题。

关键词：《百鸟朝凤》；编码解码；传统文化；解读

一、《百鸟朝凤》剧情概述

《百鸟朝凤》是中国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唢呐这一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在农村社会的变迁下由受人尊重到逐渐没落的故事。孩提时代的游天鸣在父亲的的逼迫下拜当地颇有威望的唢呐师傅焦三爷为师，在不断的训练和磨合后被选定为唢呐班接班人的故事。

德国文学评论家本雅明认为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人们经验的贫乏，电影却提供了另一种经验，成为人感知世界的中介1。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吴天明，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其特殊的创作条件，通过《人生》、《老井》、《百鸟朝凤》等文艺类影片唤起了公众心中对传统乡村社会和时代变迁下传统艺术衰落的思考和关注。然而就像霍尔所认为的那样，传播和交流双方由于缺乏对等性使意义产生了“扭曲”和“误解”2，观众对于影片文化“情怀”的过多阐释，也使得影片隐含的其他寓意没有被很好地解读出来。

从2011年的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可以看出对文艺片的整体解读，“在题材上缺乏明显的视听奇观性、元素上缺乏明显的市场号召力、风格上缺乏类型模式性，而更主要的是传达创作者对人性、社会和历史的关怀，呈现和阐释”3,而制片人方励为争取排片的下跪事件更是重新将这部电影推向了大众的视野。

二、人物形象建构与艺术表现

霍尔认为，生产建构了信息，从信息来源到接受者的渠道中，“信息形式”是事件必要的“表象形式”4，因此导演对主角的塑造和对故事的艺术化编排就成为观众解读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在镜头画面和语言使用方面，焦三爷在屏幕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俨然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形象，这些通过以下艺术手段来表现：在体态上，教授游天鸣和蓝玉吹奏唢呐时不苟言笑的严肃神态；接活出班，演奏过程中的尽心尽责以及面对金钱诱惑时不为所动的职业操守；在语言上，如“唢呐离口不离手”、“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配享用”；在故事建构上，传统的陕北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父辈们从对传统唢呐艺术的看重到对其功能和价值的否定、唢呐班在婚礼上面对山寨西洋乐队的冲击、人们对唢呐出师礼仪的漠视以及在老村长的葬礼上焦三爷泣血吹奏《百鸟朝凤》的悲戚场面。从这些镜头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以焦三爷为首的传统人士对民间文化艺术的坚决坚守。任何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都倾向于推行其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分类，这些分类构成一个主导文化秩序5，这里的“主导文化秩序”就是影片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也是观众从影片中最容易解读出的一种意义。

三、观众解读的三种形式

随着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的扩大和《人生》与《老井》的问世，使吴天明第一次明确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方向，即聚焦于陕北农村，关注在贫瘠黄土地上生活的人群6。在上世纪90年代有过留美五年的经历，再次归来时中国的电影文化氛围已发生巨大的改变，纠结于传统、土地和现代性之间，吴天明的选择和思考，折射出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焦虑和纠结的生存状态，因此在对人物形象和故事的安排上，既延续了对乡土中国和传统文化的一贯思考，又在商业性和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体现出个人对传统文化的守望情结。

1.顺从式的解读

通过一些专业的电影评论网站（如豆瓣）和期刊杂志对电影的评价来看，对于传统文化没落的认同和对人文情怀的悲悯是比较多的一类，如一些网友评价：“将传统文化的灵与美、哀与殇发挥到了极致”、“这部电影能让你强烈的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必定存在着某样东西，值得你倾力去传承，去保护”等等，电视观众直接从电视新闻广播中获取内涵的意义，说明认同影片文化意义的观众与创作者基本达成了一致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感情。

2.协商式的解读

通过其他观众的影片评价来看，部分观众采取了协商式解读的态度，即持部分赞同，同时带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如“仅电影而言，抛去因情怀生出的不假思索的动容，总体并不算得上完美无缺，接近尾声的老旧套路和煽情过度”、“导演想要引起关注和重视的欲望过于热烈，乃至于较之前戏冷静的铺陈坦荡的叙述，新老时代的跨越之处显得多几分急功近利”、“更多的时候人们是为了表达对一个人的追思而放松了对作品的评价，真实客观地评价他的作品，或许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等评语，说明影片通过人物和故事建构的文化意义并没有被观众全部理解为成功的和感人的，通过某些场景可以获得某种一致的认同，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解读。

3.对抗式解读

对抗式解读指的是观众对于影片持与创作者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受众没有通过观看影片与导演达成共识，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没有实现预期的沟通目的，甚至产生了某些信息或场景被误读或扭曲理解的现象。通过翻阅评论笔者发现持对抗式解读观众对影片的一些评价，如“片子毫无时代感，一种本应珍贵而正在逝去的东西，表达得极为琐碎和不经意，甚至算得上粗暴”、“吹奏技艺被导演的手法糟蹋了，本应厚重的被省略了，剩下的只有表面吹弹可破的泡沫”、“

没有展示一种透彻的、现代化的价值观，仍然困守在非此即彼的模式中，困于乡村独自吹奏无人愿听的唢呐代表着信守诺言，而去往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却意味着背信弃义，得矫情而让人不明就里。”这些评价产生了与顺从式解读完全不同的效果，无论是从影片的背景还是具体的艺术表现，都没有产生出对文化的认同态度，有点甚至显得有点吹毛求疵。

四、总结

综合以上三种解读方式，我们可以看出现代观众所呈现出的特点，对于主流文化意义的认同、但不再对故事赋予的意义进行全盘的接受。由于每个人的文化坏境、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等诸多主客观因素的不同，因此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效果，这不仅受制于个人的因素，也受制于社会文化这个大的语境。在主导的意识形态下，观众接触到的符码和意义受制于本阶级的文化属性，出于自身坏境的差异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解读。

纵观影片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受众评价，从整体上来看实现了传播对传统文化之美逐渐逝去、对匠人精神赞美的初衷，引发了观众对于中国文艺类型片困境的思索和对传统文化的再次关注，同时产生的一些对抗解读可以看做这一时代观众思想的开放和批判意识的增长。

通过对《百鸟朝凤》产生的不同解读为例，提醒我们任何形式的影视文化作品即使表现出最简单的主导思想，由于不同层次受众间认知水准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未必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所以媒体人在传播影视文化作品时，确保优质的传播内容、带着认真负责的创作态度，怀着对文化的敬畏和尊重之情，才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品质。

参考文献

[1]陈力丹、廖金英，本雅明电影思考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新闻大学》，2015

[2][英]霍尔：编码，解码，见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第348页

[3]《2011年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第30页

[4][英]霍尔：编码，解码，见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第347页

[5][英]霍尔：编码，解码，见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第350页

[6]陈犀禾、王艳云，吴天明与一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影史影人》，第3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