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PPP模式的运用对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启示

澳大利亚PPP模式的运用对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启示

公培璐

公培璐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虽然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术语的出现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加之到目前国内运用PPP模式操作的项目还不多，缺乏经验，给PPP模式的运用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通过对澳大利亚先进经验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需要坚持完善立法工作、需要发展公开透明、创新激励等先进理念、需要积极转变政府角色。这样，我国才能在公私伙伴关系模式的运用中规避更多的风险，实现价值最优利用。

关键词：公私伙伴关系；澳大利亚；高速公路建设；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U412.3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3）07-0000-02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交通规划的迅猛发展，高速公路建设也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增长。在告诉公路建设中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逐渐走进了我们是视野，通过公私合作，结合各方面的优点以促进高速公路的发展。澳大利亚公私伙伴关系方面发展较为先进的国家之一。它先进的执行理念和完善的法律框架，都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高速公路建设中公私伙伴关系应用的诸多问题

尽管我国的公私伙伴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表1.我国高速公路发展表

单位:万公里.%

据统计，仅1996年至2005年，全国就有13个省市交通厅(局)的26名厅局级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在实际情况的运用中，法律框架的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因此，当务之急如何正确运用公私伙伴关系中的风险管理来对高速公路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更好的制约，如何通过对澳大利亚先进经验来完善我国发展中的问题。

三、澳大利亚公私伙伴关系的先进经验

通过对澳大利亚的公私伙伴关系中的风险管理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探究出很多值得借鉴的方面。

（一）先进的原则及理念。

澳大利亚的先进原则主要包括等值性原则、透明性原则、问责制原则。等值性原则提倡成本与收益的等值性，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衡量需要的社会成本。透明性原则主要提倡在公私伙伴关系的运用中也不能缩减对国家议会、纳税人和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有效性，尤其是在运用政府资源时，信息披露不应当被简化。问责制原则是指代理机构在对他们自身产出支付、传递等方面负有责任，包括公私伙伴关系在其他输出传递过程中的应用[2]。

（二）法律体系较为完善。

澳大利亚的高速公路建设是在项目建设管理立法框架下运作的。所有PPP项目，无论是建设、运营还是管理，都会在适用商法、合同法的同时适用海湾保护法、政府铁路法等法律。澳大利亚虽然没有专门为PPP立法，但有时为了推进某些重大工程项目，会制定一项特别法律或者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正。澳大利亚的另一个特征是以PPP政策指南为主导，自2000年开始，澳大利亚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有关部门陆续制定了有关规制公私合作安排的政策指引和框架协议。其中，维多利亚州的政策指南，可以说是澳大利亚PPP模式实施和发展的分水岭[5]。

四、澳大利亚先进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立法的完善性与公开、透明的先进理念及完善的法律框架对我国提出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创新发展理念。

首先需要改进的是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政治治理的过程是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过程。因此，在公私伙伴关系模型的运用中也要注重良好的公民参与机制。应该将公开听证、民意调查等方式有效的引入高速公路建设，设立专门的沟通机构及时听取民众建议，以达到监督的目的。其次，需要创新运用激励机制,公私伙伴关系是一种具备激励机制，以绩效为基础的安排。在公私伙伴关系中，将风险和责任转移给私营承包商，而只有在服务成功交付后才付款，以这样的方式调动承包商积极性。

（二）完善立法工作。

我国基础设施特许经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投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但至今仍没有一部法律规范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完善法律效力层级较高的、比较系统全面的立法规定。同时推行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是快速拉动民间投资需求的有效办法。只有制定专门的立法，才能提高企业投资意愿并解除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顾虑。

（三）政府由建设者向管理者转变。

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政府总是事事亲力亲为，不仅是管理者，更是建设者。而公私伙伴关系的逐渐推广，使得政府由划桨者逐渐转变为掌舵者。这样既节省政府资源，又调动了社会积极性。

表2.ppp合同的主要阶段中政府角色变化

上述采购方式关注的是最终成果，强化激励措、激发投标商在达到上述要求的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五、总结

经过发展，公私伙伴合作模式逐渐发展到了高速公路建设领域，推动了我国高速公路发展的进程。想要有效的规避公私伙伴关系运用中的风险，我们需要坚持完善立法工作、需要发展公开透明、创新激励等先进理念以促进公民参与机制、需要积极转变政府角色。这样，我国才能在公私伙伴关系模式的运用中更多的规避风险，实现价值最优利用。当然，我们在适当引进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应该探索出适合我国自身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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