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

论清末民营出版业的崛起

看卓才让

看卓才让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810000

摘要本文笔者从新闻出版、翻译出版、教科书出版、小说出版等方便阐释了出版业的崛起。

关键词新闻出版翻译出版教科书出版小说出版

出版作为古已有之的行业，它在近代时期的转型，本文笔者从新闻出版、翻译出版、教科书出版、小说出版等方便阐释了出版业的崛起。

1872年是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报史上最悠久的《申报》。美查为了将其家业“盘大”，利用申报馆的印刷能力，由报而刊而书，从事书刊的出版，先创办《瀛寰琐记》等刊物，后又成立点石斋书局石印书刊。其间为了扩大发行，又成立申昌书画室(后改名申昌书局)专事销售，并在北京、南京、汉口等地广设申昌分号。点石斋是第一家通过商业手段把石印出版做大做强的出版企业。它1884年5月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别开生面地采用以人工绘画再石印的方式，嫁接美术与新闻，并重时事与新知，广受读者欢迎，销行长达15年之久，堪称中国早期画报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代名刊；它石印的《康熙字典》等图书，获利丰厚，引发了国内民间资本纷纷自设书局，开始了大规模石印图书的热潮，并由此拉开了民营新式出版的序幕。因而，从书刊出版史的角度看，《申报》的创立，同样意义不可忽视。

19世纪80年代初，又有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的创立，成为与点石斋齐名的鼎足而三的三大石印书局。同文书局为寓沪广东人徐润兄弟创办，有石印机12部，雇工500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它所石印的诸如《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等巨著，都堪称为当时出版界的大手笔，而它在印刷这些大部头时所采用的股印办法，又开创了后来民国时期图书预约出版的先河，因而在近代出版史上，同文书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有学者把同文书局列为我国近代私营出版业诞生的承先启后者之一，确有其史实上的依据。

在三家大书局带动下，石印书局由上海而全国，迅速地扩展开来，据《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书著录，从清末到民国，全国各地采用石印技术印书者多达上百家之众。

以技术革新为特征的民营石印书局，虽然也利用石印的便利，翻印了一些西学书籍，编成诸如《西学自强丛书》、《西政丛书》、《质学丛书》、《西学大成》之类的丛书，但总的来说，出版物内容还是集中在传统读物和举业用书上。即便是西学书籍，也主要是翻印而少新刊。新瓶装旧酒，其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对旧传统出版的挤压和替代，而少有新出版市场的拓展与创新。这一切到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突变。

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民族危机的刺激，直接引发了随后数年围绕变法维新为主题的宣传与组织活动，在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鼓荡民气，输入西学，启蒙新知。初期尤以报纸的出版，为舆论开导的急先锋。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创设的《万国公报》在北京发刊。同年11月，北京强学会成立，“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接着《强学报》正式发刊。尤其是同年8月，以汪康年为报馆总理、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揭橥变法图存的大旗，态度鲜明，议论透彻，且文字大多清新流畅，富有激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一时间，报纸出版纷然并起，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这些报纸有的虽不无官方背景，但基本上都属于民间办报性质。

翻译出版是传教士们最早涉及的领域，一直是新式出版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出版门类。到清末最后10年，翻译出版物数量更是成倍增长。有人作过统计，从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洋书籍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梁启超曾对当时翻译作品的盛行状况，有这样生动的描述：“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

在教科书出版方面，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末，就有南洋公学、无锡三等学堂等编印了一些内容较新的教科书，都曾有不俗的销路，但由于事属草创，又未配套，尚未臻于完善。庚子以后，清廷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及时抓住机遇，在吸收了日本教科书的编辑经验，并结合本国特点的基础上，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

小说出版原本就是明清时期主要坊刻图书品种之一，但真正揭开中国小说出版史新篇章的，则是在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这一主张因与时代主题契合，而很快一呼百应。小说的地位从文学小道的边缘向“文学之最上乘”中心移动，其表征则是小说出版的蔚为壮观。时人称之为：“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颉颃；然就中国论，果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根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一书的统计，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就有1145种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前此250余年出版的小说总数。而据陈大康的统计，在1840－1911年的72年间，共出通俗小说1653种，文言小说99种，翻译小说1003种，共计2755种，其中1903－1911年9年中就占到2377种。清末新政时期，以小说社命名的书_局至少在32家以上，同样以小说命名的刊物也至少在20种以。正如清末教科书出版的气象一新，是以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为前提一样，小说出版的风起云涌，则是以城市市民群体的快速增长为基础。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的相继开放，和近代工业化的逐步展开，带来了都市化进程的加剧和市民阶层的增多，而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市场的小说出版，也随之繁荣，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阅读口味的变迁，逐渐远离了它的政治意味，越来越向通俗化方向发展。

以上这些无形中为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的接受与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途径，由此展现出来的新书刊出版市场，是民营出版业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商业前提。当然，清末民营出版业崛起的时代因素中，出版市场的扩容，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他如著、译队伍的壮大，版权制度的建立，经营管理的创新，出版观念的转变，政府政策的导向，交通条件的改善等，都是出版近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合力因子。